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苏·布莱克每天都要面对死亡，作为一名法医人类学家，她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实验室中的普通人骸骨、墓地、暴力、谋杀、分尸现场，以及因战争、事故或自然灾害引发的大规模死亡事件。在这本书中，她为我们揭示了她亲眼见证的死亡的不同面目，通过自己参与的真实案例探索了法医学科的发展与进步，也将法医人类学这一学科对其工作及生活的影响与感悟和盘托出。人们总以为关于死亡的书就会让人悲伤或惊悚，但这本书却不同。书中有悲剧故事，也有幽默风趣的故事，更有如悬疑小说一样的真实案例。虽然不能让我们了解死亡的全部，但是作为在死亡前线的专家证人，苏·布莱克是更智慧、更可靠、更令人信服的引路人。
作者介绍
苏·布莱克（Sue Black），女爵士，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解剖学家、法医人类学家。曾任邓迪大学法医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兰卡斯特大学副校长，主要负责公众参与工作。
1999年，她带领英国法医小组在科索沃搜集战争犯罪证据。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她是率先到达泰国的法医人类学家之一，为那里的死难者鉴定身份。苏·布莱克也经常出现在媒体上，她的日常工作被拍摄成纪录片，在BBC第二台播出的《历史疑案》（History Cold Case）中也有非常成功的表现。
2016年英国女王生日之际，她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以表彰她在法医人类学方面的杰出贡献。
部分摘录：
从12岁起的每个周六和所有的学校假期，我都去倒腾肉、骨头、血和内脏，整整5年。我的父母抱持那种吓人的长老教会的工作观，希望我长到一定年纪，就做份兼职工作开始挣钱。所以，我就到因弗内斯市郊巴纳非塔克农场的肉店去工作了。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做学生期间做过的唯一一份工作，每一刻我都很享受。我的大多数朋友更喜欢在药房、超市和服装店打工，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会觉得我的选择异于常人，更没觉得这个选择隐约有些恶心。那时我并不知道法医学的世界正等着我，但如今回首，我的生活道路已有所显现，当时却谁也没往这方面想。
对未来的解剖学家和法医人类学家来说，肉店是极为有益的训练场，也是快乐有趣的工作地。我很爱屠宰技艺中如临床诊治般的精确。我学到了许多技巧：如何做肉糜，如何灌肉肠，最重要的是如何定时给屠夫们供茶水。看着他们拿着刀熟练灵巧地贴着不规则形状的骨头，推开深红色的肉，露出底下干净得惊人的白色骨架，我明白了尖锐的刀锋是何等重要。他们总是知道在哪里下刀能使肉讲究地翻卷成胸脯肉，或平整地片出适合炖煮的肉排。让人安心的是，他们每一次面对的解剖结构都必定一样，或者几乎是每一次吧：我也记得偶尔会有屠夫低声咒骂情况“不对劲”，看来牛羊也有解剖学变异，和人一样。
我了解了肌腱，知道了为何要把肌腱切除；知道肌肉之间哪里有需要剥除的血管；知道如何去除肾门处的结构会合点（吃起来太硬了），如何打开两条骨头的连接处，露出滑膜关节间隙中滑溜黏稠的液体。我发现当双手冰凉时——在肉店里，手似乎总是凉的——你会盼着屠宰场送来还带着温度的新鲜肝脏。将双手插进箱子里，那一瞬间它们会恢复知觉，因那温热的牛血温暖了你的血。
我习惯了不咬手指甲，绝不刀刃朝上将刀放在砧板上，我知道了钝刀导致的事故比利刃还多，虽然锋利刀刃一造成差错就尤其引人注目。我一直觉得，看到肉店里的伙计们庖丁解牛般的解剖活儿，筹划精确，下刀处理得恰到好处，再嗅到空气里一丝铁的气味，就让人极为满足。
要结束这份工作时我很伤心。我极其崇拜我的生物老师阿奇·弗雷泽博士（Dr. Archie Fraser），因此他说我应该做什么我就去做。所以当他告诉我应该去上大学时，我就去上大学了。我又不知道该学什么，看来最好就是跟随他的足迹，选择生物学。在阿伯丁大学的头两年，我是在心理学、化学、土壤学、动物学（在这门课上我第一次挂科了）、普通生物学、组织学和植物学中暗无天日地度过的。两年过后，我发现自己成绩最好的课程是植物学和组织学，但设想一下自己余生尽在钻研植物的画面，我就感到头疼。那就剩下组织学，研究人类细胞的学科。在完成组织学的所有课程后，我却再也不想低头看显微镜了——什么东西看上去都是一堆粉色和紫色的不规则斑点。不过，我是由此进入解剖学殿堂，最终学会剖解人类遗体的。那时我只有19岁，从未见过尸体，不过对一个花了5年时间在肉店里切动物的女孩子来说，那能有多难呢？
可能那份周末零工让我为未来的工作做了少许准备。不过对所有人来说，第一次进入解剖室都是很吓人的。没有人会忘记那个时刻，所有的感官无不受到冲击。那时课堂上只有我们四个人，我现在还能听到那空旷、巨大的房间里回荡的声音。那是一间装着高高的不透明玻璃窗子，铺着图案错综交织的维多利亚式复合木地板，可能曾用作储藏室的教室。我也还能闻到那福尔马林的气味，这化学品的刺激气味重得能在舌头上尝出来。我能看到那玻璃和金属质地的沉重解剖台，表层的绿漆剥落，40来张这样的台子整齐排列，覆着白色单子。其中两张台子上，在那白色单子下，两具遗体等待着我们，两人一具。
这样的经验还会立即挑战你对自己和他人的感知。你感到自己渺小、微不足道，因你意识到有人在生前选择了在死后交出自己，供他人学习。这是高尚之举，我对此怀有的强烈敬意从未减轻。要是有一天我不再察觉此种赠予实为奇迹，那我就该收起手术刀另寻他业了。
我和解剖搭档格雷厄姆被随机分配了这位无私捐赠人的遗体，解剖技术员已熟练地将这具身体进行了处理，它就是我们整个学年要探索的天地。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名，宁可毫无创意地叫他亨利，即随了《格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的作者亨利·格雷（Henry Gray）的名字，这本书将要主宰我的一生。亨利，生于阿伯丁地区，死时已将近80岁，决定将遗体捐赠给大学的解剖学系，用于教学和研究。这事落实下来的结果，就是他成了我和格雷厄姆的大体老师。
意味深长的是，亨利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他未来的学生，还完全不知道他做出的这件将要塑造我一生的慷慨义举。当时我可能还在为了修习讨厌的动物学不得不解剖老鼠而唉声叹气呢。
他死的时候，我可能正在切开大学里无限供应的植物茎，好学习其细胞结构，对他的逝去一无所知。每一年和准备在大三进入解剖学操作的大一和大二学生谈话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他们将要与之学习、从中学习的人，此刻仍然在世。可能就在当天，有人决定了捐赠其遗体，他们的教育才从中得益。学生们领会到这个沉重概念时发出几声尖锐的抽气声，我才感到放心。想到一个人早上还走过街道，最终却上了他们的解剖台，总会有人反应强烈——他们应当如此。一个全然陌生的人做出此等大义之举，绝不应视其为理所应当。
亨利的死因登记的是心肌梗死（心脏病发作），他的身体从他去世的医院里被运出，由殡仪员送到解剖系里来。他有没有家人，家人支不支持他这个决定，没有举行正常的葬礼仪程他们感受如何，我永远不会知道。
亨利死后数小时，在马夏尔学院（Marischal College）解剖系地下室一个铺满瓷砖、冰冷而幽暗的寂静房间里，太平间里的技术员亚历克已除去亨利的衣物和个人饰品，剃掉他的须发，将四枚穿着绳子、印着序列识别码的黄铜标识牌拴在他小手指和小脚趾上。这几枚牌子将随着亨利度过大学里的时光。然后，亚历克在亨利的腹股沟皮肤上做一个切口，长约6厘米，切开上方的肌肉和脂肪，找到大腿上股三角区域的股动脉和股静脉。然后他会在静脉上做一个纵向小切口，在动脉上也切一个，插入管子，用线固定到位。管子与血管密闭贴合时，插管上的阀门打开，亨利上方悬挂的重力供料箱里流出福尔马林溶液，缓缓地漫遍他枝蔓交错的动脉系统。
这种防腐液将通过血管进入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进入他大脑中的神经元，他曾用它思考一切对他而言重要之事；进入他的手指，那手指曾握着他关心的人的手；进入他的喉咙，那里曾吐出他最后的遗言，可能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福尔马林溶液乘着这波不可逆的涌流缓慢注入他的身体时，他血管中的血液则被清出，最终大部分血液都被冲掉。这个安静、平和的防腐程序结束并被静置两三个小时后，他的身体会被包进塑料薄膜里储存起来，直到几天或几个月以后需要使用之时。
就在这个短暂的间隔阶段，由于他自己的意志，亨利从一个为家人所知所爱的人，转而变为一具只有一个数字标识的匿名尸体。匿名非常重要。匿名保护了学生，帮助他们从心理上将对一位人类同胞死亡的悲伤和手上的工作隔离开。要是在第一次解剖尸体时不曾削弱共情，他们就得一边保持对尸体的尊敬和维护尸体的尊严，一边又训练自己的心智将那个身体视为一个去人格化的躯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