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思想之书：《走向理性：西方思想文化大视野》——西方思想2000年，人类如何超越自我，走向未来？ 历史之书：《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文明5000年，人类如何告别洪荒，走向文明？ 文化之书：《天国之门：西方文化精神》——教权与王权的千年之战，人类如何战胜恐惧，获得幸福？
作者介绍
赵林，中国著名学者，国家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委员。
作为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武汉大学的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四年大学期间没听过赵林老师的课，就等于没有上过武汉大学。”
部分摘录：
在罗马帝国的发展过程中，地中海世界在政治上的“罗马化”与罗马自身在文化上的“异化”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其中，罗马与希腊、罗马与犹太以及罗马与日耳曼的关系成为影响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三对主要矛盾，它们分别表现为东西争锋、凡圣博弈和南北抗衡。罗马与希腊的东西争锋造成了“两个帝国”——从古代的东、西罗马帝国一直到现代的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历史张力，罗马与犹太的凡圣博弈导致了“两个罗马”——罗马帝国和罗马教会——之间的理想冲突，罗马与日耳曼的南北抗衡演绎了“两种神圣”——神圣罗马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以及神圣信仰——之间的盛衰转化。把握住这三对主要矛盾，就可以明晰地梳理出罗马帝国与中世纪乃至近现代西方社会之间的关系脉络。
（一）影响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三对主要矛盾 从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已经统一了意大利的罗马就不可阻挡地走出了三面濒海、一面依山（阿尔卑斯山）的亚平宁半岛，迅速崛起为地中海世界的超级帝国。经过三百多年的强势扩张，到了图拉真当政时期（98-117年），罗马帝国的版图达到了极盛状态，东起美索不达米亚，西至大西洋，北界莱茵河和多瑙河，南迄埃及和北非。其时罗马帝国的统辖范围达600万平方公里，治下人口逾5000万。西班牙、高卢、不列颠、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上下日耳曼尼亚、潘诺尼亚、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阿非利加均沦为罗马帝国的行省和辖区，广阔的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贯通全国的罗马大道（总长度达53000英里）把欧洲、西亚和北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毫不夸张地可谓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希腊城邦文明曾经为后世西方文明奠定了重要的精神根基，开创了优美的文学、艺术和深邃的哲学、科学，但是希腊城邦文明并未为西方社会提供统一的政治统治模式。城邦文明在政治上的基本特点就是分离主义，即各城邦保持小国寡民式的独立自由状态。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随着城邦的衰落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崛起，分离主义日益被帝国主义所取代。但是亚历山大帝国却昙花一现，其瓦解所致的马其顿、塞琉西和托勒密三个王国各行其道，希腊化世界仍然处于分裂离散的政治状况中。直到罗马人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统一体才得以产生。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曾经说过：“罗马城的范围就是世界的范围（Romanae spatium est urbis et orbis idem）。”[1]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政治统一体，或者说整个地中海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过程，是由罗马人开创的。如果说希腊城邦通过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游吟诗人和思辨哲人为西方文化播下了自由的精神种籽，那么罗马帝国则通过饰有“S.P.Q.R.”字样的鹰旗第一次使西方社会产生了统一的政治认同感[2]。
然而，罗马帝国对地中海世界的军事征服虽然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却始终未能完成文化上的统一。相反，罗马对异域世界的每一次政治征服都面临着被异质文化所渗透的危险。事实上，地中海世界在政治上的“罗马化”与罗马自身在文化上的“异化”是一个同步发生的辩证过程。当气势恢弘的罗马凯旋门、斗兽场、引水渠以及棋盘格式的罗马街区像雨后春笋一般在地中海周边地区建立起来时，这些地区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也正在悄无声息地渗透和改造着罗马。随着罗马人对马其顿、塞琉西、托勒密这三个希腊王国的吞并，“被征服的希腊反而降伏了粗鲁无文的征服者”（罗马诗人贺拉斯名言）。同样的，罗马对犹太的政治统治恰恰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文化传播开辟了通道，杀死基督的罗马帝国最终竟被基督教信仰吮尽精血而亡[3]。另一方面，罗马帝国与莱茵河、多瑙河彼岸的日耳曼人的关系也颇具吊诡特点：日耳曼蛮族摧毁了罗马帝国的庞大身躯，却在以后的漫长时期里匍匐在罗马帝国的附体阴魂——罗马教会的神圣感召之下。
以一种辩证的眼光来看，罗马与希腊、罗马与犹太以及罗马与日耳曼的关系构成了影响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三对主要矛盾，这三对矛盾可以从六合的角度分别表述为东西争锋、凡圣博弈和南北抗衡。罗马与希腊之间的东西争锋不仅表现为罗马在政治上征服了希腊和希腊在文化上渗透了罗马，而且更重要的是，当罗马帝国在政治上分裂之后，希腊与罗马的文化矛盾进一步演化为“两个帝国”——从古代的东、西罗马帝国一直到现代的俄罗斯与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对峙，其历史影响在当今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仍然明晰可见。罗马与犹太之间的凡圣博弈可以更加确切地表述为恺撒王国与基督王国之间的理想冲突，即“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的冲突——罗马帝国的“恺撒”们杀死了基督，基督的宗教却从根本上改造了罗马，使“皇城罗马变成了圣城罗马”[4]；而且在漫长的中世纪和近代，恺撒王国与基督王国的理想冲突导致了“两个罗马”——各种形态的罗马帝国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形成了对西方历史影响深远的教俗之争。罗马与日耳曼之间的南北抗衡也不仅限于日耳曼蛮族对罗马帝国的武力摧毁及其对罗马天主教会的信仰皈依，而是更加复杂地表现为中世纪和近代的“两种神圣”——拉丁人控制的神圣罗马教会与日耳曼人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及路德等宗教改革家为了捍卫基督教的神圣性而建立的各种新教教会和民族国家——之间波诡云谲的历史较量，其结果最终导致了罗马世界的彻底衰落和日耳曼世界的强劲崛起，从而使历史的巨轮从地中海时代运转到大西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