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以概述的方式回顾了过去两千年的政治思想史，探究了塑造西方政治传统的主要思想。斯佩尔曼从古希腊政治开始论述，正是在这里，政治与宗教得以区分开来；随后阐述了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基督教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及其在精神领域的核心领导地位；在本书最后三章，他对当代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斯佩尔曼提出，应该将政治看作一个独立且与物质世界不相联的部分。
该书将哲学典籍置于相关的历史环境下考察，对其主旨的论述都经过仔细斟酌，并分析了作者的宗教信仰、思想继承和社会背景。该书通俗易懂，读者不需要有政治学等相关知识的深厚基础功底，对于想要了解这一有趣而重要理论的读者来说，阅读本书绝对是明智之选。
☆编辑推荐；
本书是对西方政治思想历史的简要概述，全书围绕人类参与和平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这一中心思想进行探讨与阐发。本书一大特色在于，对中世纪晚期政治思想的多样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打破了“黑暗中世纪”的传统观念，以更为客观的态度关注中世纪与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的连续性，以及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
☆亮点
*该书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回顾了过去两千年的西方政治思想史
*对人类繁荣大问题的再次出现提供了及时而必要的思想观点
作者介绍
W. M. 斯佩尔曼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阿什维尔校区历史学教授，研究领域为早期近代英国历史、爱尔兰历史、政治理论史。著有《1945年以来的世界简史》《欧洲政治思想：1600—1700》《约翰•洛克》，皆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与人合著《西方：叙事史》。
部分摘录：
5万—10万年前智人出现伊始，群居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模式。没有其他灵长类动物像人类一样会制造工具、使用简单的语言和拥有组织技能，早期人类凭借具有高级分析能力的大脑及上述生存技能，经营着与自然环境的共存之道。这种与自然环境的相处之道在如今的子孙后代看来已无现实价值，但人类历史上大约 95%的时间都处在旧石器时代，族群聚居、共同收集分配食物、共同抵御来自自然界的威胁，强大的社会共同取向而非现今西方强调的个人主义，成为族群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
群居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多么友善或者多么无私，关于这一点，考古学和人类学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事实上，早期人类的群居生活到处充斥着冲突、残忍和不择手段，因为与现代人类相比，他们对自然环境的抵御能力更弱，协同合作也仅仅是为了能更好地满足自身的利益而已。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为了生存他们也必须是社会性动物。不管是17世纪中期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的原始恐惧论，还是出于陪伴的需要，群居都是世界上游牧民族的共同特征，他们一起制造工具，共同分享采集来的食品，晚上他们停止了打猎就会聚集在一起，他们发现这种生活方式更为便利。[2]
公元前8500—公元前7500年，伴随着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出现，集体游牧生活第一次受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过着流动狩猎的生活，转而在主要河流附近和平原聚居耕种。农业革命最早出现在中东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沿岸，这里的人类不再采集食物，而是靠生产粮食为生。这里的人们发明了灌溉技术，以便年复一年地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作物。随着灌溉技术向东向西的传播，所到之处粮食产量快速增长，这对中东、东南亚，特别是印度河和长江流域的人口剧增起到了关键作用。水利灌溉要求对劳动力有严格的管理，农业生产盈余也需要分配，这些都意味着需要一个由管理精英组成的军事和宗教领袖的出现。军事领袖可以迫使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到劳动中，而宗教领袖作为超自然力量的代表，能运用日历掌控着播种和收获的节奏。从这时起，对财产和积累的观念、“我的”、“你的”就此产生，这些观念在早期游牧社会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与此同时，在这些最初的农业地区开始出现了有序的政治权威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是为了共同防御周围的掠夺者。掠夺者们不愿意辛苦劳作，但很热衷于享受农业革命带来的成果，于是掠夺和攻击似乎成了一条捷径。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出现的战车使这些游牧的掠夺者们对定居者进行掠夺时，有了更明显的军事优势。早期农业社会的首领有两种明确的功能：一是要保护众人的人身安全，二是要保护众人的财产安全。因此，政治、军事和宗教精英们不再从事农业劳作，而是专门负责防御外敌、分配农业盈余，以及仲裁国内纠纷，于是，国家开始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在此之前，社会由亲属关系组成，盛行平均主义，而在国家出现后，社会便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而我们通常会认为这种新的社会组织模式是文明的象征。等级制度和特权的出现，国家的诞生，永远改变了人类生存甚至死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