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知名学者张宏杰继畅销书《曾国藩传》后重磅力作，经济版《曾国藩传》。曾国藩的一生，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极高。他从笨人到圣人，经历五次耻辱，在步步升级、脱胎换骨的持续奋斗过程中，有着怎样独特的经济生活？
他怎样筹集学费、赶考路费和进京做官的经费？
他做京官期间为什么会欠下巨债？开销都花在了哪里？
他一生总收入是多少？哪些来自工资收入，哪些来自灰色收入？
湘军创业的财政密码何在？他做了怎样的制度设计？
他为什么要给户部行贿八万两？
他如何处理官场上复杂的人情世故？
他立志学做圣人，为什么却又不愿意成为海瑞式的清官？
本书首次解读曾国藩的私人账簿和湘军创业的财政密码，详解“最后一个圣人”的收入与支出。从经济角度描摹出曾国藩持续奋斗的升级之道，最终他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从一个天资平庸的普通人成长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完成人生逆袭。
这既是一部曾国藩的个人生活史，也是一部晚清政治、社会史。不仅是全面了解曾国藩，也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运转规律的必读之作。
作者介绍
张宏杰，1972年出生。知名历史学者，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著有畅销书《曾国藩传》《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任大型纪录片《孔子》《楚国八百年》《戊戌变法》总撰稿。
部分摘录：
一 典型的“平头百姓” 湘乡曾氏家族本来是非常典型的“平头百姓”。曾国藩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 (1) 也就是说，从元明到晚清五六百年，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
确实，查阅《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从南宋年间那个可疑的“宋翰林院学士曾仕珪”往下，到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为止的二十二代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 (2) 。
直到清道光十二年（1832），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才取得突破，成为曾氏家族第一个秀才，曾家才脱离平头百姓行列，进入“绅士阶层” (3) ，不过属于“下层绅士”。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又考中了进士，曾氏家族也由此跨过了“上层绅士”阶层的门槛。此后，曾国藩在官场上不断升迁，他的兄弟曾国荃以军功崛起，曾氏家族上升为“豪门巨族”，登上传统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从这个角度来说，曾国藩家族是研究清代社会垂直流动的一个很好的样板。
二 中个秀才不容易 在传统时代，平头百姓要想爬上士绅阶层，并不比骆驼穿过针眼容易。明清两代士绅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过百分之一左右 (4) 。
平民百姓想要改换门庭，最主要的途径当然就是科举。然而传统时代科举的录取率极低，最低一级功名秀才（生员）的录取率不过1%左右 (5) ，至于举人、进士功名，当然更是难上加难。何炳棣说，以明代1393年为例，“进士只占总人口的0.000055，而在清代1844年，则占0.000048” (6) 。也就是说，进士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平均不过十万分之五左右。
因此，由布衣而入仕，通常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业，往往需要好几代人进行接力。宗韵在《阶层与流动：明初农户入仕案例分析》一文中，对明代二十个家族的奋斗史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明初普通农民家庭攀升为官宦之家，平均需要四代到五代人，花13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 (7) 。
在这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中，通常有两个必须通过的关口。第一，奋斗的起点往往是这个家族从中农以下变成富农或者地主，也就是经济地位要有一次上升。第二，有一代人获得秀才这个低级功名，后代才有可能中进士。
为什么要经过这两个关口呢？首先，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供孩子读书。虽然中国科举制度最令人称道之处就是它的公平性，然而这种公平性是受到经济条件的极大制约的。潘光旦、费孝通分析了清朝从康熙到宣统年间的915份朱墨卷，得出的结论是，科举制看似公平，但是实际上对城镇居民、有产之家庭更为有利。张仲礼也认为科举制实际上更有利于有财富权势者 (8) 。因为供孩子读书、参加考试，特别是乡试以上级别的考试，是要花很多钱的。参加乡试，需要在省城住店或者租房，“而此时房租又颇昂贵，非一般贫寒子弟所堪承受。而参加会试，更是所费不赀。有些离京城较远的省份，第二年三月的会试，在前一年十二月初就准备上京。旅途劳顿之苦，旅费之巨，不难想见” (9)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河南拔贡王锡彤由汲县赴北京参加朝考。河南离北京并不算远，然而往返路费还是花掉了约50两白银；到了北京之后，他经历了到礼部投文、报到、买卷、团拜等必需的程序，又花掉50两左右 (10) 。这样大的支出是中农以下的人家通常难以负担的，所以大部分科举的成功者都出自小康以上的家庭。
而要由前代人获得一个低级功名给后代人做垫脚石，是因为获得举人、进士等高级功名的难度远远大于秀才。艾尔曼说：“在3万名生员中，只有1500名（5%）从乡试中胜出成为举人，而在举人中最后只有300名（20%）可以通过殿试。” (11) 也就是说，按所有参加科举的人数与最终的进士名额计算，录取率是0.000136。
由平民家庭白手起家中了秀才的第一代科举成功者，由于教育质量的限制，往往只能止步于第一阶。但是他们却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为优越的教育环境，做孩子的启蒙老师，成为孩子们向上攀登的阶梯。王先明研究证明，晚清考中举人的那些人，查他们的祖、父两代，大部分都取得过秀才等基础功名。“其祖、父有功名身份的举人所占比例占绝对的多数。” (12) 何炳棣也说，明清两代近百分之七十的进士不是出身于普通平民之家 (13) 。具体到清代，百分之八十以上进士的三代祖先中至少出现过一个秀才 (14) 。
曾国藩的同时代人李鸿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安徽李氏最初“清贫无田”，到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 (15) ，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立志要光大门户，发奋苦读，无奈时运不济，两次乡试均告失败，止步于生员。李殿华从此退居乡间，率子孙耕读，“足不入城市几近五十年”。他承担起所有家事，让自己的子孙们专心于学业。命运终于对李氏家族的顽强努力加以回报，李文安父子后来双双金榜题名，“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16) 。
曾国藩家族的科举史与此十分相似。湘乡曾氏接力式奋斗的起点，也就是经济地位的上升是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这一代完成的。曾玉屏出生之时，家境属于中农。他“少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一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以至人们担心曾家在他手里破落。好在从三十五岁起他痛改旧习，勤苦力田，“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多种经营，一年到头，无稍空闲。高嵋山“垄峻如梯，田小如瓦”，曾玉屏“凿石决壤” (17) ，将十几块小田土连接成一片大田地。几十年艰苦创业，终于使曾家经济状况逐渐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