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现实与虚构相缠，幻觉与梦魇交错，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情境与未知之物双线交织，构成了无与伦比的科塔萨尔世界。
在这里，现实与虚幻的界线模糊不清，人性与兽性缠斗不休。怪物与猛兽经由噩梦侵入日常生活，奇幻之物都蒙上了一层恐惧的阴影。
我们不必读懂，却必然会被拉进这个有巨大魔力的漩涡，纠缠着，撕扯着，无比绚丽，无比奇妙，如同生命中无法确认的真相，未知，却具有更致命的吸引力。
作者介绍
阿根廷短篇小说巨匠，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代表人物之一。
1914年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在阿根廷长大，1951年移居法国巴黎。著有长篇小说《跳房子》《曼努埃尔之书》，短篇小说《动物寓言集》《万火归一》《八面体》《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等。1984年在巴黎病逝。
科塔萨尔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具实验精神的伟大作家。《西语美洲文学史》的作者奥维耶多说：“每当想到科塔萨尔的名字，人们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是：迷人。”
部分摘录：
应该如何讲述这个故事？真是毫无头绪。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抑或第三人称复数？还是源源不断地臆造出毫无意义的叙述方式？假如可以这样讲：我也就是他们看到月亮升起来了；或者这样讲：我也就是我们的眼睛痛；甚至于这样讲：你那金发的女人曾经是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面前飘忽不定的云彩。真见鬼了。
开始讲故事吧，假如能够走开，去喝瓶博克啤酒，同时机器还自动运作（因为我用打字机写作），那就太完美了。这可不是随口说说，确实会很完美，因为将要讲故事的这个漆黑的洞口也是一台机器（但是跟打字机种类不同，这是台康泰克斯1.1.2相机）。和我，你，她——那金发女人——或者云彩比起来，一台机器也许会更了解另一台机器。但是我可没那么幸运，我知道如果我走开了，桌上这台雷明顿打字机就会像石雕般纹丝不动，一直运动的物体一旦静止下来就会显得死气沉沉。所以我必须写下去。要讲述这个故事，我们中的一个都必须写下去。还是由我来写比较好，因为我已经死去，更加了无牵挂；我眼前只看得到云彩，所以能够专心思考、专心写作（那边又飘过一朵云，镶着灰边）、专心回忆，因为我已经死去（我也活着，这可不是要骗谁，到了恰当的时候自然会水落石出。我还是从过去、从起点，从我还活着的时候讲起吧。到头来你会发现讲故事最好还是从头开始）。
刹那间我问自己为什么偏要讲这个故事，我们竟然会开始质疑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什么，即便只是质问自己为什么要接受晚餐的邀请（这一刻飞过去一只鸽子，我觉得像是麻雀），或者为什么听别人讲了个好故事，立刻就会觉得百爪挠心、坐立不安，非得闯进隔壁办公室把故事复述一遍才痛快，才能回去安心工作。据我所知没人解释过这种现象，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开始讲故事。讲故事没什么好难为情的，因为毕竟没有人会为呼吸或者穿鞋这种事情觉得难为情；这些都是人之常情，除非出了什么岔子，比如鞋子里发现了蜘蛛或者呼吸的时候感觉有碎玻璃划过，那么就一定要说出来，告诉隔壁办公室的同事们，或者告诉医生：“哎，医生啊，我只要一喘气就……”一定要说出来，一定要解除百爪挠心的困扰。
既然我们要讲述这个故事，那顺序就不能乱。让我们沿着这栋房子的楼梯走下去，回到整一个月前，十一月七号那天。走下五层楼，就到了星期天，巴黎十一月的阳光明媚得撩人心绪，让人想要出去走走，看看风景，拍些相片（因为我们以前是摄影师，我以前是摄影师）。我终于明白了，最难的是以什么人称讲述这个故事，我也毫不避讳把这一点再说一遍。难就难在没人知道到底是谁在讲述这个故事，是我呢，还是发生的事情本身，或者是我眼前的这些东西（云彩，偶尔飞过的一只鸽子）？如果我讲述的仅仅是我认为的真相，那么它就算不得真相，只不过我自己觉得百爪挠心，管它是不是真相，都需要跑出去把它说出来。
我们慢慢讲。随着我写下去，发生了什么事便会一目了然。如果我被替换了，如果我词穷了，如果云彩都飘走了，飘来了别的东西（因为我总不能够一直盯着眼前飘过的云彩和偶尔飞过的鸽子，把它们当故事来讲），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些……在这个“如果”之后，我又该写什么，该怎么正确地结束这个句子？但是如果我开始问这样的问题，就没法讲任何故事了。还是好好讲下去吧，也许讲故事可以作为一种答案，至少给读它的人一个交代。
罗伯特·米歇尔，法国人，也是智利人，翻译家和业余摄影爱好者，于今年十一月七日星期天离开王子大道十一号（现在飘过两小片云，都镶着银边）。三周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把圣地亚哥大学何塞·诺韦尔托·阿连德教授撰写的陪审员回避制度和上诉制度的专著译成法文。巴黎这座城市很少起风，更少起这种在街角追逐翻腾的旋风，它飞扬起来，敲打着斑驳的木制百叶窗，窗后面一惊一乍的女士们翻来覆去地谈论着这几年天气如何不稳定。但是太阳悬在空中，灿烂的阳光乘着风，洒在猫儿身上。阳光如此明媚，我便忍不住想去塞纳河码头上转转，拍一些古监狱和圣礼拜堂的相片。才十点钟，我估摸着到十一点光线就正好，会是秋天最好的光线。为了打发时间，我特意绕远路去到圣路易岛，在安茹码头闲荡。我驻足仰望了一会儿洛桑酒店，心里默诵了几段阿波利奈尔 [2] 的诗，每次经过洛桑酒店，这几段诗就会闯入脑海（假如是我，我就会想到另一位诗人，但米歇尔就是这么顽固不化）。风猛地停了，阳光比原来至少强了一倍（我想说的是至少比原来弱了一倍，但其实是一回事）。我坐在栏杆上，觉得周日的上午真是令人心花怒放。
消磨时光的办法有很多，最好的便是摄影。应该从小就教会孩子们摄影，因为这项活动可以培养纪律性、审美观、观察力和准确有力的手指。摄影不是像新闻狗仔那样窥探秘密，埋伏着偷拍唐宁街十号走出的大人物的笨拙身影，但是无论如何，只要身上带着相机，那就必须专心致志，不应该忽略阳光在一块古朴的石头上反射出耀眼的美妙光芒，也不该忽略买回面包或牛奶的小姑娘一路飞奔、小辫儿在空中舞蹈的画面。米歇尔明白，每当摄影师拍照时，相机便居心叵测地代替了他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现在又飘过一大片云，几乎是黑色的），但他不以为意，因为他知道，只要不带康泰克斯出门，他就能重拾悠闲的心情，看风景不用考虑取景框，感受阳光不用考虑光圈和1/250秒的快门。此刻（什么词啊，此刻 ，真是愚蠢的谎话）我可以坐在河边的栏杆上，看着黑色和红色的松木船来往穿梭，不用考虑怎么给眼前的景色拍照，顺其自然就好，在时间之河中一动不动地随波逐流。风已经停了。
后来，我沿着波旁码头一直走到小岛的尽头，那里有个私密的小广场，我很喜欢，喜欢得无以复加。（说私密是因为广场很小，并不是因为它隐蔽，毕竟它敞开怀抱朝向塞纳河和天空。）广场上只有一对情侣，当然还有鸽群，也许我现在看到的鸽子就是从那儿飞过来的。我跳起来坐到栏杆上，裸露着面庞、耳朵和双手（我把手套放在口袋里了），让自己沐浴、沉醉在阳光里。我没心思照相，百无聊赖便点了一支烟；我记得，在火苗凑近香烟的那一瞬间，我瞥到了那个少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一开始以为是情侣的这一对其实更像是母子，尽管我立即意识到他们也并不是母子。看到两人倚在栏杆上或者搂抱着坐在广场的长凳上，我们一般都会认为他们是情侣。既然我百无聊赖，就有足够的时间揣摩少年为什么那么紧张，他紧张得像一匹小马，像一只小兔子。他把双手插在兜里，突然抽出一只手，再抽出另一只手，用手指梳过头发，不断变换着姿势。我尤其想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害怕。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流露出因羞耻而难以抑制的恐惧，显然他有股冲动想掉头离开，因为他的身体似乎已经准备好了要逃跑，现在僵在那里不过是最后那一点可怜的仪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