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美国建国以自由理想为根基。然而，自由与奴役如同连体婴儿，在美国革命领袖高呼自由和尊严的同时，奴隶、美洲印第安人和妇女却被笼罩在从属地位的阴霾之下，他们被奴役、被剥夺财产或只能从事低等工作。这就是美国自由的两面性。
如今，自由不仅没有得到普遍化，反而被经济利益和国家权力所吞噬。不同阵营的力量正在撕裂美国社会，自由已成为名存实亡的政治口号。
一个激动人心的修正主义故事，重新诠释从殖民地时期到现代的美国政治传统，从而真正理解种族关系、移民、总统制和民粹主义等问题。
作者介绍
阿齐兹•拉纳（Aziz Rana），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政府学系博士，纽约州律师协会会员。主要研究美国宪法和政治发展，尤其关注自美国建国以来，种族、公民身份和帝国观念的转变如何塑造了美国的法律和政治认同。曾在《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加利福尼亚法律评论 》《得克萨斯法律评论》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并在《纽约时报》《卫报》《波士顿评论》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新闻媒体上撰写评论或开设专栏。著有《美国自由的两面性》《美国宪法地位的上升》。
【译者简介】：
王传兴，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法学博士，长期从事美国政治与对外战略等教研工作，译著有《右翼美国》《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等。
赵丽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2018级）。
部分摘录：
中文版前言 《美国自由的两面性》能够拥有新的读者群，实在令人激动不已。我非常感谢同济大学王传兴教授和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赵丽娟同学在翻译此书时所做的大量辛苦工作。如果没有他们，这一切都将不会发生。本书受到21世纪伊始一项对美国的具体调查分析所激发。那时的美国享有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而且今日依旧如此。然而，美国这一超凡卓绝的全球地位，却受到以民众不确定性和渴望发生基本变化为特征的国内公共生活的牵制。虽然政治家们充满仪式感地引用像自由和民主之类的词汇，但关于这些词汇的含义是什么、以及如何使之得以实现，他们的语气却是含混不清的。就像我在本书的导论中所写的那样，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由于缺乏实质性的自由理想，美国设计权力针对的目标已将安全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并陷入经济政治规则等级制形式的窠臼之中。这一切最明显地体现在公司地位的加强和扩张性行政部门的崛起。” 1
本书即是为了解这些发展的意义而做出的努力。在探究美国自由与美国权力之间关系的转变中，我对美国的宪政发展提供了全面的重新阐释。这一重新阐释将集体经历置于全球比较历史的背景之中。具体而言，就像类似的殖民化实验一样，如英国人在爱尔兰、南非和澳大利亚，欧洲犹太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或者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我认为美国最初的开端和政治根基，首先是作为一个定居者社会。这一定居者架构产生了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果将以下二者联系在一起：对内部自由和成员身份的丰富叙述，以及外部的帝国从属模式。
这样的国家起源体现的不仅是一个遥远的排他性征服时期，虽然它们应受谴责，但却对当前的实践无言以陈。相反，它们确立了我称之为定居者帝国 （settler empire）的宪政机制，这一机制为美国人的生活提供了三个多世纪的政治主权和法律权力的基本叙述。事实上，当今的困境在许多方面源于这些困难，即美国已经在建设一个去殖民化的后定居者社会，这个社会在扩大社会成员身份、对在国外使用美国警察权严加控制时，能够保持经济独立和政治参与、内部充满活力理想。
当我的这本书最初出版时，美国正享有与当下截然不同的政治契机。实际上，那时存在着这样的乐观主义，即在《美国自由的两面性》一书中所表达的担忧已最终得到解决。贝拉克· 奥巴马，一个有着肯尼亚血统的多种族背景者，刚刚当选为总统，许多评论家和普通选民都把这种经历看作有点像数代人的行动主义和斗争达到了最高潮。对无数的美国人来说，这个国家终于践行其诺言、完成其自身的自由平等事业。不到十年之后，同样是这些评论家和选民中的许多人，不明白他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据称接近于后种族社会的国家，现在怎么能由一个公然贩卖种族主义和厌恶女人言论的人来统治？虽然本书成书时间更早，但从许多方面来说，却可以将它解读为理解以下事实所做的努力，即唐纳德· 特朗普和贝拉克· 奥巴马是怎样完全成了美国的产物。
本书也与我过去曾描写，而且现在依然坚持认为的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当政那些年里的政治局限观点一脉相承，即美国国家精英们未能克服以下两个方面给这个国家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美国的全球权力，以及并非与此不相关的国内政治经济自由的衰落。在我看来，这些局限为邪恶的右翼民族主义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在美国，有意义的民主与美国变异的资本主义之间总是存在张力。在美国的全部历史中，通过剥夺原住民的财产和种族化的经济奴役，换言之，通过本书详述的殖民事业，这一张力基本得到了解决。
这也意味着有许多美国的伟大斗争致力于以更人道的政治经济取代资本主义，但恰恰是因为成员身份问题而受挫。例如，19世纪六七十年代重建时期的激进派，19世纪90年代的平民主义运动，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以及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点的黑人长期为了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无不强调需要追求使经济正义普遍有效的政策。然而，所有这一切都面临强大的反对势力，他们狭隘地界定成员身份，恢复内部人与外部人的殖民地双重性。在此过程中，阶级团结被打破了，种族和经济特权得以保存。
尤其是在社会动乱和危机时期，排他性政治已成为分裂跨种族和有阶级意识的联盟、削弱与主流经济秩序的任何直接对抗并使自由事业倒退的反复出现的手段。回到特朗普身上，如今我们明白，这种动力又一次在围绕移民、种族、性别和伊斯兰恐惧症进行辩论的背景中出现。但是，特朗普的崛起也证明，在美国，最终打破仇外和缩减循环圈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群众政治来处理资本主义与帝国之间根深蒂固地交织在一起的问题。而如果说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当政岁月的局限性为特朗普打开了方便之门，那它也加强了完全致力于这些目的的全国新运动。
本书显然是有关美国的具体事例，但却是作为比较研究而写的。我有意识地使用那些被发展出来的理论工具，尤其是那些定居主义理论工具，来了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这种方式，我认为这部作品提供了一个与研究许多国家的经历相关的分析框架，它完全不限于研究美国的经历。本书也是对全球大国陷阱的考察。这就是我选择沃尔特· 惠特曼的伟大诗作《从加州岸滩面西而望》中的语言，作为整本书题词的原因：“我已漫游很久、漫游在世界各地/现又面对家园、愉悦而欢乐/（可很久以前我在何处启程？/且因何故而依然未曾发现？）。”
《美国自由的两面性》应作为对任何一个新兴强国中的人们的警示故事来阅读，警告他们严肃地思考帝国的道德、精神和物质成本。几乎每一个大国，都认为自己是个异于对手或其历史上同侪的真正例外，并认为唯有自己才能够使其利益与世界利益融为一体。但事实上，这些大国相互之间，及其与历史上的同侪之间，总是具有比它们的领导人愿意承认的远多得多的共同性。如果说美国人如今才迟迟面对这一事实，那么他们却并非已经不得不—— 并且将不得不—— 应对帝国影响的唯一的人。
阿齐兹·拉纳
纽约伊萨卡
2018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