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 一百多个德国人匿名的陈述，真实展现纳粹时期集中营外面的世界。
◆ 他们既是凶手，也是受害者，他们毁灭他人，自身也逃脱不了毁灭。
这部非虚构小说源于一百多个德国人匿名的陈述，他们代表着纳粹时期集中营外面的世界。这一切都是事实，没有一个故事是杜撰的。这里既没有由一小群手握大权的无赖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也没有由一小群有理想的德国优秀人物做出的英雄壮举。因为无论罪行和自我牺牲都不构成主流，而只是特例——这些特例在希特勒先生的第三帝国里并不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更加罕见。于是，本书只讲述真正的普通人的故事。这些人并不比其他人更有权力，也不比其他人更有英雄气概；既没有特殊悲惨的境遇，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恶棍。
他们是农民、医生、老师、牧师、作家、杂货店老板，甚至盖世太保，这些普通人的际遇代表着最真实的纳粹德国……
作者介绍
艾瑞卡·曼（Erica Mann，1905年9月—1969年8月），德国作家、演员、记者，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女儿，1933年纳粹上台后开始流亡生涯。其代表作是关于纳粹德国的书籍，比如抨击纳粹德国教育体制的《培养野蛮人的学校》（School for Barbarians，1938年）、关于著名的德国流亡者经历的《逃生》（Escape to Life，1939年），以及这部以大量资料与上百个真实人物经历为基础的非虚构小说《黑暗降临》（The Lights go Down，1940年）。晚年主要整理父亲托马斯·曼和弟弟克劳斯·曼的遗稿，并撰写父亲的传记《托马斯·曼的最后一年》（The Last Year of Thomas Mann）。
部分摘录：
玛丽的愿望是当一个教师。这个年轻姑娘的父母在集市广场开了一家小商店，经营《圣经》、宗教读物、圣像和画。但是他们的小生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所以只能勉强度日。他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中，担心他们的小商店有一天会“被强令停业”——但即便是在眼前，也随时有可能受到年轻的纳粹分子的羞辱甚至攻击。
玛丽本来想上一所教师培训学校，但这所学校不久前停止招收女生，何时恢复还要等“另行通知”。除此以外，玛丽此时还必须完成一个称为“责任年”的服役，更何况她也付不起培训学校的学费。玛丽和父母商量了很久，还和掌控无上权力的劳工局进行了交谈，最后她被分配到普法夫家做保姆。这一家有四个孩子，身材瘦小的玛丽本来希望得到一个不这么辛苦且工资高一点的职务。这样的工作其实不少，而当家庭保姆的实际上并不多。当收到劳工局发给她的“服役通知”，并且像一个士兵被分配到战斗部队那样被分配到普法夫家做保姆的时候，玛丽感到非常震惊。她一个月的薪水将会是二十二马克，只相当于七美元，而她的工作不仅需要做饭，照顾四个孩子，做家庭缝纫，还要打扫整个屋子。除此之外，她还要在晚上为国家社会党妇女组织服务。
“我能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吗？”玛丽问道，她看见自己的材料正消失在抽屉里，“我的意思是，我能自己选择吗？”
劳工局的官员是一个严厉但还不算有敌意的骨骼粗大的女人，她咧开嘴笑了笑：“没门儿。”然后，一边说着一边推给玛丽一张报纸，好像是用这张报纸来交换玛丽那叠整理好的材料似的。
玛丽看到头条标题：“头等大事岂容儿戏”。头几行字就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篇文章是专门针对她，针对玛丽这样即将成为家庭保姆的人的。她瞥了一眼报纸的名字，顿时感到一股恐怖的阴冷，《黑色军团报》。她明白任何威胁或者警告只要登在这份报纸上，都会带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黑色军团，是希特勒的精锐部队，身穿黑色制服，永远充满坚定和自信。每一项法律或者法令发布前一个月，黑色军团都会事先知道。实际上他们岂止知道，而分明是在操纵这些法令的形成。如果《黑色军团报》上提出什么要求，或者“暴露”了某些“不当行为”，那毫无疑问，这些要求会得到满足，而“不当行为”会被取缔。
玛丽看报纸上写道：“家庭保姆问题关系到我国人口政策的成功，并最终和我国人民的未来紧密相关，需运用有关的法律和法令加以制约。”
玛丽暗忖：“保姆问题和国家有什么相关？”她接着往下看。这篇文章的大意是：一些女孩子不愿意在那些工资少得可怜但有很多孩子需要照看的人家当保姆。而如果孩子多的家庭找不到保姆，他们就不愿意再生更多的孩子，这将会威胁到国家利益。报纸上接着写道：“一般的措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国家紧急状态，一旦失误后果极为严重。”接下来又有两三条黑体字标题：“回避问题不能解决问题”，以及“是时候采取果断措施了”。玛丽读道：国家严重缺少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所以必须“强力干预”。对于那些“道德败坏者”“没有责任感的人”，即那些为了工作轻松和好收入变换自己工作岗位的人，魏玛治安法庭最近的一个判决就是一个“有力的警告”：一个蓄意离开自己工作岗位的女孩被判入狱两个月。“我们为这一判决叫好，因为我们决不允许个人自由威胁到我们的人口政策。”
玛丽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把报纸还给了那位劳动局女官员。
“看到了吗，姑娘？入狱两个月。现在是国家紧急状态。你愿意去普法夫家吗？”
玛丽点点头：“是的，当然。”
回到家里，玛丽渐渐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她想，这没什么不好，我喜欢工作。为期一年的“实习”对我今后的职业生涯有好处，对我的婚后生活也有好处。
说到结婚，玛丽已经有了具体的计划。她和一个小伙子订了婚。小伙子的父亲以前是工人，现在已经升到工长。小伙子自己的愿望是当一个律师。他晚上在他父亲工作的炼铁厂干活，白天学习律师考试的初级课程。玛丽喜欢她的彼得，觉得他勤奋，有勇气，能坚持，面对各种情况都能保持乐观和幽默。不用说，彼得属于民族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玛丽已经退出了德意志少女联盟而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盟。尽管如此，他俩都有理由对纳粹党有些抱怨，因为几乎没有时间可以留给他们单独相处，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当他们想约会、读本书或者学习时，总是不得不参加各种训练，或者学习“世界局势”，或者做某些义务劳动。好不容易到了星期天，他们想一块儿到山里徒步旅行，但是又会有各种必须参加的类似于“军事体育”的项目把他们分开。
玛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小时候起她就喜欢盯着她父母商店橱窗里的各种圣像雕塑和绘画作品看，而且喜欢听父亲给她讲《圣经》里的故事。那些故事经过她父亲的讲述都变得栩栩如生。但由于彼得是一个激进的爱国者和国社党员，玛丽一直都在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并且总能使自己从思想到行动都符合纳粹的要求和命令。无论如何，和她的未婚夫一样，玛丽对未来充满期望。但即使是彼得，也会偶尔产生疑问。比如最近帝国学生机构的领导人正在计划把律师课程的学制从三年缩短到仅仅一年。[1]
“果真如此，我们就太疲于奔命了。”彼得说，“你想想，一年之内你需要不断地完成党的各种任务，再加上四个星期的野外训练，还能有多少时间学习呢？当然，考试的时候会给我们党员出比较容易的题，但是如果想成为一个好的律师，你必须学很多东西。有时候我想想就觉得害怕——”他说到这儿的时候玛丽真的觉得他是被吓着了。“我将来会变成一个用爱国热情补贴专业知识的人。唉，走着看吧。”他不愿意再说下去了，于是问问玛丽在普法夫家工作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