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20年代，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这些后来创造了美国文学黄金时代的年轻作家倍感疏离与压抑，纷纷逃离美国，来到巴黎寻找自由的生活和归属感。
他们便是“迷惘的一代”。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与过去脱离了关系，无法接受过去的那套行为规范，是因为他们想生活在流放中。他们向着一个新的人生目标探索，在疑惑、不安与反抗中写作、喝酒、观看斗牛、和情人做爱，同时又依然思念着早已失落的故乡。
《流放者归来》描述了这一代年轻人自我流放与重新归来的冒险历程。它对他们甩掉前人的包袱、开创自己的时代的赞美，激励了此后一代代年轻人。
在中国，《流放者归来》曾多次再版，影响深远，曾入选“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深的100本书（1978-1998）”。此次新版增补了文学评论家唐纳德·福克纳的精彩导读、1934年版的尾声、围绕《流放者归来》的出版史及大事记、作者亲手绘制的1924—1949文艺生活史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美国黄金一代作家的思想历程，以及20世纪上半叶美国历史与文化的变迁。
作者介绍
马尔科姆 · 考利
美国小说家、评论家、编辑，也是20世纪重要的文学史家。
1920年代，旅居法国，成为“迷惘的一代”的成员。
1934年出版的《流放者的归来》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经历，被认为是从社会学、历史、文学等方面，全方位展现“迷惘的一代”作家的生活与作品的经典著作，对当代作家与艺术思想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1940年代开始，就职于维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系列作家选集，包括《海明威文集》《爱默生文集》等，其中《袖珍福克纳选集》由他亲自撰写序言，极大地提高了福克纳的社会知名度。
晚年，定居希尔曼，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
部分摘录：
我出生在位于阿勒格尼山脉西坡的宾夕法尼亚州坎布里亚郡贝尔萨诺附近的一个农庄。每个夏天都住在那儿，有时候漫长的秋天也在那儿——钓鱼，打棉尾兔和松鼠，或者一个人在树林里漫步。我把贝尔萨诺视为我的故乡。但我父亲是匹兹堡的一名医生，我就读于大城高中。
这所学校肯定和大山西边的两百多所高中没什么区别。新造的高中，设施很好，规模中等，当时大约有一千名学生。回想起来，似乎各种各样的人都去那儿读高中——我记得的有一个百万富翁煤矿主的女儿，一个未来的全美联赛中卫，一个英俊的意大利人——后来成为了著名的黑手党，一个又高又严肃又傻的黑人小子，两个整年穿着花布裙的小姑娘，我们怀疑她们把冬天的内衣缝在裙子里——但这所高中的氛围是欣欣向荣的，是中产阶级的。每个人都很友好。另一方面，大家都分属于不同的团体，橄榄球队、公益团、次好的公益团、由英语作文成绩好的同学们组成的文学社，我们在那里看不是上课规定要看的书，我们都很腼腆、吵闹，穿得都很糟，我们还协助编辑校办的杂志。
我当然就属于这么一个团体——和我们班的肯尼斯·伯克、杰米·赖特（他后来成为一名戏剧导演）、罗素·法雷尔（他是我们毕业时致告别词的毕业生代表，后来他改变主意没有做牧师）、杰克·戴维斯和另外的三四个人一起。在大山西面的高中里，当时肯定有一大把属于这种社团的少年作家。接下来，就来看看我们在十七岁时的模样。
我估计我们身上全是我们那种年龄和性格的人所具有的普通的叛逆。我们全都以自我为中心，全都对自己的个性沾沾自喜，全都因这种个性终将被磨平的想法而感到震惊。我们经常沉思死亡这件事，经常嘲笑胆怯和虚荣。我们满脸痘痘、举止笨拙，渴望有人接受我们的爱抚，有人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真正的价值、我们不为这个世界所了解的情感所倾倒。我们渴望逃离，逃到街道蜿蜒曲折的欧洲城市，逃到女人的乳房如倒置的茶杯般又小又硬的东方岛屿。我们对任何非法的勾当都充满了腼腆的好奇，不论是住在邻街的一位妓女、尼禄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是星期天下午在我们之间传来传去的黑莓酒瓶。我们觉得自己和别的少年不同：我们既羡慕又讨厌那些开心的小子，那些不论形势如何都能灵活应对的小子，那些开着父亲的车、在橄榄球赛上引得啦啦队姑娘们一阵阵欢呼的小子，那些从来不写什么诗歌也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的小子。
与此相似的症状至少在两个世纪前的少年作家们的身上反复出现过，也许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但我们还有其他症状，更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典型症状。
因此，我们在面对人生时总感觉到一种羞辱，我们不愿意对这个世界发号施令。艺术和生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艺术为普通大众所轻视，是“生活的点缀”，从来也不会对生活产生什么真正的影响。艺术不是商业，甚至带点神秘，但我们都渴望成为一个艺术家。这是我们自己的愿望。一个艺术家，一个诗人，不该用自己的穿着打扮来为自己做广告，因此他不应该穿黑大衣、打花领带，也不应该留披肩长发。艺术家有自己的世界，而他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应该甘于卑微。我有个朋友曾对我坦言他想每年挣它个七千美金，然后每个礼拜都能去剧院听交响乐，我觉得这个人太异想天开了。另一个朋友，就像萨默塞特·毛姆的《人性的枷锁》里的主人公，他想做一个在轮船上执业的医生，往来于每一个陌生的港口。还有一个人只要能子承父业就心满意足了。就我自己而言，我决心做一个报纸杂志上的戏剧评论员，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在乡下。我每年要挣三千美金，还要有一个情妇。与此同时，我还要写作，我的每一个朋友都要写作——可是，我们写什么呢？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多愁善感之处、自己的象征，这些象征能感动他们，使他们产生同情或自我同情。对始于拜伦的早期浪漫派作家而言，最喜欢的一个象征是鬼城——无法接近、荒凉冷清，里面住着一个出身贵族的青年，一个曼弗雷德[1]似的人物，寻求着内心罪恶感的救赎，但是对整个人类充满了轻蔑。对于追随易卜生的社会心理派作家而言，惯用的题材是被人误解的改革者，他们是人民公敌，他们想帮助别人，却因为自己的好意被别人钉上了十字架。艺术家在社会上处处碰壁是晚期浪漫派作家爱用的题材。所有这些象征对我们来说都显得陌生，甚至有点荒唐。我们的感情被更古老的情节触动着——姑娘们哀悼她死去的情人，男人们在战争中受伤、死亡，漂泊者思念着故乡，妓女听见《婚礼进行曲》或《摇篮曲》时感动得痛哭流涕……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般性主题，但我们的感情，在当时来说，是受到我们思想的制约的。
在描述这些思想时我是冒风险的，因为这会显得太理智也太明确。从本质上来说，它们根本就不是思想，它们是态度，是感情，虽然执著但也很微妙，往往仅存在于萌芽状态。它们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接下来将发生的事——因为，在一段模仿的时期结束后和一段转变的时期开始前，它们会在我们的文字里再次出现，因为我们在十七岁时的感受可以解释和评价我们后来的信仰。
十七岁时，我们幻灭、萎靡。在打篮球、初恋和思考人生——在温热的下午用巧克力汽水将它冲淡——中，我们开始质疑在家里和学校里学到的一切。宗教——我们对之讨论了很多，罗马天主教对抗不可知论，对抗路德教派，对抗基督教科学派，然后我们都变成了宗教冷淡主义者。道德，用贞操来加以限定，是对我们的身体所说的一个谎言。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无用的，也是误导的，尤其是英国文学教育。我们被迫阅读的那些作家，特别是莎士比亚，是不符合我们大多数人的胃口的；他们作品的味道就像加了消毒剂的生水。
我们还太幼稚，无法理解后来被T.S.艾略特的追随者（在他们和教会和解之前）反复强调的现代社会的彻底绝望，但我们能分享它背后的那种情绪。在一段短暂的时期里，我们关注着人类的大命运。我们痛苦地承受着一种压抑的感觉。我们感觉这个世界被科技的法则掌控着，而我们对这个法则一点也不懂；我们的生活被清教主义的标准左右着，但这个标准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感觉社会从整体上来说是相当安全的，也是毫无刺激的、中产阶级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来自这样的家庭。社会遵从非人的进步法则。城市年复一年无情地扩张，财富越积越多，街上的汽车也越来越多，现在的人也比以前更聪明，生活得更好——最后，我们将到达一个自动化的时代，一个由无聊的公民组成的令人无法忍受的乌托邦社会，没有犯罪，没有痛苦，也没有跌宕起伏的生活。当然，进步也有可能发生逆转。我们生活的那个时期也许可以说和五王执政时期的罗马很相似，随之而来的将是叛乱、灾祸，以及社会的大萧条。但社会的萧条和进步在心理上其实是对等的，因为它们全都是自动化的进程，我们既不能使之提前，也不能使之延后。社会是一种陌生的东西，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写作从来也不能对它产生影响。它就像我们乘坐的一辆豪华列车，底下是光滑的铁轨，开往一个我们永远都不会为自己选择的目的地。
文学是我们的职业，它活在自己伟大历史的阴影里。感动了我们的那些象征，爱情、死亡、离别等伟大的主题，早已被用得弹尽粮绝。一切似乎都已被前辈们写过了，那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寻找新的主题呢？文学已消费了整个世界，将死于找不到任何新鲜题材。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们——除了边缘化的体验和不正常的事情外，我们什么主题也没有，所以我们只有借助自己的巧舌如簧、聪明才智去炒别人的冷饭。什么也没有留下，除了无足轻重的小调……于是，我们谦卑地接受了，我们把扭捏作态的小文章发表在高中的校报上，文章的主题是邪恶战胜了美德，但必须写得小心，以防被校报监督人员看出来。
我们开始在一片文字的海洋里漂流，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也没有领航员。我们可以找谁来帮我们出主意呢？我们敬佩的少数作家和我们不是被时间就是被其他——如空间和语言——有效地隔开了。当时的美国作家中有那么几位出版过一本或两本好书。除了威廉·豪威尔斯，我们把他视为我们的一个敌人（如果我们真的要评价他的话），还有亨利·詹姆斯，我们不看他的书（他生活在流放中），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称得上职业作家。似乎不存在和我们背景相同的作家。没有作家曾直接书写过我们的青春，我们没有可以单纯仿效的对象，一个也没有，甚至连在智慧上和成就上可以对之背叛的对象也没有。
然而，我们不知疲倦地阅读，一小时接一小时，我们满心绝望地寻找着引导。我们阅读英国作家，最初是吉卜林和史蒂文森，然后是梅瑞狄斯、哈代和吉辛。在《四季随笔》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我们完全赞同的观点。吉辛是这么写的：“我从来也没有学会把自己视为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对我来说，永远存在着两个实体——我自己和世界——而这两者间的一般关系是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