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央银行在一个国家中究竟应该拥有多大的影响力？央行等独立机构并非经过民选产生，政府是否将过多的责任委任给了央行？虽然危机以来央行正确地应对了诸多挑战，但如果未来央行失败了呢？要由谁来监督、问责央行？
保罗・塔克在《未经选举的权力》一书中，回答了这些问题，并针对央行行长和其他未经选举的决策者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管理，促进经济良性发展提出了解决方案。
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央行行长已成为与司法和军事并列的第三大非民选权力支柱。他们掌握着经济福祉的监管权力和金融杠杆，但与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不同，他们的权力并不直接来自选民。《未经选举的权力》一书建设性地提出了授权原则，以确保央行行长、技术官僚、监管者和行政当局及其代理人专注于公共利益的管理，而不是成为“权力过于强大的公民”。
英国央行前副行长保罗・塔克从其多年的英国国内和国际政策制定经验中汲取精髓，以解决未经选举的权力产生的重大问题，并通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欧盟的示例丰富了他的论证。塔克结合经济学、政治理论和公共法律，从宪政民主和法治的视角探讨了与政治隔离的授权成为合法权力的必要条件。他解释了这一解决方案为什么必须与现实世界的政府结构相适应，以及为什么技术官僚及其政治监督者需要相应的激励机制以使系统按预期的方式运行。塔克解释了为什么行政机构不需要成为政府的第四个部门，但仍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以及央行行长如何能够效仿较好的司法自我约束，成为权力分散的典范。
无论如何，未经选举的权力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的一个标志。这本重要的著作展示了如何利用它达到我们每个人的目的。
作者介绍
英国央行前副行长。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员，系统性风险委员会(the Systemic Risk Council)主席。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所所长。
30余年中央银行家从业经验，2002年成为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09—2013年年底，任副行长，并担任金融政策委员会副主席和审慎监管局董事会副主席。
20国集团金融稳定委员会指导委员会成员，并任其跨境银行解决方案委员会主席，以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曾任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成员，并从2012年4月起担任巴塞尔支付与结算系统委员会主席。
部分摘录：
2016年是多事之秋。先是英国举行脱欧公投，然后是美国总统选举，这些都发生在欧洲大陆部分地区民众不满和抗议的背景下，从而将民粹主义和技术官僚的问题引入公众视野。天底下的政府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其官僚分属两个阵营，要么拥抱人民，要么疏远人民。当然，他们的界限并非如此泾渭分明。民粹主义领导人通常主张特殊的准则或号召一切要服从人民利益，被认为是政治社会的真正成员，而这一点使得他们可以免除实际的公众参与、辩论和分歧所带来的麻烦。与此同时，技术官僚往往声称自己发现了某种科学方法，可以弄清什么是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但条件是，他们这些非民选专家只能靠另一群非民选权力主体（即法官）来进行调查。
在当今主要的西方民主国家中，以上提及的两种形式的政府制度都不存在，但它们的基本理念一直在相互斗争，这在当今真实的政治生活中随处可见。在过去25年多的时间里，对政府投票结果感到失望和厌烦的人，在指责孤傲、不接地气的技术官僚时找到了共同点，一致视他们为敌人。而技术官僚则担心（他们眼中的）基本价值观或权力会被搁置一边，警告民粹主义煽动者不要给人民以虚假的诱惑。
这场竞争，或许也可以叫作斗争，无疑反映了政治和政府的真正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左翼和右翼政党不再重视群众运动，转而提供政治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在政府内部，由非民选技术官僚领导的、获得授权的独立机构在近几十年来（以及在美国的早些时候）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些现象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在公共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上存在足够的共识，即它可以被授予超出民选政治家日常监督范围的权力，那么政党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政党要做的就是描绘美好生活的雄伟愿景以及确定如何实现。英国工党某任领袖的副手既反对技术官僚本位，又展现出自由主义的倾向，其在1997年抱怨说：“托尼·布莱尔把政治从政治中带走了。”
但最近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让人们开始对委托治理的共识感到不安。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十年里，全球经济发展迟缓，在西方国家，穷人、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的差距扩大了。因此，把民主政体看作一种由高度去政治化（hyper-depoliticized）的技术官僚和高度政治化的民粹主义组成的奇特混合体，并不是胡思乱想。这两者相互作用，既维持有效的政府，又恢复多数人的情感。
这种政治和经济的结合点最终可能会挑战自由民主的基本结构和价值观，以及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占主导地位的集体治理模式。这种制度将自由主义——更普遍地说，是宪法下受法律约束的政府——与代议制民主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形式结合起来。在苏联解体后的几年里，西方国家对非自由主义民主（illiberal democracies）政体的担忧日益增加，这些国家也在选举政府，但对少数民族和个人自由只字不提。时至今日，西方国家则关注非民主自由主义（undemocratic liberalism），这种制度过于强调个人权利，但是很少有事项是由投票箱或人民福祉来决定的。
因此，目前关于技术官僚统治和民粹主义的辩论日趋激烈。这会使我们看起来似乎正在接近这样一个结论，即对非自由主义民主和非民主自由主义之间的选择将很难避免。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的目的是挑战这种绝对的悲观主义。它探讨了是否有可能在我们的政府体系中，找到一个独立机构的位置而不损害民主合法性。几乎所有的讨论都是干巴巴的，但背后的逻辑是，有必要找到一种方法，克服对政府架构的错误选择，从而解决政治团体的角色问题。
非民选权力不是新鲜事物。西方民主社会早就找到了接纳军队、司法机构和教会的方式。重要的是，非民选权力的范围和机制发生了变化，现在通常需要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和规章。这一点在英国最为明显。在今天的许多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行长成为继法官和将军之后的非民选权力的第三大支柱。
中央银行是技术官僚权力的缩影 中央银行发展的高峰期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用国际联盟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重建的话来说：
中央银行应免于政治压力，只以审慎的方式开展工作。在没有中央银行的国家，应设立中央银行。
在这一公告发布10年后，1929年的股市崩盘、金本位制解体和大萧条，都足以使央行被剥夺所有的职责、地位和权力。
20世纪90年代之前，央行再也没有重获荣光。到了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经济体步入繁荣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在这些经济体中推广中央银行独立性和以控制通胀为目标的价格稳定框架。但是，历史再次重演，它们的协调政策并没有带来良好结果，反而使全球经济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低于历史均值的增长速度，这些还没过去多长时间，仍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