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如何纾困？
中美两国战略性竞争的新趋势是什么？
中国金融、房地产、传统制造业等领域面临怎样的变革？
面对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我们又该如何寻找出路？
本书集结多位国内知名经济、贸易以及金融界权威专家，聚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与增长点，围绕对外贸易关系、宏观经济前景、金融创新改革等话题分享独到观点，全景式解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成果和问题，研判新形势下中国未来宏观经济前景，并从政策制定、产业创新转型、投资趋势、企业管理等层面提供可行的建议。
作者介绍
管清友
知名经济学家，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如是资本创始合伙人。民生证券原副总裁、研究院院长。
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周小川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
部分摘录：
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发展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2001年加入WTO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个阶段中国的发展主要靠拓展外需，我们成了最大的“世界工厂”；第二个周期是金融危机到2016年金融泡沫见顶，这个阶段中国的发展主要靠扩大内需，我们创造了全球最火热的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纪录、最完善的高铁基建网络、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最大的智能手机保有量，我们在很多领域成了最大的“世界市场”；第三个周期是2017年开启金融出清到现在，政策收紧，回归本源，经济陷入一场迟到的出清，金融市场出现爆雷潮。这场出清其实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告别，从历史经验看，出清周期还远没走完，这将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我们分三个部分来讲述这个故事：
第一部分，狂飙的增长：中国经济急速发展的20年。系统梳理过去两个十年，史无前例的外需和内需膨胀，如何让中国经济狂飙突进。
第二部分，注定的告别：中国经济极难的一道坎。分析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和过去相比，我们为什么必然要迎接一场告别。
第三部分，漫长的切换：快出清与慢出清的抉择。告别的过程到底是快还是慢？从国际经验看，快出清和慢出清都有成功与失败的先例，中国最终会走向哪一条路？
狂飙的增长：中国经济“最快”的20年
第一个周期：2001-2008年，激活外需，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制造”加快走向世界，外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这个周期内，中国经济增速从2001年的8.3%一路飙升到了2007年的14.2%，出口增速平均为29%。2001年，出口占GDP的比重大约是20%，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为负贡献，5年之后，这两个数据就达到了近20年的最大值35%和1.9%（2006年GDP增速为12.7%）。从全球视角来看，2000年中国出口金额在全球的占比仅为3.8%，排在美国的12%、德国的8%、日本的7%、法国的5%、英国的4%之后；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和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出口金额的全球占比提升到了10%。
当然，WTO只是一个标志，外需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实际上得益于两个红利：
一个是外部的全球化红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分工逐渐清晰，全球出口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6年的13%提升到了2007年的高点25%，主要原因是：第一，主要经济体的市场机制逐步建立，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的严格限制；第二，信息技术革命爆发，一方面从技术层面支持了全球贸易，另一方面加速了市场分工的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另一个是内部的人口红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快速提升，到2005年几乎已经是全球最高的。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产业来中国投资设厂，比如耐克的鞋在2000-2005年有40%产自中国。
第二个周期：2009-2016年，扩大内需，成为最大的“世界市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引擎开始失速。一方面是外部的全球性经济增长乏力，各国日子都不好过；另一方面是内部劳动力成本攀升，出口竞争力开始下降，出口产业开始向海外转移。压力之下，我们被迫把精力转向国内，开始沿着地产、金融、基建、消费四条线刺激内需，这四个引擎在这几年彻底爆发，推着中国经济继续狂飙。
第一个引擎是地产，点燃地产的是空前的地产刺激政策和家庭部门加杠杆。过去10年，中国人口继续往城市大迁移，城镇化率大幅提升，这是地产走强的基本面。但真正让地产狂飙起来的还是一轮又一轮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刺激政策。《中国工薪阶层信贷发展报告》显示：一方面，政策不断宽松，2008-2009年、2011-2012年、2014-2015年，配合着宽松的货币政策，三轮刺激之后，中国各个城市的房价普遍涨了至少2倍，一线城市的房价更是坐上了火箭，北京房价从2008年到2017年的最高点涨了近10倍。另一方面是家庭部门的杠杆率大幅提升，从2008年的17.9%飙升到了2017年9月的52.6%。经过10年的暴涨，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已经几乎是全球最高的，房价收入比更是全球前三名。2008年之后房地产及其产业链对GDP的贡献率也迅速提升，2013年达到峰值17.8%，远超过美国、日本及欧洲主要国家。
第二个引擎是金融，点燃金融的是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政策和监管自由化。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大央行开始以零利率和量化宽松（QE）等方式进行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政策，中国央行也被裹挟进了这场宽松的洪流，先后进行了三轮货币宽松政策（2008-2009年、2011-2012年、2014-2015年），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7.47%降到了4.35%。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在2008-2017年始终高于美国、日本、欧洲央行，位列全球第一。货币宽松是金融业发展的燃料，但这还不够，相对宽松的金融监管才是真正的导火索。过去10年金融创新跑得比监管快太多，很多新兴金融业务和业态在几乎无监管状态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P2P。2012-2015年，中国涌现出数千家P2P平台，甚至超过了美国，但直到2015年才明确P2P的监管体系。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平台是“裸奔”出来的。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监管环境之下，金融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最高峰时期是2015年。
第三个引擎是基建，点燃这个引擎的是以“四万亿”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加杠杆。原本地方政府不允许举债，但2009年“四万亿”之后，出于稳增长的需求，各地方政府举债的缰绳被彻底切断。中央不让地方政府举债，地方政府就组建了各种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融资，一开始是银行贷款，后来额度不够用了，又开始通过信托做“通道”融资；银监会后来限制信托通道，银行又通过券商、基金子公司等绕开监管。即便如此，2013年中央一查地方政府账本，发现地方债务已高达18万亿元，这迫使中央在2014年发出43号文，规定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脱钩”。但没想到，地方政府很快又找到了新的突破口，2015年之后，数以万亿计的PPP、政府引导基金、专项建设基金暴发式增长，仅政府引导基金的目标发行规模在2017年就高达3.5万亿元，PPP项目库最多时储备了十几万亿元的项目。就这样，以高铁、地铁为代表的基建潮一路狂飙。2009-2016年，中国的基建投资增速平均值约22%，是GDP名义增速的2倍。中国的高铁里程从0飙升到3.5万公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基建大国。
第四个引擎是消费，点燃这个引擎的是居民财富的增长和各种消费补贴政策。地产、金融的膨胀让居民的财富快速增长，再加上政府又先后搞了几轮消费刺激政策，如家电下乡、汽车补贴、购置税减免等，居民的消费需求意愿出现爆炸式增长，中国在很多领域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09年汽车销量超过美国，2012年超过欧盟，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2017年中国的汽车销量达2888万辆，占全球总销量的30%，达到历史最高点。再比如中国的智能手机和应用市场的蓬勃发展，在很多方面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er2019年发布的全球电商报告显示，中国电商市场的发展也遥遥领先，2018年淘宝网交易额达到5150亿美元，天猫交易额达到4320亿美元，位列全球一、二名，第三名的亚马逊交易额为344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