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在1970年的一篇讲稿，充满了对科学和人的礼赞。最帅的一句话是：“人类就是原子感知原子的手段，人类就是恒星感知其他恒星的方式，这是何其伟大的产物。”最诗意的一句话是：“种质如果想在大海中畅游，会创造出鱼；如果想在天空中翱翔，会创造出鸟；如果想读一本书，会创造出一个人。”
作者介绍
乔治·沃尔德（George Wald，1906年11月18日—1997年4月12日），美国科学家，以其研究视网膜色素的作品闻名，1967年与霍尔登·凯弗·哈特兰（Haldan Keffer Hartline）和拉格纳·格拉尼特（Ragnar Granit）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部分摘录：
在大众眼中，我的父亲乔治·沃尔德既是科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梅西演讲为他提供了一个将双重身份交汇在一起的舞台，使他有机会用毕生的所思所想向人们展示科学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由此诞生了这部《生命的选择》。
1970年登上梅西演讲的讲坛时，我父亲已经64岁。在此前的半个世纪中，他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奉献给了生物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受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说《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 ）影响，父亲将生物学视为一种对知识的纯粹追求。幸运的是，这个时代出于对产生医学突破或商业产品的期待，在方方面面一直支持着父亲对生物学的追求。
20世纪30年代初，又一件幸事降临在我父亲身上，他在德国做博士后的第一年就在人眼中发现了维生素A，这项发现奠定了他科学探索生涯的奋斗方向。最终，在包括我母亲鲁斯·哈伯德（Ruth Hubbard）在内的多位生物学家的协助下，父亲探明了组成视觉色素的大部分化学物质以及人类眼睛感光的机理。父亲一直对研究保持着热情并始终坚信自己的研究注定会影响深远。他曾说：“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家也是艺术家，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时，我经常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名在白纸上作画的画家。”
获得196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父亲生命中的一座高峰，同时也标志着他科学家生涯的结束以及社会、政治活动家生涯的开始。转变的契机来自父亲的教学经历，他一直认为对科学家来说，教学和科研同样重要，而且可以互利互惠。有时父亲会带着骄傲的神色宣称，自己是哈佛大学里唯一一位主动要求负责大一新生基础课程的理科教授。他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是因为他希望更多的学生能在学业之初就领略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学科的魅力，同时，他也喜欢与年轻人交流时的感觉。有时在聚会上，成年人在高谈阔论之时，父亲更愿意在角落里与五六岁大的孩童热烈真挚地讨论关于宇宙和自然的话题。他总是感慨，与孩子对话能感受到很多与成年人对话时未曾感受过的启迪。
20世纪60年代，美国陆续爆发了促进民权以及反对越南战争的学生运动。父亲由衷地为这些出自激进主义和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精神而喝彩，并且也受到了很大鼓舞。我记得他是1969年哈佛大学支持学生罢课的仅有的6名教职工之一，在和他差不多年纪和社会地位的人中，他的这种行为显得非常“另类”。同年3月，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一次反“越战”座谈会上发表了一场主题为“寻找未来的一代人”的即兴演讲。其内容得到广泛认同并且很快就被刊印出来在美国各地分发，后来甚至还被翻译成40种语言，像歌手的唱片专辑一般四处售卖。差不多在一夜之间，父亲成了一名倡导和平的社会活动家，后来还前往美国各地甚至海外传播其和平理念。
就是在从科学家向社会活动家转变的过程中，梅西演讲注意到父亲并为他提供了一个表达其理念的深层动因，阐明如何将科学与社会、政治行为关联的机会。《生命的选择》的头两章来自我父亲之前就广受好评的名为“生命的起源”的科普讲座。在第四章中他讲述了生命起源的后续——“死亡的起源”。他在这一章中凭借着一种令人惊叹的乐观精神思索了死亡在孕育生命中的作用。第三、五和六章则从多个角度告诉人们，如何用学校课堂上老师教授的科学知识去探索并解答身边的问题，从课堂到生活的探索之旅其实就是我父亲毕生追求真理的过程。
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探险。对父亲来说，科学的最大优点就是开放性。虽然科学不能总是给出正确的答案，但科学绝不逃避，永远直面所有难题，这就是追求知识的旅程。1970年，父亲曾对世人发出警告，如果不做出颠覆性的改变，人类文明可能会在15~30年内灭亡。近年来，一些质疑气候变化的人将我父亲的这则警告视为科学也会出错，科学家也会危言耸听的例证。我猜，父亲应该会这样回应质疑：对于一颗星球的历史来说，生存在其上的某个种族在几十年内灭亡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而且直到今天，他1970年所担心的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灭亡的趋势也正变得越来越严峻。这些质疑者对人类所面临的危机的态度让我想起一则老笑话。据说有一个从帝国大厦楼顶跌落的人，当他从最高处的102层坠落到31层时还自我安慰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活得挺好。”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重新审视父亲当年的文字，其中一些词语和意象的变化令我感慨良多。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现代女权运动崛起，在那之后我父亲就不再使用“他们”来指代包括男人和女人在内的人类群体。此外，在这本书中，父亲表现出的对核能潜力的期待也让我感到意外，因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成了核工业的坚决反对者。虽然他不否认核聚变有为人类服务的可能，但他的最终结论是核反应堆的安全隐患太多、过于危险。父亲后来还越发觉得人口过剩将会是人类文明面临的主要危机。在本书中他特意提醒人们，发达国家应该为地球资源匮乏问题负主要责任，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剩现象应该被视为资源匮乏的征兆而非原因。为了解决人口问题，我们应该努力提高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品质，关注并且培育人们最基础的价值观，为下一代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需要为本书最后附加的对我父亲的采访补充一点。采访中他提到，他那时建立的组织后来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工人与学生的联合体。父亲一直以自己的纽约布鲁克林区工人家庭出身为傲，所以他非常希望能拉近日渐疏离的学生和工人群体，进而形成一个新世代与旧世代的联盟。出于各种原因，这个联合体没能一鸣惊人，只存续了几年时间就不得不解散。但这是一项重要的尝试，而且那时建立起的一些沟通桥梁也对后来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父亲的一生和思想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在这里说清的，好在他的言语被记录了下来，我们可以直接请他将一切娓娓道来。在此，我希望以父亲常对学生和记者们说的一段话作为这篇前言的结尾：
人类最大的幸福之源在于去追寻那个永远无法达成的目标。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却是事实。人在一生中会有很多梦想，比如找到一生挚爱、建立家庭、生儿育女。有些梦想会成为现实，可很多人会觉得实现的梦想并非如追寻时想象的那般美好。所以，最好确立一个能永远引领人们前进的目标，然后在追寻它所象征的伟大成功的路上达成一些小目标。科学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人们永远不用担心有一天会走到这条路的尽头。
除此之外，我父亲可能还会说：
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总是有人说，科学家总是问“世界是什么样”，而从不问“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现在，我承认这是科学家的失职。诚然，科学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寻着“世界是什么样”的答案，但如果有一天，这个问题有幸得以解答，那就应该继续追问：“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