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所有凶手都认为死亡就是结束，但法医却能跨过生死界限，聆听亡者的证词，揭露隐秘于黑暗的真相。
※英国首席女法医45年奇案实录，带你见证法医从不受重视到缺一不可的巨大变革。
※37个真实案件，还原真实法医现场，从真实的案件当中感受现实的法医工作，一步一步破解谜团。
※比小说更令人着迷的“法医”职业纪实科普，约克郡开膛手案、戴安娜王妃车祸事件、黑人学生被杀案，法医的工作不只是解剖尸体。
※有温情的送别，有悬疑的刑侦，有惊悚的罪案，也有对于死亡的深入思考。作者用自己的法医人类学与解剖学知识与对死亡充满敬畏的心，为我们书写了关于死亡的别样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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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寻找真相的非凡故事，一部法医领域的发展史。
横跨多年的悬案，从“只能排除，不能确定”到精准完善的法医技术；从最初的法医助手到创立法医服务公司的合伙人；从不受重视到缺一不可的法医职业发展。
安琪拉·盖洛普以自传体的形式，叙述了自己非凡职业生涯的同时，介绍了她一路参与过的复杂棘手的刑事案件，用45年的法医经验再度剖析知名经典案件谜团，推动法医学领域的变革。
这不是充满戏剧性的犯罪小说，但其简洁明了的案件描述、真实详细的调查过程、通俗风趣的语言表达，让这本书更加引人入胜。
作者介绍
安吉拉•盖洛普（Angela Gallop）
英国法医联盟首席执行官，诺森比亚大学客座教授，英国法医协会前主席（2001-2003），法医注册管理委员会创始成员，世界杰出的法医科学家之一。曾任职于英国内政部法医科学服务中心，之后创办了一系列独立的法医科学公司。作为著名的冷案调查专家，她带队为许多最具挑战性的案件找到重要证据。从业45年来，推动了英国司法部门的变革，为法医科学做出杰出贡献。2015年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简•史密斯（Jane Smith）
英国最成功的执笔作家和文学经纪人之一，作品包括小说及回忆录和传记等非虚构类，代表作有《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最畅销回忆录《贩卖》及诸多国际畅销书，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
译者简介
王小可
南开大学文学博士，资深翻译。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硕士生导师。因翻译《欢乐之家》获天府翻译奖，另译有《章鱼星人》等二十余部译作，并在英文刊物大量发表余华、王小波、冯骥才等名家作品英译版作品。
蒋蓉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硕士，在文学、文化、旅游、工程等领域有较为丰富的翻译经验。
部分摘录：
一份不适合女人的工作：意想不到的事业选择
哥哥乔纳森坚持认为，我从九岁开始就对犯罪研究感兴趣。那时候，我经常央求爸爸给我买《世界新闻报》和《周日人物》。而且每个星期天的早上，我都会和爸爸一起去报刊亭，长大一些之后则和乔纳森一起骑车去。我确实对报纸上的犯罪故事非常着迷，但最吸引我的其实并不是那些故事，而是可以吃到巧克力薄脆饼干。老实说，我后来成为一名法医学家纯属偶然。
从植物开始的研究 还记得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梦想着要当某一领域的科学家。那时，我住在牛津市外的一个村子里，一度在地窖里捣鼓化学仪器，做各种化学实验。当时我的志向尚不明确，但多少因此受到了一些影响。然而，如果我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勉强考上高中的话，这个志向可能永远都成不了现实；也正是在高中阶段，我对植物学产生了热情。
我和乔纳森、大卫一起长大，在我的五个兄弟中，他俩的年纪和我最接近。因此，我习惯并享受与他人相处。我十六岁之前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主要就是因为忙于搞校园社交。
一位慷慨的伯祖母为我交了学费，供我就读海丁顿女子中学，但我对那里的课程几乎完全提不起兴趣。要知道，我在上高中之前基本没怎么做过作业。我的大部分成绩单上都有类似的评语：“要是安琪拉再努力一点就好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优秀的植物学老师汤普森女士，她点燃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让我变得积极好学。若非如此，我也许将终生碌碌无为，更不会成为一名科学家。接下来，我通过了所有的高考科目，包括化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现在改名叫植物科学），考上了谢菲尔德大学的植物学专业。
毕业后，我原本有机会继续留在母校攻读博士学位，但我那时正忙着结婚的事儿，便放弃了读博机会，之后便和我的新婚丈夫彼得·盖洛普一起回到了英国南部。我在牛津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实验员后，转了个专业读博士，主要研究的是海蛤蝓。
我对海蛤蝓感兴趣的原因和对植物着迷的原因一样——被它们的内部运作机制所吸引。当你把整个过程拆开来看时，这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植物的根从土壤里吸收水分和矿物质，然后将它们传输到叶子。叶子的绿色物质（叶绿素）接收光照，进行能量转换，同时转化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产生养料，使植物能够茁壮成长。我研究的这种海蛤蝓也会使用叶绿素，它们可以从某种特殊的海藻中吸食叶绿素，在体内通过一定机制生产出糖分。这项研究听上去颇具价值，因为它也许能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解决食物危机。我也因此申请到一笔项目经费。在接下来三年的时间里，我在怀特岛郡的本布里奇城沙滩上度过了很多开心的时光。我那辆菲亚特500迷你车上总是装载着一些大号容器，里面装满海水、海藻以及我收集的迷人小生物，以便我带回牛津去研究。
然而，到了研究的最后阶段，开始写论文时，我却意识到以下三点：我手头的研究不大可能解决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食物短缺问题；我多半找不到一份全世界就那么六七个人感兴趣的工作；我其实还是想做一些更实用、对大多数人来说更重要的事。
决定终生的事业 那么，这辈子我到底该做什么呢？这自然也成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和朋友们谈论的话题。1974年夏季的某天，我正在图书馆，好友斯图尔特·米利根递给我一份报纸，说道：“安琪拉，这可能是你感兴趣的东西。”斯图尔特用圆珠笔在一则广告上画了个圈，那是内政部法医科学中心正在招人的信息。此前我从未考虑过法医学，但它的确能归入我心目中的“实用”范畴，于是我决定试一试。我先向导师大卫·史密斯教授说起这件事，他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好朋友和好顾问。他对我说：“这类工作很抢手，去应聘的人很多。所以，尽全力去试试吧，不过别抱太大希望。”
我的丈夫刚决定去上律师培训班，我们又有一堆账单要付，我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去投递简历。出乎意料的是，我得到了面试的邀请。
面试时我尝试说服面试官，自己有能力从海蛤蝓领域跨越到犯罪领域。但我心知肚明，这番说辞会葬送求职的希望。所以我对自己感到生气，怪自己没提前做些准备，否则就不用在听到“对一辆可能装着赃物的货车，你可以追踪什么线索”之类的问题时，搜肠刮肚，苦苦挣扎了。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很多科学知识，但是似乎没有一个能与我当时绞尽脑汁想表达的内容相关。幸运的是，他们看上去并没有觉得我的回答一无是处。面试后不久，我就收到一封邮局送来的信，得到了高级科学干事的职位。
我可以从全国八家法医科学中心中任选一处去报到。那时彼得正在法学院读书，并且可以在获得资格后灵活决定他的最终结业地点，所以我在哪儿工作都行。最后，我选择了哈罗盖特市实验室，不远处就是谢菲尔德——我在那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大学本科生活。1974年10月24日，我在哈罗盖特市实验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不想第一天上班就迟到，于是早早来到上班地点——那是一栋位于郊区的气派壮观的大房子，周围绿树成荫，尴尬的是，我来得太早了。所幸那天还有人比我更早开始工作，他们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并把我带到楼上的实验室。
我走进实验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根晾衣绳。它从空房间的一个角落穿过，上面挂着很多东西，像是染了血的衣服。我坐在凳子上等待其他同事来上班时，又注意到了实验室的凳子虽然表面一尘不染，但细看之下却沾染着一些不祥的棕红色污渍。我正要琢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门突然打开了。我跨界到法医学领域的第一个工作日就此拉开序幕。
短短几个小时，我已经被介绍给了很多人，又听人介绍了一大堆测试的类型和技术，简直被搞得晕头转向。在那天的一群人中，有一个说话怪异的人，他是实验室指导员伊恩·巴克利博士。我现在都还记得他指导我说：“要用满满一茶匙的证据来进行描述。”这话在科学背景下显得非常古怪，但他紧接着解释说，用这种方式表达所需证据之多“才容易让外行人理解”。这样听起来还算有点道理。直到后来，当我到法庭上出示证据时，才发现巴克利博士的描述方式有多么实用。因为在我用“毫升”来表达容量时，陪审员和其他没有科学背景的人对此却完全没有概念。随后我还发现，巴克利博士其实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且一心投入工作，很少请假。我们常常说，要是发现巴克利博士上班时穿着拖鞋，你可别以为他是在怠工，人家那是选择到工作场所来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