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深圳读书月“年度好书”
◎简·米哈尔斯基奖获奖作品
◎奥威尔奖入围作品
◎英国汉学家蓝诗玲扛鼎之作，深入研究中英两国大背景的鸦片战争著作
◎著名学者茅海建、马勇、雷颐、王奇生、止庵、陈洪、丁帆、小宝倾情推荐
◎知名媒体《时代》《纽约时报》《卫报》《独立评论》《纽约书评》等竞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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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应该共同面对的话题，而英国汉学家蓝诗玲女士的这本著作正是站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域来对此加以考察，旨在让我们跨出地域的限制，认真反思这场世界冲突的种种罪恶和矛盾。蓝诗玲充分吸收了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比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又能在中英文原始史料中找寻更多动人的历史细节。得力于她深厚的文学造诣 ，像林则徐、琦善、义律这样的历史人物经她描写，仿佛便可浮现于眼前。除了战争过程中的细节叙述之外，蓝诗玲还往后记述了中英两国人民对此战争的复杂的历史记忆，尤其在中国近代国族构建中扮演的角色。本书为再版，新增30幅版画插图。
★媒体推荐
轻松易读的叙述之外，（蓝诗玲）还保持了对紧张场景的追述。这是对她写作技能的考验……蓝诗玲女士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密切观察者，同时追踪了这次大战的后来景象，探讨了自19世纪到近当代人们对其产生的不同记忆。——《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煞费苦心地追述两大帝国围绕在贸易、条约、控告、反控等方面的复杂网络……蓝诗玲颇具匠心地将这些紧张、艰苦的冲突以及170多年后尚能感知到的结果浓缩到了一本书中。——《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作者介绍
作者
蓝诗玲（Julia Lovell)，英国知名汉学家，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已出版数种与中国近代历史相关的著作，将鲁迅、张爱玲、朱文、韩少功、阎连科等中国作家的作品译介到英语世界；其著作《鸦片战争》获简·米哈尔斯基奖并入选深圳读书月“年度好书”，《毛泽东主义全球史》获康迪尔历史奖。
译者
刘悦斌，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教授；在各类专业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数种，并翻译出版《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合译）、《寻求中国民主》（合译）等著作。
部分摘录：
1832年，英国国王一个名叫律劳卑（William Napier）的勋爵丢掉了他的苏格兰侍寝官职位，开始重新寻找一个谋生的行当。一年之内就来了一个机会：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这是政府新增加的一个职位（是个吸引人的、大使级别的职位，年薪有6000镑），以代替旧有的东印度公司的货头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有的译为“专责委员会”“特别委员会”。——译者），这个委员会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就此结束。尽管律劳卑立即就想方设法要得到这个职位，首相葛雷勋爵（Lord Grey）还是拖了他一段时间，理由是还须得到内阁的同意。理论上看，律劳卑不是申请这个职位的人中最突出的。诚然，他有多方面的才能：航海、办养羊场（在这方面，他是发表过论著的权威）、修理风笛、吹奏长笛。然而，调解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文化最难理解的帝国之间的微妙的外交纠纷，却不是他的强项。
不过，葛雷没有被其他更适合这个职位的求职者弄得不知所措。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拒绝了这个职位，他是殖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是未来的印度总督，也是他命名了Canton（广州）这个城市的名字。这是广东省南部城市，1760年后欧洲商人被限制在这个地方。“这可能是这个地球上欧洲人最不惬意的居住地。”[1]英国和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清王朝的关系应该是坦诚率直的，英国需要茶以及其他诸如生丝、瓷器等想要的东西，而中国愿意出售。双方的贸易有一套规矩。1760年，清王朝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乾隆把对外贸易交由广州的行商——就是欧洲人所熟悉的Hong——垄断，包括商品的采买和售卖、征缴通行税、遇到不公待遇时的告状申诉、征缴海关税——所有事项都要首先通过行商，行商会把其认为重要的问题转呈给负责贸易的广州地方官员，该官员再把有关事项转呈给省里的督抚，最后，督抚可能会上奏给北京的皇帝。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欧洲商人们不用在广州劳心费力地自己去找住处和存放货物的仓库，在贸易季节（大概从9月到翌年1月），他们只需待在由行商租给他们的一排“商馆”里就行。商馆被安排建在30英尺高的广州城墙外边，给欧洲商人们提供了大约15英亩大的地方，有住房，有仓库，俯瞰由外海通向省城的珠江。这几个月份之外，外国人需要撤到大约70英里之外葡萄牙人租借的澳门，或者回国。总之，在任何时候，欧洲人都要与中国官方和民众保持一段谨慎的官僚主义的距离。
但是，如果说中国政府和外国商人之间的关系是小心谨慎的，那么，双方之间关系不好的真正根源可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国家的经济状况。到1780年代，英国正在积欠严重的贸易逆差，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很乐意满足英国日益增长的茶叶需求，除了银子外，它对英国没有什么需求。由于东印度公司的盈利不能抵消英国统治印度需要付出的成本，英国的茶叶消费者就进一步加剧了英国对亚洲贸易的逆差。从1780年到1790年，英国对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利润共200万英镑，在为了征服印度而留下的2800万英镑的债务中，这只是个小零头。[2]
到1820年代，英国人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解决他们的困难的完美办法，这就是印度的鸦片，在此前的几十年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已经越来越喜好上了这一口。1752年到1800年之间，有1.05亿万银元（大约合2625万英镑）流入中国，而1808年到1856年之间，则有3.84亿银元反向流动，贸易的天平显然由于繁荣的鸦片输入而倾斜了。从1800年到1818年，鸦片每年平均输入量稳定在大约4000箱（每箱约140磅），到1831年达到将近2万箱。1833年后，自由贸易院外游说团终止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垄断权，渴望茶3叶和利润的私商大量涌入市场，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激增的鸦片成为最重要的交易品。到1830年代末，鸦片销售再次翻了一番多。[3]
鸦片贸易的利润绝大部分落入了英国政府的口袋，它在亚洲的代理人控制着孟加拉的鸦片制造。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公开弄脏自己的手，去把毒品运往中国，它只是委托、安排印度数以千万英亩的罂粟种植，监管鸦片的制造过程（不辞辛苦地割破每一个罂粟果实的壳以获取鸦片生膏，把生膏装盘晒干，压成饼，再把这些饼用晒干了的碎罂粟秸秆和罂粟叶子包装起来），最后，监督着把鸦片打包装进芒果木制成的箱子，运往加尔各答拍卖。从这一刻起，东印度公司就洗手了，剩下的事是任由鸦片走私贩子把鸦片运到中国海岸，停泊在珠江口的伶仃岛，在那里等待的中国批发商会先用银子从广州的鸦片商那里购买许可证，再到这里换成鸦片，而这些银子则会用来购买英国市场需要的茶叶和生丝。
表面上看，这种安排与原先的银茶贸易一样干净：一方有东西要买，另一方则有想要的东西来交换。但是，清政府内忧心忡忡的人士对白银的流失感到忧虑——这与几十年前英国人对白银流失的感觉一样，对快速发展的吸食鸦片风气带来的腐化堕落感到焦急。18世纪，清政府曾经做了一些禁烟的努力，到1830年代，开始严肃认真地对鸦片开战，并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继续禁烟——或是间歇地进行，或是持续地进行。英国的鸦片贩子也不满意，因为不论中国需要多少鸦片，印度都能供给，他们感到愤怒的是，清政府的贸易控制政策促使他们走上了非法经营之路。他们渴望有令人尊敬的形象，渴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商业往来，需要有合法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不论是通过鸦片贸易的合法化，还是向英国货物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当然最好是二者都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整个1830年代，他们开始强行沿海岸向北推进贸易。[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