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亚当·斯密荣誉等身，思想体系磅礴且极具影响力，从达尔文、马克思、凯恩斯到哈耶克，在所有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理论家的观点中，几乎都能够找到他的印记。但在今天，斯密也饱受争议，不少人抨击他为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的倡导者，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原动力，是不平等和人类自私的辩护人。围绕现代对亚当·斯密的信仰、偏见与重重迷思，作者从18世纪苏格兰的启蒙运动着笔，追溯了斯密思想的源头和思想体系的构成与发展。如作者所述，斯密并非一个教条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也远非一名经济学家这么简单，除了《国富论》，他的《道德情操论》《法理学讲义》以及其他与修辞学、文学相关的论述也值得深入研究，他是现代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理论的奠基人，也是现代政治经济学进化理论的开创者。
在左右翼政治经济派别愈发分立的今天，本书博古通今，通过对斯密时代的回溯，反观了当代市场、掠夺性资本和周期性金融危机背后的症结，重申了斯密提出的基本原则，其关于改革市场体系的论述，以及他在解决社会不平等、剥削和人类尊严方面做出的尝试，希望引导迷失方向的人们破除迷思、重读经典、回到正轨。
作者介绍
杰西·诺曼，英国国会议员，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名誉院士，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理事，牛津大学万灵学院访问学者，曾在巴克莱银行任职。著有《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等书。
部分摘录：
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传说之一。大约在1726年，玛格丽特·斯密带着她唯一的儿子，快3岁的亚当·斯密，和他的舅父一起住在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这里距离他们在苏格兰东海岸柯科迪[1]的家只有几英里。伟大的约翰·雷是19世纪时亚当·斯密传记的作者。根据他的记录，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2]
一群过路的吉卜赛人偷了这个孩子，孩子的母亲一直找不到他。忽然有一位绅士说他在几英里外碰见了一个吉卜赛女人背着一个可怜的孩子。巡警立刻出发…… 他们在莱斯利森林找到了那个吉卜赛女人。女人一见到巡警就把孩子扔下逃跑了，最后孩子被带回了母亲身边。
后来人们常常讲起这个故事。斯密的朋友，哲学家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第一次谈起这个故事时曾称赞道，这次救援“为世界保住了一个天才，他命中注定要扩展科学的边界，并为欧洲的商业政策带来新的启迪和改革”。[3]但任何好事导致的结果可能都是双向的，亚当·斯密后来“心不在焉”[4]的形象广为流传，约翰·雷也曾调侃道：“我担心他会成为一个可怜的吉卜赛人。”
亚当·斯密一直在母亲的关注中生活，他们母子之间的联系异常紧密，在一起生活了60多年。斯密出生于1723年6月5日（或者更早），他和牛顿一样是个遗腹子。他的父亲老亚当·斯密在他出生前5个月就去世了，年仅43岁。老斯密通过公共服务和法律工作一路晋升，最终成了柯科迪的海关监察。斯密家族在历史上留下的信息很少，但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大概来自阿伯丁附近的西顿地区，老斯密从那里出发去爱丁堡学习法律。1705年，他成为苏格兰劳登伯爵的私人秘书。劳登伯爵是当时苏格兰的两位国务卿之一，参与了《联合法案》[5]历经两年的复杂谈判，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通过了《联合法案》。在那一年，老斯密成为格拉斯哥市的公民，他的家庭与这座城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他还获得了一个皇家职位——军事法庭书记，负责军事审判。同年，他还被任命为律师，取得了提供财务和不动产咨询服务的资格，这是一个很有专业含金量的职位。
老亚当·斯密结过两次婚，这两次婚姻都帮助这个出身小士绅阶层的年轻人提升了社会地位。他的第一任妻子，莉莉娅斯·德拉蒙德（或者叫莉莉），来自爱丁堡一个有名望的家庭。1709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休，他是亚当·斯密同父异母的兄弟，比斯密大14岁左右。莉莉生下孩子后不到10年就去世了，只给丈夫留下了一个孩子。1715年爆发了詹姆斯党人叛乱[6]，这次叛乱在谢里夫缪尔战役之后无疾而终，战乱逐渐平息，汉诺威党被阿盖尔公爵二世控制，军事法庭有很多工作需要老斯密处理。
当时老斯密还担任柯科迪的海关监察。他从爱丁堡去了柯科迪，显然心存疑虑，但仍期望能从苏格兰海关系统的重组中获得一些好处。柯科迪到福斯湾的直线距离仅10英里，但是当时横跨海洋的福斯大桥尚未建成，海湾边的陆路十分漫长。于是当地人把那个长条形的小镇称作“长镇”。小镇的建筑就在海岸边沿着一条主干道蔓延开来，镇子长约1英里。这个地方在历史上颇有地位和渊源：此地大概从1450年开始就是皇室自治区，有资格进行海外贸易和销售外国商品，并且有资格派代表参加议会。16世纪，柯科迪港口一直是苏格兰向欧洲大陆输出煤炭、盐和亚麻的出口，是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但是17世纪40年代的内战，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统治期间与法国的战争，17世纪90年代的歉收和饥荒等一系列事件对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再加上后来美国殖民地的扩张，尤其是烟草贸易的发展，导致苏格兰的贸易经济中心越来越向格拉斯哥和西部地区转移。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加速了这一进程，在《航海法案》的要求下，苏格兰贸易商不得不融入更大的英国市场。
老斯密于1714年抵达柯科迪，当地经济正处在下滑期，到1755年，该镇人口减少到2 296人，几乎不到1个世纪前的半数。而且由于海关监察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针对贸易额的收费，经济衰退对老斯密的财务收益很不利。更糟糕的是，由于停止了征收农业税，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新的爱丁堡海关专员委员会又开始大力打击走私，激起了当地人民的不满。老斯密本人聪明且有教养，他年轻时曾前往法国，在去波尔多的途中还遭遇过海难。他的家中充斥着自由主义的氛围，家里的小图书馆藏有大约80本书，大部分是法律类、宗教类，也包括历史、文学和自我提升的书籍。柯科迪的地理位置很靠近爱丁堡，但是从文化、经济及政治方面看，与爱丁堡咖啡馆高谈阔论的大城市氛围还是相差甚远。
不过斯密家族在这个小镇还是有了很大收获：老斯密认识了家庭背景深厚的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她是法夫郡望族的后代，她父亲来自道格拉斯家族，母亲来自巴尔福斯家族，都是有影响力的大家族。道格拉斯家有很多军方的人脉，玛格丽特的父亲罗伯特·道格拉斯也曾在1689年被任命为民兵团的上校。这些似乎给亚当·斯密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很多年后的1763年，詹姆斯·博斯韦尔记录道：“格拉斯哥的斯密先生曾告诉我，他的朋友们曾因为不想让他参军而试图割他的喉咙。”[7]作为亚当·斯密曾经的学生，博斯韦尔认为这个故事非常荒唐，之后认识这位知名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想必也有同感。
玛格丽特和老斯密在1720年成婚，但不到3年老斯密就去世了，死因不明。对这位准妈妈和她年轻的继子休而言，老斯密的死是莫大的打击。对休来说，他再次失去至亲。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玛格丽特给亚当·斯密取了和父亲一样的名字，并且一生都与他非常亲密。和许多丧父或是父亲缺席的成长故事一样，亚当·斯密继承了父亲的生活，他在长大后成了一个严肃的年轻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思考法律、贸易以及如何优化经济上，后来还加入了苏格兰海关委员会（不仅仅是柯科迪的监察）。
许多人认为亚当·斯密出生在柯科迪的高街（可惜房子早已被拆除）。在儿子出生前，老斯密可能已经预感到了死亡，他在1722年11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两个月，重新立了遗嘱。遗嘱中指定了“导师和监护人”（都是男性）来帮助玛格丽特抚养孩子。被指定的人中包括亚当·斯密的两个叔父，以及其他一些和斯密夫妇有私人关系或社会关系的人。来自邓尼克[8]的詹姆斯·奥斯瓦尔德是其中之一，他虽然是外地人，但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他支付了老斯密葬礼的费用；还有老斯密的一个侄子和一个堂兄，名字都叫威廉·斯密，他们一个为有权势的阿盖尔公爵二世当秘书，另一个在阿伯丁的马里沙尔学院做校董秘书；还有亨利·米勒，他是著名的大卫·米勒的亲戚，在柯科迪的一个学校当校长；还有两个出身显赫的监护人来自佩尼库克的克勒克家族，一位是约翰·克勒克男爵二世，他曾在莱顿大学学习历史，并在罗马的科雷利门下学习历史、建筑和音乐，他拥有财政法庭男爵的肥差，还积极推动启蒙思想在科学、艺术和文化等领域的深入发展；另一位是来自礼斯顿谢尔[9]的约翰·克勒克博士，他是公共卫生方面的革新者，也是1729年爱丁堡医院的创始人之一。可见，亚当·斯密虽然缺少了父亲的陪伴，却是在一个多元而庞大的亲友网络中长大的，他周围的长辈人脉丰富、乐于助人，有独立思考能力，并且富有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