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一个孜孜不倦、充满矛盾和创造伟大思想的人生：为了纪念马克斯•韦伯逝世100周年出版的传记。
他不仅属于现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列，而且也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精神领域中最令人捉摸不定、最充满矛盾的伟大人物之一。作为社会学家、国民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韦伯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他，又是什么给他以动力呢？于尔根•考伯对这个非同寻常、时常处在筋疲力尽边缘的人生进行了探究（在韦伯一生中，许多事情似乎至今依然扑朔迷离），并针对德意志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魏玛共和国之间的巨变时代，为读者勾画了一幅引人入胜的时代图景。
“马克斯•韦伯无条件地面对各种现实，就像克尔郭凯尔和尼采那样义无反顾，但不像这两个永远的小青年，而是作为一个经得起磨难的男汉子。”
——卡尔•雅斯贝尔斯
作者介绍
于尔根•考伯（Jürgen Kaube）生于1962年，最初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等高校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工作，1999年开始在《法兰克福汇报》担任编辑。从2008年起，负责该报的社会科学版面，2012年成为该报副刊的副主编。同年，他被《媒体杂志》（Medium Magazin）授予科学领域年度记者奖。2015年，于尔根•考伯成为《法兰克福汇报》的联合出版人。 【译者简介】 吴宁，北京大学西语系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获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讲师和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中国中心高级讲师，现旅居奥地利萨尔茨堡。译有《西方通史：当前时代》《德意志之魂》(合译)和《技术伦理学手册》。
部分摘录：
伊曼努尔·康德 [1] （Immanuel Kant）曾说，人是“两个世界的市民”。康德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我们人是自由自在的，同时也是身不由己的。在一个世界中，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在另一个世界中，我们的行为则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诸如：不同的社会条件、各种欲望和自然的秉性等。不过，两种世界的市民也可以是历史意义上的。比方说，在人们作为青少年的那个世界，未来似乎是属于“市民阶级”的，而在人们作为成年人走进的那个世界，“市民阶级”所面临的是他们误认为的自我毁灭。倘若有人认为“市民阶级”是历史上的伟大事物，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用强大和懦弱来描述它。此外，假如人们作为青少年成长的那个社会自我定义为民族国家以及自认为是基督教文化，而且20年之后，这个民族国家所面对的各种社会力量对它无所顾忌，基督教文化也仅成了一种微弱的回忆，这时便产生了人们感觉自己是两个世界市民的又一种可能。或者，我们以某种私人的日常生活为例：某人结婚成家的那一刻，不是这桩婚姻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而是婚姻把业已存在的家庭继续传承下去。今天，我们或许会把这种情形称为“人为包办的婚姻”。夫妻的忠诚相守乃是天经地义；若是有人公然违反这一原则，那么她就会像艾菲·布利斯特 [2] （Effi Briest）和爱玛·包法利 [3] （Emma Bovary）一样有要求载入文学史册的权利。于是，若干年后，这位在如此状况下结婚成家的人不仅走进了一个出轨行为随时可能发生以及某些人甚至将充分享受性爱的需求上升到宣言和纲领高度的世界，而且走进了一个将自己的婚姻继续维持下去或是使之破裂的世界。
身为法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马克斯·韦伯就是这样一个“两个世界的市民”。他生活在1864年至1920年间，是他那代人中知识最为渊博的学者，而且是新教主义、普鲁士和家境地位非同寻常的市民阶级精英中的翘楚。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而且，他还给后世留下了数量巨大的著作文献，特别是他未完成的手稿、数十篇科学论文、未发表的文章、公开的讲演以及写作计划等。很多人认为，他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缔造者之一。但是，他在与他人共同创建了社会学学会之后，自己很快又退了出来。在许多人看来，“理性”“价值中立”“去魔法化的世界”等词语与他博古通今的科学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声名显赫的政治思想家。他希望在民主制度的顶端出现一个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并且默默地企盼着在现代社会的夜晚“古老神明的复归”。这两种描述都符合韦伯本人的情况。他生活在民族国家和它的危机的时代，与此同时，他还生活在历史主义的学者群体、各种美学先锋派思潮、工业初创时代和政治极端主义的世界里。
马克斯·韦伯生于1864年。这一年，路德维希二世（Ludwig II.） [4] 登基成为巴伐利亚国王；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 [5] 在巴黎上演了他的轻歌剧《美丽的海伦》（Schöne Helena ）；在卡尔·马克思的领导下，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美国的南北战争鏖战正酣，联盟国一方成功地进行了军事史上的第一次潜艇攻击；“消耗战”一词首度出现；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6] 发表了他的《地心历险记》（Reise zum Mittelpunkt der Erde ）；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 [7] 在他的《忧虑之至》（Quanta Cura）通谕中对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加以挞伐，并以《谬论要录》（Syllabus Errorum）作为补充附件，将言论自由、泛神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冷漠无情皆称为无端的谬论邪说；在日本，正在推行的明治维新想要重新恢复昔日的天皇制度，结束武士阶级的统治，并最终使日本西方化。
1920年，马克斯·韦伯去世。这一年，《凡尔赛和约》开始生效；一个月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 [8] 在慕尼黑的王宫啤酒馆成立；在所谓的卡普政变（Kapp-Putsch） [9] 中，民族主义保守派势力企图推翻柏林的帝国政府；罗伯特·维恩（Robert Wiene） [10] 的《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Das Kabinett des Dr. Caligari ）在影院上映；第一部由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 [11] 和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 [12] 创作的超现实主义作品《磁场》（Die magnetischen Felder ）在巴黎出版发行；最早的几家私人电台开始广播；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3] 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4] 发表了他的关于性欲和性压抑的论文《超越快乐原则》（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第四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举行；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 [15] 首次采用他终生未放弃的几何形体派风格作画；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 [16] 刚刚涉足电影界；列宁发表了《赶上和超越资本主义》（Den Kapitalismus einholen und überholen ）的演讲。
上述这些并非刻意列出的与马克斯·韦伯生平年代相关的事件，形象地展示了韦伯所生活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特点是：世界还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其中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今天不仅将其称为“全球化”，而且还错误地认为，这些都是全新的事物。工业资本主义正经历它发展的高峰期，电报、没有风帆的蒸汽轮船和电的使用等技术发明扩展了人们的空间和时间概念。很快，地图上只剩下了南极和北极地区两个“空白点”。影响巨大的意识形态——自然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在形成，技术的乌托邦思想纷纷登场，同时代的人亲身经历了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政权的兴起。与群众民主、划分为不同学科的科学研究以及教会的世俗化一道，资本主义表现为改变世界面貌的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与此同时，各种五花八门的社会实验方法和文人墨客的所谓“项目方略”也试图另辟蹊径，逃避世界。一些未知其名和各自为政的帮派势力推动社会变革的车轮不断前进，从而在许多人那里唤起了采用暴力手段重新驾驭历史的欲望。
在马克斯·韦伯出生和去世的这段时间里，德国——韦伯对德国社会做了大量的深入思考——对这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韦伯出生之时，大约3700万人生活在这块若干年后名曰德意志帝国的土地上，其中三分之二居住在人口低于2000的村镇里，居住在10万人以下城市中的老百姓甚至不到200万人。当他去世之时，德国尽管在世界大战中遭受了人口损失，并且被西班牙流感夺走了许多生命，东部和西部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了波兰和法国，人口却增加到了6200万。其中，有1500多万人生活在大城市，仅有三分之一生活在人口低于2000的村镇中。1864年，若以美元计算，德国全国的工业产值是4.92亿美元（英国为11.2亿美元），到了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lalismus ）发表的1905年，德国工业产值达到了24.8亿美元（英国为28.5亿美元）。通过比较即可发现，这些年中德国的发展何其迅速，并且后来居上，成了一马当先的工业革命国家。在韦伯出生之年，普鲁士20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是0.5%，在他去世之年，这个数字翻了4倍：1864年的大学生人数约为7000人，韦伯入学时，人数不到18000人，当他去世时，人数已达63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