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美经济战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加快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转型的迫切性。作者在书中创造性地将演化发展经济学、现代货币理论、世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结合在一起，十年磨一剑，有力批评了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基本观点，深入反思了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揭示了我国经济领域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源，阐明了 “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原理和实施机制。围绕这一战略，作者提出并详尽论述了一系列密切关联、自成体系的政策建议：
——通过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改革，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即在核心技术创新、新基建、中国版绿色新政、乡村振兴战略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之间逐步形成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
——逐步减少并最终取消出口退税，实施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新战略，出口中高端产品并进口中低端产品，大力实施民族企业进口替代。
——国内经济一体化比国际经济一体化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
——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以开发中西部为重点，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
——内部改善：在畅通国内流通体制、取消高速公路收费、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等内部环境的改善上痛下苦功。
——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与企业赢利的提高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国内大循环。
——将月收入千元的六亿人的收入增长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作为解决廉价工业制成品出口危机的根本性措施，并发挥政府“最后雇主”的职能，实施就业保障制度。
——保护货币主权就是保护国家财政主权，改革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运用财政赤字应对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构建新一代国家创新体系——核心技术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实施“外围包围中心”的“不对称全球化”新战略。
——不要急于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建立政府采购的自主创新体系，掌控国内市场，回购部分资源型外资企业。
作者介绍
贾根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思想史、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科技政策、经济史、财政金融与宏观经济学等。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中国代表人物，“新经济思想史”和“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创立者。自2009年以来倡导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保护民族产业、主权信贷、内需主导、智能工业化、国家作为创新的发动机和不对称全球化。
部分摘录：
众所周知，2018年中美之间发生了剧烈的贸易摩擦。但截止到本书导论写作时的2019年2月底，由于我国同意增加从美国进口，承诺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并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农业、服务和货币等方面与美方达成有限共识，跌宕起伏的中美贸易摩擦似乎将要渐趋平息了。但在笔者看来，中美经济战的形势却日趋严重了。正如笔者2019年1月16日在网络上发表本书第二十章内容时撰写的后记中指出的，“从2018年7月18日提交应约内参后，我不再关注中美经济战问题。此后，我研究了四个半多月的经济思想史，12月初正打算写一组四篇论文，但中美经济战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了（与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缓和了相反），因此，我当机立断，在12月5日停止经济思想史论文写作，重拾该问题的研究”，从而撰写了作为本书第二十章内容的《征收高出口税：中美经济战出奇制胜的“杀手锏”》。
在过去的十多年，笔者一直呼吁中国经济的大转型，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经济面临着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的重大历史挑战，那么，中美经济战更加凸显了加快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2018年12月1日以后的中美贸易谈判可以看出，美国是以不再将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2]的关税率从10%提高至25%，作为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条件。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中再次遭遇重创：如果不是我国对美大量贸易顺差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美国就不可能以此作为要挟，对中国国内经济事务进行无端的干涉。正如笔者早在2010年就已指出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空前的危机，低端产品出口的大量过剩遭到了许多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任意宰割，日益暴露出它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严重损害和失去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严重弊端”[3]。正是这种“失去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严重弊端”使我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再次受制于人，事情的这种发展及其后果证明了笔者判断的正确性。
正是因为上述判断，笔者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就呼吁“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4]。在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缺陷进行研究后，笔者在过去十年中对我国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相关理论和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本书除了最后三章，其余都是从中美经济战爆发前发表的相关论文和提交的研究报告中精选出来的。[5]在笔者看来，这些论文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中美经济战爆发后，愈益显示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例如，提出了大力发展高质量生产活动、贸易平衡和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战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略主张等。
又如，笔者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就写道：“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它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只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而对劳工不利的状态：工作外包和廉价商品对本国产业的冲击已经成为美国中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下降和失业的直接原因。”[6]在该篇论文中，笔者预测了美国将对中国实施保护主义和全球化即将发生逆转的历史趋势，并发出如下警告：“我们应该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企业国籍不再重要’等诸多论调进行深刻反思，在笔者看来，这些流行的看法都是不能成立的，它助长了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7]2016年11月，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获胜证明了笔者预测的准确性。在当时，正是因为精英阶层和媒体抱着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不放，只顾一己之利，漠视现实，所以，他们才惊呼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黑天鹅事件”。
显而易见，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中美经济战中再次遭遇重创将迫使我国不得不再次被动地进行转型：降低对出口特别是对美出口作为增长发动机的依赖，将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更大程度上转向内需市场。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主动转型？11年前，由于我国只是被动转型，从而导致了我国在这次中美经济战中仍受制于人，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早在2009年9月，笔者就指明了这种战略大转型的方向：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转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并提出了相应的一系列政策建议。[8]本书收录的论文进一步对这种战略思路展开了研究。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并非不重视外贸的重要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这里有必要对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进行简要的讨论。
从2018年9月至今，笔者看到了学术界中太多的关于“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文章，包括有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可以说，这是一种淹没对其质疑声音的强大思潮。对于这种思潮，首先，笔者要指出，这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它不符合中国的辩证思维，遗忘了中国的古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不了解自由贸易与国家保护在世界经济史中轮回性交替出现的典型化事实。实际上，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逆全球化就作为一种总体趋势日益在发展，“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只不过是论者没有限定条件的“一厢情愿”而已。问题是：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全球化？这就涉及笔者所要谈到的下述第二点。
其次，“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观点违背世界经济史中不对称全球化的历史规律。笔者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揭示了迄今为止历史上已经崛起的大国都走过的不对称全球化的崛起之路：通过保护主义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同时又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非自由贸易），由此而实现经济崛起。这种历史规律揭示出：落后大国不可能在与发达国家的深度全球化中实现经济赶超，反而会造成对其深度依附；相反，如果通过适当地保护国内市场，与发达国家之间处于半脱钩的浅度全球化状态，落后大国就可以创造一种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市场空间，以确保在国内市场上创造战略性新兴工业的高端价值链及其自主核心技术，并借道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国家的价值链中低端市场，从而在国际上建立针对原有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领先优势。中国应该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新道路。[9]不对称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史所展示的一种历史规律，难道中国的崛起是例外？如果是例外，那么，中国会不会走上一条艰难的崛起之路？
再次，笔者请“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论调的宣传者注意世界经济史的基本事实：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在高关税保护之下发生的；现在，美国正在通过保护主义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全球化并非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或唯一途径。也请这种论调的宣传者注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英国坚信并沉溺于（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信条的同时，美国和德国却通过关税保护主义夺取了英国的工业和技术霸权地位。并请他们思考笔者在2012年就已考虑的问题：当国外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保护主义兴起时，我国是否有可能重蹈英国的覆辙？何况中国目前在高端价值链上远不如当时的英国。别的国家会不会在通过保护主义保护自己的新兴产业的同时，却利用我国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教条的迷信，驱动其新兴产业产品大量占领我国市场，并通过其直接投资控制我国新兴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呢？[10]
最后，中国应该遵循不对称全球化的历史规律，针对发达国家，保护中国的高端价值链和金融。因为我国在许多产业的价值链高端、部分核心技术和金融上都处于对美国不同程度的依附地位，为了摆脱这种地位，在价值链高端、核心技术和金融上实行保护主义才是中国的正确选择。但有人却希望中国在一个各国都保护自己产业的世界中继续奉行自由贸易，这实际上是将中国放在了牺牲者的地位上。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世界现行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持者和改进者。中国基本上已经通过内部改革和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接轨，并在现行体制内部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过去一直扛着‘自由贸易’的大旗，现在没有能力再扛下去了，中国要接过这面大旗。‘自由贸易’同样可以成为中国的软力量”[11]。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一种令人疑惑不解的现象：在历史上，都是发达国家提倡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强调贸易保护；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却一反这种历史规律，成为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原因何在？正如笔者早在2015年就指出的：除了学术界被发达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宣称的自由贸易信条所欺骗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国要为一直以来就长期存在的低端过剩产能在世界市场上寻找出路，所以不得不高调倡导自由贸易。但是，我国自由贸易信条的信奉者并不明白，我国许多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和普遍存在的“高端失守、低端过剩”正是过去推行自由贸易、信奉比较优势和放弃自主创新等政策导致的。我国仅仅为了解决低端产能过剩问题而捍卫自由贸易政策无疑是一种短视行为，它将使我国在“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的低端发展道路上越陷越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是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因此，只有保护价值链高端国内市场和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我国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从而使其获得最终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