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影视剧中常见的运筹帷幄、用兵如神，使观众对战争神话产生无尽的想象，但其中传达的古代军事信息并不一定准确。本书正是对中国历代著名战争的全方位真实解析，精选从先秦到清代的十三场经典战役，结合古代文献记载与军事理论，解读决定战争胜负的多重因素与细节——兵种、装备、兵器、战术、后勤、地形、阵法等等，还原古代战场实况，廓清后世演绎的兵家传奇。
本书尤其关注中国古代政权间的竞争压力对军事革新的推动，梳理古代武器与战术的历次进化，是古代历史文化爱好者与军事迷不可错过的一场盛宴。
串联历史两千年，复盘经典古战场
解读军事神话背后的多重因素与细节：
兵种、装备、兵器、战术、后勤、地形、阵法……
尽可能地还原经典战役的战略部署，撇去后世施加在军事家身上的夸张与神话
竞争压力如何催迫历次军事革新？
从先秦到清代，十三战梳理一部中国古代武器与战术 进化史
【推荐语】
张明扬就是史学界的“后浪”。他的作品是“接地气的公众史学”——有故事，有想法，有深度。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许纪霖
如果我们要讨论军事史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非常多的细节值得我们去挖掘的。对于绝大多数军事迷来说，这本书应该是一顿饕餮大餐了。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姜鹏
在张明扬这里，古代战争不再是平面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是兵器、后勤、军事实力、战术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张经纬
作者介绍
张明扬，历史写作者，作家，非资深军迷。出版有《此史有关风与月》《天命与剑》《非常之人》等。
部分摘录：
古代的军事竞争与武器、战术革新
威廉·麦尼尔在其名著《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中认为，欧洲长期的列国分立带来激烈的军事和政治竞争，由此产生的生存压力迫使各国必须不断进行军事技术和军事体制变革，从而造就了欧洲近代的军事神话。
这一规律自然是“欧洲式”的，毕竟也只有欧洲在近代借此机会脱颖而出。但从中国古代战争史来看，这一规律也有其普世性的一面。在古代中国，来自周边的军事竞争压力往往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在中原王朝催生军事革新。比如明清鼎革前长达二十余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为两大方营造出一个研发、装备和应用新型火器的“绝佳”竞争环境。
军事革新可能是物质性的，即新武器、新装备的诞生，如大黄弩、如诸葛连弩、如甲骑具装、如马镫、如陌刀、如神臂弓、如火铳……
军事革新也有可能是知识性的，即新战术的革新，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如项羽的骑兵长途奔袭，如卫青、霍去病的骑兵冲击战术，如刘裕的“却月阵”，如李靖的“不停顿连续作战”，如刘锜、岳飞的砍马腿战法，如明成祖的火器轮射战术，如戚继光的车营战术，如袁崇焕的“凭坚城以用大炮”……
并且，在大多数时候，武器技术革新和战术革新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激荡、互相启发的。技术革新促进战术革新，新式装备需要新战术推动其战力最大化。比如，随着佛郎机在明军中的大量装备，戚继光为其量身定制了车营战术，还编练了中国骑兵史上最早的“骑炮兵”；战术革新又对武器的进一步革新提出新的要求，比如骑兵正面冲击这一战术的发明，呼唤着一种让冲击骑兵更不易从马背上跌落的“新马具”——马镫就这么来了。
关于军事竞争促进武器和战术革新，在中国古代战争的语境内，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草原骑兵对中原王朝上千年如一日的军事压力。在中国古代的军事革新中，大多数动力和压力都来自北方骑兵。如果细分的话，这种应对草原骑兵的军事革新可以分三类：第一类是“以骑制骑”，比如胡服骑射、汉武帝的骑兵革命、西晋后在中原王朝率先出现的马镫、唐高祖组建突厥化的轻骑兵军团，都属于此类；第二类是“以步制骑”，比如汉武帝时代的弓弩革新，李陵的“大车+弓弩”战术，刘裕的“却月阵”，由李靖率先装备、李嗣业发扬光大的陌刀，北宋中前期的“弹性防御”战术，宋神宗时代的神臂弓和斩马刀，刘锜、岳飞的砍马腿战法；第三类是“以火制骑”，即以火器对抗骑兵，如朱元璋时代发明的铜制火铳，朱棣亲自创建的神机营，正德、嘉靖时代引入的新式火器佛郎机，明末的红夷大炮，袁崇焕的“炮骑协同”战术。
第二，军事革新的中西共振。从本质上，武器是一种商品，战术是一种知识，都是可以在欧亚大陆或海洋贸易网络中传播的。马镫很可能就是由中国率先发明，然后传播至中亚和西方的；在蒙古西征中，蒙古人将从金和南宋获得的火器及其战术带往阿拉伯地区，再经由阿拉伯人传播至欧洲；在明代中晚期，在火器制造技术上已超越中国的欧洲开始“反哺”，经由两次大航海时代中的“西炮东传”，先后将佛郎机和红夷大炮传至中国，帮助明军面对满蒙骑兵的军事压力。
自赵武灵王时代开始，到康熙时代，在从未停止过的军事压力下，特别是分裂时间不短于统一时间的军事竞争之下，中国的军事科技与战术革新事实上从未真正停止过。
为了对抗机动灵活的北方胡族骑兵，赵武灵王抛弃了统治中国战争史上千年的笨重战车，进行了“胡服骑射”改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独立作战的骑兵军团，这也让赵武灵王成为中国骑兵之父。
但在长平之战中，赵国骑兵暴露了前马镫时代骑兵的最大弱点，即只适合侦查、骚扰、追击败退敌军和破袭粮道这些非核心任务，无法在大规模战争中正面对抗步兵军阵，从而在长平之战中“隐身”。当作为赵军最大军事强点的骑兵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反而进入了最能彰显秦军纪律性和兵力优势的步兵军团战斗模式时，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失败也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上，在战车漫长的半衰期中，除了胡服骑射这一面向的军事变革外，还有“毁车为行”，也就是变车兵为步兵军阵的变革方向。在长平之战时，赵国代表了变车兵为骑兵的变革，而秦军的步兵军阵则代言了变车兵为步兵。
事实证明，仅就军事层面而言，毁车为行是比胡服骑射更接近当时战争本质的深刻变革。
长平之战时，也正处于钢铁兵器与青铜兵器的激荡更迭时代，相对而言，赵军的铁制兵器普及度要高于秦军，但发展尚不成熟的钢铁兵器在战场上，对于发展完备的青铜兵器并未取得明显优势，因此也不足以成为改写长平之战的变量。
在楚汉战争时代，刘邦在初期迅速占领关中后，就获得了秦国在战国时代拥有的国力体量优势，在与项羽的战争中几乎始终处于以众击寡的态势。在彭城之战中，为了对抗刘邦近60万大军的压倒性兵力优势，项羽亲率三万骑兵突袭彭城，以快制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骑兵的长途奔袭能力与机动性优势，创造了骑兵第一次大规模歼灭步兵集团的中国战史记录，成为中国骑兵史上继胡服骑射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
为了对抗楚军的骑兵优势，刘邦战后痛定思痛，以原秦军骑兵为班底组建汉军骑兵，以骑制骑，在垓下之战中穷追不舍，逼得项羽乌江自刎的就是这支汉军骑兵。
在汉武帝时代，为了对抗匈奴的骑兵优势，汉武帝也采取了“以骑制骑”的大战略，在“文景之治”积累的雄厚国力支撑下，倾全力发展马政，很快具备了一次性数万骑兵，甚至十万骑兵出塞的能力。即使有了马和骑兵，汉军仍然直面着骑射能力远不如匈奴骑兵的压力。李硕在《南北战争三百年》一书中认为，为了对抗骑兵的骑射优势，卫青和霍去病率先在汉军中发起了骑兵战术革新，不与匈奴人较量他们擅长的远距离骑射，将中原步兵擅长的正面冲击战术移植到骑兵身上。
尽管依靠骑兵战术革新，汉军骑兵将匈奴骑兵一路从漠南打到漠北，但战争中损失的大量战马很快又让汉帝国重新面临缺马的威胁。到了汉武帝后期，缺马的现实成了李陵五千步兵出塞的时代注脚，李陵虽兵败被俘，但这支精英步兵在绝对兵力劣势下的顽强表现，却显示了汉军“以步制骑”能力的提升。在匈奴骑兵的压力下，帝国的制弩技术在汉武帝时代发生了一次技术革新，与秦弩相比，无论在射程、强度还是在射击精度上都有着很大的提升，这也可以视作西汉军工业对匈奴骑射优势的一种极有针对性的回应。在李陵军的最后时光里，弩成为他们最后的倔强，五十万支箭射尽之后，李陵军方才溃败。
在三国时代，为了在北伐时应对曹军的骑兵优势，特别是曹军的精锐骑兵部队“虎豹骑”，诸葛亮发明了“诸葛连弩”，号称“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在追击蜀汉军队时被射杀的大将张郃，就有可能死于“诸葛连弩”；诸葛亮还编练了一套叫“八阵图”的阵法，自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八阵图很可能是一种应对骑兵快速冲击的步兵密集结阵；为了解决北伐时的后勤运输问题，诸葛亮还发明了“木牛流马”，如果撇去那些怪力乱神的包装，简单说就是木牛为车，流马为舟，系统性升级了蜀汉的后勤运输体系。
在两晋南北朝时代，作为骑兵历史上最重要技术革新的马镫率先在中国出现，给了骑兵更大的平衡性，在高速冲击中更不易从马背上跌落。有论者称，这也是中原王朝在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优势压力下的一种“回应式”创新，马镫可以减少中原骑兵掌握骑射技术的训练时间，大大加快中原王朝编练骑兵军团的效率。
马镫的发明是基于中原王朝的利益考量，但如同所有的军事技术一样，一旦发明出来，谁也不能控制它的流向与应用场景。马镫的出现让中国骑兵正式进入了重骑兵时代，“甲骑具装”成为北朝骑兵最鲜明的特点，这也让骑兵第一次具备了在正面决战中突破步兵密集结阵的能力。
但在淝水之战中，前秦骑兵并未成功扭转前秦数十万大军的溃败，反而成就了北府兵“以步制骑”的神话；在刘裕北伐的时代，两千北府兵凭借其首创的却月阵大败三万北魏重骑兵，号称在战国后就被淘汰的战车在重骑兵大行于世的时代压力下得到某种“复兴”，成为步兵军团防御骑兵冲击最好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