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命运是否早已被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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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传》作者
迪迪埃·埃里蓬切身之作
出版后即在《世界报》《自由报》等知名报刊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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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引发强烈共鸣的自我剖析之作
一部探讨底层民众成长困境的社会批判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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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知识分子如何与原生阶层 和解？
不再将问题归咎于家人与心理创伤
而在教育制度、阶级差异中反思社会对人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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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自己改变自己的劳作”
却在为更多贫困者寻找反抗的可能
? 编辑推荐
◎享誉国际的当代著名思想家，反思自身出身背景和成长轨迹
作者为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已出版十几种著作，多部作品被认可为经典，也包括此书。这本书介于坦白和反思之间，既是一部个性化的学术著作，也是作者结合自己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讲述的故事，在研究者眼中是学术讨论，在普通读者眼中，是深入浅出、令人共鸣的回忆录。目前该书已由德国著名导演托马斯·奥斯玛雅（Thomas Ostermeier）改编为同名戏剧。
◎关注阶级固化问题和边缘群体，以实际案例为依据为努力生活而奋力抗争的人发声
父亲死后，作者回到阔别三十年的家乡兰斯（Reims），并重新反思了自身过往经历、家乡及其周边地区的境况。从家人、家乡工人阶级民众的生活，女性长辈被剥夺的权利，到兰斯这一区域的被边缘化，相对主流文化而存在的“亚文化”……迪迪埃·埃里蓬关注的是阶级壁垒中下平民阶层的生活，是“被侮辱和损害的人”，是使他们获得“启蒙”的可能。
◎反思学校教育在社会对人的塑造中扮演的角色，致力于审视教育系统施加的社会指令
从父辈的教育经历到自己的教育经历，埃里蓬致力于冷静反观学校教育与社会秩序的“合谋”。从大批辍学的孩子，到无法融入校园文化而反叛、加入“亚文化”群体的孩子，埃里蓬说：“教师们已经尽其所能！……他们能改变的东西太少了。”学校是社会的战场之一，阶级的壁垒也存在于校园文化之中，埃里蓬致力于打破隔阂，探寻新的可能。
◎从“小家庭”到“大世界”，剖析了权力与抵抗的多种形式
从因无法完成学业而懊怒一生的母亲，有暴力倾向、总是大喊大叫的父亲，到把孩子们丢给孤儿院的外祖母，作者重新理解了家人的处境和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缺失的原因。由此，他也看到了家乡误入犯罪歧途的青少年、在阶层固化中放弃学业的工人们……社会如何塑造着底层民众，底层民众又是如何屈从的？作者试图剖析塑造和屈从的机制，重新理解他曾厌恶和逃离的人。
◎结合现实，深入浅出地消化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的理论和思想
喜欢让-保罗·萨特、皮埃尔·布尔迪厄、米歇尔·福柯的读者将会深感亲切，因为作者会满怀激情地讲述自己是如何被他们鼓舞的，他们的理论也将与作者所经历的社会现实融合在一起，产生新的生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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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回归故里》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结合自身经历创作的一部反思性社会学著作。父亲去世后，作者迪迪埃·埃里蓬决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兰斯，重新了解他最初诞生的社会阶层和那群他已经告别三十年的人。他重返过去，回顾家族的历史，回忆童年时身处的工人阶级阶层，回溯了他如何从工人家庭的穷孩子成为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
在这场极为内在又颠覆的心灵之旅中，作者思考了社会阶层、学校教育、身份建立等一系列主题，通过梳理集体决定论中不同个体的命运轨迹，剖析了不同社会环境下，人的“个人选择”是如何被影响、被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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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和媒体推荐
《回归故里》是一部引人入胜、充满勇气的作品，讲述一位法国著名作家如何使复杂的、时常冲突的社会身份与精神身份交汇在一起。
——利奥·贝尔萨尼（Leo Bersani）
这是一本扣人心弦的书，关于压抑，关于抛弃自己的出身，关于重获平衡。
——《美国艺术》
埃里蓬总是会回到他所说的发现心灵生命的“奇迹”中。“毕竟，”他指出，“人们应该学习，阅读令人愉快，书是你能够热爱的东西——这些态度并不是普遍的，实际上与社会条件以及你的出身背景密切相关。”我们这些足够幸运，从小时候开始就能拥有这些的人只能向他致敬。
——《卫报》
“我曾经以为，”迪迪埃·埃里蓬说，“人们可以远离家庭独自生活，可以忘却个人历史以及那些生养自己的人，重新创造自己”——在回顾了那段逝去的历史，并心怀敬畏地对那些他曾经背离的人们致以敬意之后，作者用这段颇具美感的文字陈述着这样一个事实：背离家庭与过去是永远无法彻底实现的。或许真正的“回归故里”并不存在，但至少让我们努力“与自己，以及那个被我们抛下的世界和解”。
——《世界报》
作者介绍
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1953—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史家，法国亚眠大学哲学人文科学学院教授，美国伯克利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客座教授，在哲学、文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已出版十几种著作，很多作品被认可为经典，如《米歇尔·福柯传》《回归故里》《少数派道德》《逃脱精神分析》《亦近，亦远——列维-斯特劳斯谈话录》等，被国际公认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部分摘录：
多年以来，它于我而言仅仅是一个地名。父母在此安家的时候，我已经很久没去探望过他们了。只是出国旅行期间，我会时不时地给他们寄张明信片，来勉强保持这原本就无意维系的关联。当我在明信片上写下这个地址，我会自问，他们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不过向来止步于好奇，从未真正前往。当我和母亲进行每个季度一到两次（时常次数更少）的通话时，她总是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闪烁其词，以太忙为借口，并保证过一段时间就去探望。其实我无意履约。从家里逃出来之后，我没想再回去。
直到最近，我才初识这个叫米伊宗（Muizon）的地方。如我所料，这是一个“城镇化”的可笑案例——一片被耕地包围的城乡结合部。经过数年的变迁，这类地区发生了某种质变，我们不知该称其为乡村，还是城郊。后来我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里的居民还不超过50人，那时人们住在一个教堂周围，这座教堂最初建于12世纪，在几乎摧毁法国东北部的数次战争中幸免于难。在东北部——这个被克劳德·西蒙①称作拥有“特殊身份”的区域，城市和乡村的名字起得像“战役”“兵营”“轰炸突袭”，或者“大型公墓”的近义词。今天，这里有超过两千居民，聚居区一边是“香槟之路”，不远处便是一片种满葡萄的山坡，小路蜿蜒而上。另一边，是死气沉沉的工业区，属于兰斯郊区，离小镇大约15到20分钟车程。街道是新建的，路边的房子一栋挨一栋地排列着，都一个模样。这些住宅大多是社会福利房，租户都不是什么有钱人，或者干脆说是穷人。在过去将近20年里，我的父母住在这儿，我却从没来过。直到母亲将父亲转移至一家阿尔茨海默病疗养所（之后父亲没再离开过那里），我才来到这个“村子”（能怎么称呼这个地方呢？）和他们的小屋。母亲尽可能地延迟这一天的到来，但面对父亲带来的威胁（一天，他拿着菜刀追着她跑），满身疲惫和恐惧的母亲终于屈从于现实：再没有其他办法了。父亲一走，回乡探望，更准确地说是完成我过去未能下决心完成的回归之旅，变得切实可行。我可以重新找回这片“自我的空间”（热内②会这么说），这个我曾极力逃离的地方：一片我曾刻意疏离的社会空间、一片在我成长过程中充当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间，也是无论我如何反抗，依然构成我精神内核的家乡。我回到家，看望母亲。我开始与母亲和解。或更准确地说，与自己和解，与从前一直拒绝、抵制、否认的那部分自己和解。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多次回到母亲身边，她对我讲了许多话。关于她自己，关于她的童年、青少年，关于她作为人妻的生活……她也提到我的父亲，以及他们的初识、他们的关系、他们所经营的生活、他们曾操持的职业。她滔滔不绝，想把一切都倾吐给我。她似乎有心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把早年间交流缺失引起的哀伤一下子都抹掉。我坐在她对面一边听，一边喝咖啡。当她回顾自己的生活时，我认真聆听；当她事无巨细地讲述孙子们，也就是我侄儿们的各种琐事时，我感到困倦和无聊。我从没见过他们，也不大关心。我和母亲之间重新建立起联系。我内心的某种东西被修复了。我意识到这些年我的疏离给她带来多大的打击。她为此受尽苦头。这疏离对于我，这个主动逃离家庭的人，又意味着什么？根据弗洛伊德对“忧郁”（对于自己排除掉的可能性及拒绝接受的身份，产生一种无法逃避的哀悼）的图解，我难道不是正通过另一种方式，接受着我所排斥的自我身份的惩罚吗？这身份一直在我体内存活着，它就是我身体的组成部分。那些我曾经试图逃离的东西，仍然作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延续着。或许在这里使用社会学的概念比使用精神分析学的概念更加合理，因为“哀悼”和“忧郁”这样的比喻虽然简洁，但存在不妥之处，且具有误导性：即使我们成年之后所处的生活环境相较童年时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使我们极力排斥过去，童年的生活轨迹以及社会化的方式依然会持续地发挥作用，因此，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也就是我们曾离开的环境，此处应进行广义上的理解），总是一种指向内心的回归，一种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包括我们主动保留的那部分自我以及我们否定的那部分自我。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东西浮现脑海——我们希望已经摆脱、但又不得不承认它们造就了我们的个性的那些东西，即徘徊于两种身份认同时所产生的不安（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看似无法相融，但又时时刻刻共存于我们体内）；借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③那漂亮而有力的说法来描述，就是一种“分裂的习性（habitus clivé）”所引起的忧郁。奇怪的是，当我们试图超越，或者至少是安抚这种情绪时，原本分散而隐蔽的不安感反而会不可抑制地浮现出来，忧郁感也会倍加强烈。事实上这种感觉一直存在，只是我们在特定的时间发现或者说再发现了这些深藏于内心且不断对我们施加影响的感觉。但我们真的能超越这种不安感、压抑这种忧郁情绪吗？
这一年的12月31日，午夜刚过，我给母亲打电话祝她新年快乐，她对我说：“医院刚打过电话。你父亲一小时之前去世了。”我并不爱我的父亲。从没爱过。我当时知道，父亲只能活几个月了，病情加重后就只有几天了，可我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再说，有什么用呢，他已经认不出我了。其实我们互不相认已经很久了。在我少年时期，我们之间就存在着一道鸿沟，随时间推移，鸿沟不断扩大，以致后来我们形同陌路。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保持联系。至少我这样认为，或者我很希望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相信人可以脱离自己的家庭，摆脱自己的过去，切断与父母的联系，从而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自己。
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这对母亲来说是个解脱。当时父亲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回天乏术。病情不可逆转地恶化，他无论如何无法再康复了。在医院，父亲只有两种状态，要么痴呆症发作，疯了似的与医护人员折腾，要么在药物作用下（显然，在狂躁期过后，医生会给他开药）陷入长期的昏沉，不说话，不动，也不会吃饭。无论如何，他失去了对任何事物和人的记忆：这对于来探望父亲的姑姑们（其中两个姑姑因为害怕，来过一次后就再没来过）和我的三个兄弟来说是个挑战。而我的母亲，即使需要开车20公里，依然坚持照顾他。这种牺牲精神令人惊叹，因为据我所知，母亲对父亲只有夹杂着厌恶与仇恨的敌对情绪（从我记事起一直是这样）。说厌恶和仇恨毫不夸张。但她把照顾他当作自己的责任。当我问母亲，为什么在父亲认不出她的情况下还坚持每天来医院探望，她重复道，“我总不能扔下他不管吧”，这种照顾已经成为母亲自己一个人的事了。她在房门上贴了一张他俩的照片，她总是拿给父亲看：“你知道这是谁吗？”他回答：“这是照顾我的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