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当我们遇到诸如公共政策、全球化、市场竞争、去监管、垄断、效率、公平、贫富差距、数字经济等经济问题，经济学家能告诉我们什么？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在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人们一度认为，经济学家的专业知识能为政府决策带来精确性和严谨性，但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这本书将1969—2008年的40年称为“经济学家时刻”，讲述了经济学家的错误预言、自由市场的演进，以及由于高度推崇市场而导致的社会断裂。
这本书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在美国政治与社会中的作用很小，处于边缘地位。当“二战”后的繁荣开始消退时，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和权力也随之上升，逐渐走到中央舞台，影响并参与政策的制定。结果是，一方面，这些经济学家及其思想重塑了现代世界，释放了企业活力，为全球化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繁荣的代价是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一味地拥抱市场反而牺牲了经济平等和后代福祉。
作者介绍
本雅明·阿佩尔鲍姆（Binyamin Appelbaum）
《纽约时报》首席商业与经济作家，编辑，记者。2010—2019年担任《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负责报道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政策。曾在《夏洛特观察家》工作，关于次级贷款的报告赢得了乔治·波尔克奖，并获得了2008年普利策奖入围奖。
部分摘录：
20世纪50年代初，位于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深处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在做一份充当人力计算器的工作，他的名字叫保罗·沃尔克。他的工作就是帮那些做决定的人处理数据，他告诉妻子，这份工作应该不会有什么晋升机会了。[2]因为整个中央银行的领导层包括银行家和律师，甚至还有艾奥瓦州的养猪户，但没有一个是经济学家。[3]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是一位股票经纪人，他对经济学家这个群体的评价很低。他跟一位访客说：“在美联储，有50名计量经济学家为我们工作，他们的办公区域在这栋楼的地下室里，而他们被安排在那里是有原因的。”“他们能有机会在这栋楼里工作，是因为他们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让他们在地下室里工作，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他们对自己的分析过于自信，已经超出了我能担保的范围。”[4]
马丁对经济学家的这种厌恶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精英中广泛存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私下里把同时代最有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斥为不切实际的“数学家”。[5]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敦促美国人不要让技术专家或科技主义者掌权，并警告说“否则公共政策可能会成为科技精英的俘虏”。国会可能会允许经济学家发表证词，但通常不会认真对待证词的内容。国内政策方面的民主党领袖、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的助手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道：“高层决策者，尤其是那些身处国会山的人，通常认为经济学是一个深奥难懂的领域，它并不能建立一座缩小差距或跨越鸿沟的桥梁，来解决一些我们关注的具体问题。”[6]
1963年，当美国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被委任进行两项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进方案的研究时，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不会向学院派经济学家进行咨询。另一位官员解释说，他们的建议“对那些负责决策的人来说几乎毫无用处”。[7]
同年，最高法院对政府阻止两家费城银行合并的决定表示支持。虽然有证据表明合并会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但是法院认为关于经济的证据无关紧要。[8]
但一场革命即将来临。相信市场力量和光辉的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他们改变了政府业务的内容，改变了企业管理的方式，并最终改变了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5年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接近尾声，这些经济学家说服政治领导人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相信自由市场会比官僚制度带来更好的结果。
经济学常被称为“悲观科学”或“沉闷科学”，因为它坚持认为，由于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必须要做出一些选择。但是经济学真正传达的信息以及它受欢迎的原因，是它能够帮助人类摆脱资源短缺的束缚。炼金术士会承诺他们能从铅块中提炼出金子，但经济学家说，只要制定一个更好的政策，他们就能够“无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