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是近年来发现的关于三国孙吴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其主要内容是孙吴嘉禾年间临湘侯国的一些行政簿书。所涉及的事务大都是临湘侯国的要务，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临湘县廷日常行政的政务特征，也忠实地记録了当时临湘侯国重点处理的甚至事关孙吴全局的上务与时务。对于这些吴简的解读与利用，是近年来历史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本书即利用这批吴简解读孙吴制度乃至与汉、晋制度的关系的一次尝试。全书结构清晰，分析深入，论述严谨，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
作者介绍
凌文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2011-2017年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要研究领域为秦汉魏晋史、简帛学。主要代表著作有《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等。
部分摘录：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主要是孙吴嘉禾年间临湘侯国的一些行政簿书，具体而言，可能主要是临湘侯相、丞及门下吏、廷掾等处理过的一部分官文书。[1]这些临湘侯国长吏重视的文书，一般都经过了门下吏、廷掾等的处理和省校，所涉及的事务大都是临湘侯国的要务，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临湘县廷日常行政的政务特征，也忠实地记录了当时临湘侯国重点处理的，甚至事关孙吴全局的上务与时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研究吴制的宝贵材料。
众所周知，《三国志·吴书》等传世典籍缺乏表、志等文献，吴制的基本面貌没有呈现出来，后人往往只能从史籍的零星记载中窥探吴制的痕迹，进而大致勾勒吴制的轮廓。[2]吴制的基本特征，尤其是吴制的独特性及其在汉晋制度变迁中所起到的作用，虽然一直以来为研究者所关注，但由于缺乏传世文献的记载，相关研究一直没有大的进展。因此，约十万枚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孙吴史料，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吴制，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可能。通过吴简研究吴制，乃至探讨吴制与汉、晋制度的关系，是吴简研究所期待达到的重要目标。
一 吴简的史料价值 诚然，现存吴简簿书远非临湘侯国文书档案的全部。即使吴简中存在上传下达的文书敕令，例如出自建业宫方面选举私学的命令，太常府下达的隐核新占民的指令，协助兵曹、作部调徙师佐及其妻子的饬令，甚至还存在征调品市布、隐核州军吏父兄子弟、隐核波田、按户品出钱等全国性政务的记录，我们也很难通过这些有限的记录全面而细致地描绘出孙吴制度史图典，所能集中讨论的往往只是临湘侯国的文书行政及其所反映的孙吴基层行政制度的某些方面。而且，“我们不能期望吴简资料与《三国志》和裴注之间能够出现直接的关联”。[3]从吴简探讨吴制在今天看来仍然面临着相当多的难题。首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对吴简的史料价值的评价越来越低的困境”。[4]作为临湘侯国的文书档案，吴简既难以改写三国史，又不足以发现诸如《三国演义》之类的有趣故事，那么，与传世文献相比，吴简独一的史料价值究竟何在？
《三国志·吴书》和裴注很早以来就是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孙吴史的基本历史论述。西晋著作郎陈寿在三国史书、史料的基础上，基于西晋王朝的立场编撰了《国志》，[5]“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陈寿去世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上表，称《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请求朝廷加以采录，得到晋惠帝的许可。[6]《三国志》从此开始成为官方认定的历史叙述。由于《三国志》文辞过于简略，南朝宋文帝使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注根据南朝宋现实变化的需要，从补阙和备异两个方面为《三国志》补充了不少史料，同时也作了不少论辩与评究，[7]《三国志》与裴注作为官方主流论述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
与此同时，其他历史叙述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推赞，甚至遭到排挤而渐归沉寂直至最终被遗忘。东晋习凿齿撰《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因去蜀汉未远，故得以“采为逸事，编诸史籍”，却遭到刘知幾“疑误后学，不其甚邪”的批评。[8]后来南宋朱熹等大儒又尊蜀汉为正统，但朱熹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取材几乎无法超出《三国志》及裴注的史料范围。[9]久而久之，《三国志》及裴注就成为人们了解三国整体历史的唯一论述，其保存的史料宛如三岛十洲点缀在三国历史遗忘的海洋中。[10]
在这种情况下，大约十万枚吴简的出土，就像火山喷发造出了一座新岛。相比《三国志》及裴注所记史事的恢宏壮阔，吴简中的乡丘里建制、二年常限田、举私学、户品出钱、限米等事物，多少显得有些鸡零狗碎，但它们是久已消失在历史遗忘海洋中的暗沙潜石，倏忽间冒出海面，刹那间总会让人夺目惊心。虽然这座新岛并不能与三岛十洲相媲美，但是，它提供了新坐标，为我们探索未知万一的深海提供了航标，也为我们定位心向往之的三岛十洲提供了新的参照。
走马楼吴简记录的临湘侯国文书行政，是任何历史时期基层官吏和绝大多数民众都需要面对并参与其中的公共事务。虽然基层的文书行政直接反映了地方统治秩序最一般的形态，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因其层次低且为时人所熟知，在“常事不书”的著史原则下，很难进入史书的叙述。这些基层行政文书档案在当时看来不仅没有长期保存的价值，而且需要经常性销毁。一旦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统治方式经历剧变，文书行政模式常常会随之改易，原来的那些基层行政文书档案容易很快亡佚。而且在新的社会秩序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事的代谢，人们不知不觉就将老的行政方式慢慢遗忘。
史书选择性记载形成的空白和人们集体无意识造成的失忆，导致我们认识的历史往往只是重要人物、事件、制度的历史，而日常的、最一般的历史却总是逐渐不为后人所知，最终成为被人遗忘的历史死角。正因为如此，我们认识的历史很多情况下都是史家、史书叙述的大概，寻常个体、基层文书讲述的细节则多不可知，对后者的认识甚至被认为没有必要或意义不大。模糊的历史细节尚待逐一考证，从中抽绎出的历史规律又怎能不让人产生疑惑。为增强历史认识的可靠性，作为基础的“碎片化”精深研究理所当然地将长期存在且不可忽视。数量庞大的孙吴临湘侯国文书档案的出土，无疑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孙吴县政细节的理解和认识。
迄今为止，走马楼吴简记录的县级文书行政的实态，其涉及面之广（县长吏和门下吏、廷掾处理的文书理论上可以覆盖该县往来文书的全部）是已知的秦汉魏晋时期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文献所不能比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吴简是研究孙吴县政实态的最佳材料，甚至可以说，复原秦汉魏晋时期的县政形态，目前也只有吴简与临湘侯国才具有形成标本的可能性。虽然吴简难以改写史书的叙述，但这并不妨碍那些繁务簿书叙说它们自己的历史，让研究者从中逐渐恢复集体失忆的历史情境，呈现孙吴临湘侯国官民互动的社会景象，并借此制作孙吴县政标本，为早期中国县政研究提供参照。这应当是吴简史料价值最为突出的地方。当吴简这样数量庞大的原始史料摆在我们面前，近两千年后的我们居然可以直接裁剪孙吴“第一手材料”，居然可以像魏晋之际的史氏一样修撰史志，发掘出若干隐伏其间的孙吴制度，这的确是件令人兴奋不已的事情。这应当就是吴简最重要的史料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