简介
人生就是长久的迷茫和瞬间的顿悟 ：当一个人为自己的人生做出决定时，或摆脱随波逐流的惯性生活时，立志追随毕生的榜样时，或只身一人在他乡异国时，或听一曲优美的旋律被震撼触动时，或坚定地用行为贯彻心中道德准则时，都会使我们从生命的曲折昏暗中抽离，看到另一个更明亮的世界。
作者介绍
[加]加博·塞普雷吉 著
拉瓦尔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多米尼加大学学院和圣博尼法斯大学前任校长。
郑露荣 译
江西人，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专业。心理学书籍译者。
部分摘录：
做决定就是选择一种可能性而放弃另一种可能性的行为。事实上，在生命的每一刻，我们都在各种可能性中寻找自我。在我写下这些话之后，我可能会继续写作，可能会停下来思考我该写些什么，也有可能会去散步。当我坐在办公桌前对自己的未来进行规划时，我内心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可能性。换句话说，即使我没有有意识地表现出每一种可能性，我与这些可能性之间也存在着现实的联系。通过面对和评估即将到来的可能性，我可以走入现实的未来；通过选择其中一种可能性，我可以掌控现实的现在，通过有意识地审视已实现的成就，我就回到了现实的过去。因此，我个人成长的时间性是由即将到来的可能性，借由我的行动而实际实现的一些可能性，以及已经实现或被抛弃的可能性构成的。未来的可能性，实际的现实以及过去的成就相互决定，相依相生。比如我来到湖边的行为开启了我会下湖游泳的可能性，看到湖另一边有个许久未见的朋友的可能性催生了我会游过这个湖的行为。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可能性都对当下的行为发挥作用，引发了游泳和与朋友共享美酒等后续行为的实现。
当我从一种实现过渡到另一种实现时，我的可能性和已达成的范畴都在不断变化。我把这些可能性看作一种扩展和收缩。健康的状态会开启各种可能性，患病的状态则会使可能性受到限制。在我健康的时候，时间的地平线是开放的，在我生病时则是封闭的。这种开放让我忘记了顾及我的身体，当我专注于要承担的任务和事物时，它便默默地被越过去了。直到明白生命有终结，才让我意识到我的身体是一个需要被现实照顾和关注的。在年轻的时候，我的成就明显比年老时要小，它们的意义也有变化，这取决于我的行动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未来的可能性。例如，移民到一个新国家与作为游客访问一个国家相比，将对我产生的可能性就有不同的影响。
我们通过行动来掌控并实现各种可能性。例如，暂停写作或阅读，去散步或泡一杯茶。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行为都遵循习惯、风俗、行为准则、社会惯例或法律条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在做决定，只是在做我们该做的事。当我们坐进车里，开车去上班时，我们不是为了到达目的地而决定准时出发并使用这种交通工具。我们只是在遵循一种例行习惯，完全不会去考虑其他选择。社会学家将之称为人类行为的习惯化。这是一种专业而不费力的复制。习惯化的行为让我们从有意识地做决定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如果由于一些无法预见的原因，我们遇到了阻碍（由于事故造成严重延误），就会反思如何更快地到达目的地，或者如何改变接下来的计划。我们会仔细研究当前的形势，在考虑了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后，我们也许会改变这一日常行程，但我们也不是在做决定，我们只是在遵循习惯或习俗，而没有认真思考我们所做的选择。
但是当我们不能再依赖于一种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习惯、习俗或法律时，我们就会做出决定。此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个人规则或制度规定的领域之外。接受多数人的指令或服从由体制或社会传统所制定的常规，显然不等于做决定。赫尔曼·卢培（Hermann Lübbe）说过：“决策的逻辑就是例外的逻辑。”[16]在进行决策时，通常决定我们行为的性质、特点和目标的抽象规范、规则和指导将不再适用。因此，当面临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决定的具体情况时，我们就又回到了只能靠自己的境地。如上所述，我们认为做决定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一种可怕的经历，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自力更生的责任，我们要走出可靠的生活社交圈，陷入一种孤独的状态之中。我们无法依靠人或物来为我们行为的方向提供可信的指导，也无法对我们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清晰的认识。“不可避免”一词，要求我们做到更加准确无误。在某些情况下，被排除的可能性就是在给其他可能性留下考虑的余地。如果我们决定抓住其中一种可能性，我们做的决定就是在否决其他的决定。
当然，我们的决定并非完全武断或反复无常。决定经常是基于动机，但也有例外。我们选择走左边而不是右边是有原因的。例如，当我们在森林里或是在人生的丛林里迷失，又没有指南针的时候，做出的决定可能并不依赖于动机。动机是我们做决定的基础或出发点，当有人问我，或者当我问自己为什么决定成为一名音乐家时，我可以为我的决定提供一个解释：因为我热爱音乐，音乐可以让我表达自我，或者我设想在乐团里演奏能有一份好收入。动机不仅使我的决定合理化，也为我的决定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但这个动机并没有消除其他相互竞争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会促使我从事另一种职业。当动机缺乏明显性和明确的强制力时，当它们无法一劳永逸地消除我的犹豫时，我们就需要进行决策。一个迫在眉睫的决定可能需要对我所有的理由进行审视，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我有时会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因此，最终的推动力必须来自我个人的倾向和对理由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