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2017年5月9日，特朗普解雇了时任FBI局长詹姆斯•科米，掀起了美国政界的滔天巨浪。然而，处于旋涡中心的科米事后未发一言。一年后，科米带着自传《至高忠诚》重回公众视线，荣登美国各大畅销书榜。一时间，科米的名字再一次被推至风口浪尖。
但《至高忠诚》并不是科米的“报复之作”，这本书回答了一个哲学问题——生而为人，我们应该忠于什么？是金钱、权力、名誉，还是我们心中亘古不变的道德法则？要怎样才能做正确之事，而不是行权宜之计？面对曾经宣誓效忠的机构组织，曾经誓死维护的价值理念，我们如何才能忠贞不渝？若是忠于机构理念要以牺牲自我为代价，我们是否还能坚定如斯？
就此，科米回顾了那些对其价值观的形成影响巨大的个人经历和案件，追溯他对公平、正义和优秀领导力的解读究竟从何而来。在早期对抗纽约黑帮、与死亡擦肩而过时，他的决心也曾动摇；小儿子夭折时，他也曾心碎难支；在身处白宫政治更替和党派斗争中，他也曾失望无助。在科米的职业生涯中，曾与三位总统共事，每位总统都有其独特的领导风格。然而，对他有深刻影响的领导者却是那些没有任何头衔的平凡人。
虽然跌宕起伏地真实再现了“邮件门”“棱镜门”“通俄门”等白宫政治斗争一手内幕，但《至高忠诚》在字里行间展现的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清明世界，科米至始自终坚持住了内心的道德法则，守护住了自己的“至高忠诚”。
作者介绍
詹姆斯·科米，1960年出生于纽约，198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7年进入美国司法部工作，2013年被奥巴马点名担任FBI局长，是FBI历史上第七任掌门人。在科米职业生涯的30多年里，他见证了5位美国总统的更替，并与3位总统直接共事，功绩包括铲除纽约黑手党，调查“9·11”恐怖袭击事件，追捕“基地”组织成员，调查“邮件门”“棱镜门”“通俄门”。2017年5月，科米遭到特朗普的无端辞退，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
部分摘录：
联邦调查局总部和国会山之间隔着10个街区，宾夕法尼亚大道贯穿其中。我曾经无数次沿着这条大道往返于两地之间，执行过数不清的任务，沿途的每条街道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过国家档案馆，看到游客正排着队等待参观那些对美国来说举足轻重的文件；经过新闻博物馆，看到门前的石头上刻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途中还会看到卖T恤的小贩和流动的餐车。这一切已然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017年2月的一天，我正在去参加一场机密会议的路上。我坐在一辆全副武装的黑色雪佛兰萨博班的后排——因为中间一排的座椅被移除了。从狭小的防弹窗望向车外，随处可见的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在这场机密会议中，国会将会对2016年美国大选中俄罗斯势力是否进行过干预的问题进行简要通报。
一想到要跟国会成员一起开会，我的心情就十分低落，因为平日里跟这些人一起开会实在是太艰难了。似乎每个人都选定了一个立场，然后就只能听进去与自己利益相符的陈述。他们一直争论不休，却非要通过我传话：“局长先生，如果某人提出了这个观点，那这个人是不是智商有点儿问题？”然后就会有人反驳：“局长先生，如果某人说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智商有问题，那您觉得这样的人是否才是智商有问题的那位？”
当会议的主题涉及人们记忆中争议最大的那场总统大选时，最激烈的一场争论就开始了。大家不愿、也不能将自己的政治立场放在一边，专心聚焦在事实真相上。共和党人都希望确保俄罗斯势力没有帮助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而民主党人，虽然仍被大选结果搞得晕头转向，却坚定地站在共和党的对立面。两党之间毫无共识。这就好像一场感恩节家宴，原本都是兄弟，但非得在感恩节的餐桌上争得面红耳赤。
那时，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成为众矢之的。联邦调查局就是两党相争下的炮灰，这并不是什么新闻。从2015年7月开始，我们就陷入了这场竞选泥淖之中。那时，联邦调查局经验丰富的调查员正在对希拉里·克林顿通过私人邮件系统处理高级机密一案展开刑事调查。那时候，即便只是使用“刑事”和“调查”等字眼，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一年之后，在2016年7月，我们又开始调查是否有俄罗斯势力严重影响大选结果，从而导致希拉里落败，帮助特朗普成功当选。
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这是一场无可避免的灾难。尽管联邦调查局是美国行政机构的一员，但其性质决定了，联邦调查局不能涉足美国的政治生活。因为联邦调查局的使命是寻找真相，而为了寻找真相，联邦调查局不能站在任何政党的立场上，只能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当然，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和普通民众一样，有私人的政治立场，但当他们站在法庭上，或向国会汇报调查结果时，他们既不是民主党人，也不是共和党人，更不是其他任何政党或组织的成员。40年前，国会讨论决定，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任期为10年，以确保其政治中立性。但是，在这样一个备受党争困扰的国家，联邦调查局的这种中立性未免有些格格不入且令人困惑，因而经常遭受挑战。这给我们的探员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被质问行动动机的时候，更是如此。
此时坐在车里，我瞥了格雷格·布劳尔（Greg Brower）一眼。布劳尔是联邦调查局国会事务分部的新任部长，和我坐一辆车来国会山开会。布劳尔是个53岁的中年人，头发花白。他来自内华达州，原来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之前曾出任过内华达州的首席联邦助理检察官，也曾被选为州立法人员。因此，他了解执法机关的工作方式，也知道政界与法律界完全不同，挑战性极强。现在，他的工作是在这个明争暗斗的国会上出任联邦调查局的代表。
自从2016年出人意料的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之后，国会议员就开始这种明争暗斗了，但布劳尔显然并没准备好应对这一切。布劳尔加入联邦调查局的时间不长，所以我担心这种狂热和压力会让他吃不消。我甚至有点怀疑他会不会直接打开车门，趁早逃得远远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曾这么想过。我看着他，觉得此刻他可能跟我想的一样：我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我能从布劳尔的脸上看出这种担忧，因此我决定打破眼前的沉默。
“好极了！”我突然大声说道，就连坐在前排的探员都不由得看向我。
布劳尔转头看着我。
“我们简直就是踩进了屎盆子。”我说。
他看起来十分困惑：局长刚刚是不是说了“屎”？
确实，我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屎足深陷’了。”我咧嘴大笑起来，还伸出胳膊比画了一下有多深，学着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圣克里斯宾节演说的语气说，“英国的人民啊，今夜会希望自己在此见证。”
他大笑了起来，显得放松了许多。我也放松了下来。我知道布劳尔依然会时不时地想从车里逃出去，但这种紧张的气氛确实被打破了。我们一起深呼吸了一下。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是出去旅行的友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随后，幻梦破碎，因为我们到达国会山了。我们将要探讨有关特朗普被指控与普京互相勾结的问题和一些秘密档案的问题，鬼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近来，这种令人备感压力的讨论已成为常事。这段时期对我个人而言，甚至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一段最为疯狂、最为重要且极富教育意义的时期。
于是，我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我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