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是北京大学宋史研究专家赵冬梅老师以30年史学研究为依托，为普通读者打造的一本通解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纠葛的通俗读物。
本书由制度史、文化史、史学著作精读三部分构成。作者一改制度叙事的严肃刻板印象，以轻松明快的方式来思考制度变迁，理解历代制度之得失，并分别从国家故事、群体故事、个体故事讲述制度在与不同层面的人的互动中产生的关系。与其他制度史写作者相比，作者更强调“从史学角度关注个体的生活与命运”走向：制度如何影响人的命运？人在制度中如何自处？人如何改造制度？如：个体在制度直接或间接作用下颠沛流离的境遇；官僚群体与更迭的制度“相爱相杀”，在制度变迁中的宦海沉浮；士庶群体在制度变革中的颠簸起落等。入仕、升迁、贬谪、宦游、服役等境遇是古人生命的常态，围绕这些具象化的常态，制度变迁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关注人与制度的互动及人在制度中的命运，不仅带有人文关怀精神，同时，从人与制度的关系层面通讲制度发展的历史，这在已出版的通俗类制度史作品中独树一帜。
本书以开放的历史话题、充满问题意识的探讨方式，对那些真正塑造了传统中国并影响至今的历史要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解答了“历史并不一直向前”这一隐蔽逻辑——在对朝廷性质和君臣关系的认识上，元朝曾出现两大倒退：从朝廷性质看，华夏传统将天下称为江山社稷，主张“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而元朝的天下则入了皇家私囊——江山社稷变成了皇室私产；从君臣关系看，华夏传统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到了元朝，臣子沦落到以自称奴婢为荣——君臣关系沦落为主奴关系。专制与猜疑的强化自此一发不可收，直至近代。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金元以降，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水平为何会走下坡路？推动其江河日下的原因究竟何在？本书就此话题展开了细致生动的剖解。
作者既能从已有的史观中提出新见解，又能从悉知的史料中得出新史观；其带有问题意识的讲述方式充满了探讨的可能性与话题的延展性。
本书为读者开启了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制度与文化的通道，同时为管理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大量管理案例。辅以帝制中国大事表拉页、私房推荐书目、经典历史著作解读，以及近60幅高清彩插，图文并茂地诠释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变迁史。
作者介绍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
曾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述寇准、司马光等历史人物。出版有《千秋是非话寇准》《司马光与他的时代》《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大宋之变：1063—1086》等作品。
主修宋史，在官僚制度、官僚生态、社会生活等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对晚唐至北宋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对制度中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制度与人群的互动关系关注密切。
部分摘录：
化与历史的交错塑造 历史的影响积淀成为文化，文化影响群体的选择，最终决定现实与未来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过去塑造现在，并影响未来。历史中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那么，我们的文化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这些特点又是怎样形成的？
关于中国文化，有两种特别常见的错误说法。一种是认为我们什么都好，五千年文明辉煌灿烂，各种领先，各种发达，直到工业革命或鸦片战争。这种错误说法常常让我想起我一个朋友的经历。她在二十多年前远嫁德国。“昭君出塞”去“和番”，责任重大——临别之际，老父谆谆教诲，嘱咐她一定要发扬我们中华妇女的传统美德，要勤劳，要贤惠。女友到了德国，慢慢发现，她的德国婆婆，德国大姑子、小姑子都比她要勤劳得多，能干得多。我到现在还记得，她表情夸张地说，我婆婆干净得连一块抹布都要熨。女友还大笑着爽利地做了总结：哪有什么中华妇女的传统美德啊，我比人家差远了！这话是她的经验之谈，有道理，但不够准确。准确地说，中华妇女的确有这些传统美德，但是这些传统美德并非中华妇女所独有，勤劳、勇敢、贤惠、节俭、朴素、积极进取等美德是人类所共有的，存在于任何族群的优秀分子身上。就像我在牛津的房东女士所说的“People are people”（人就是人），中国文化绝不是灿然无瑕疵的。
另外一种对中国文化的错误说法，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国的过去漆黑一片，落后保守，专制强横，摧残人性，是腐朽堕落的“封建”社会。这当然也不对。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两种完全矛盾的说法可能会从同一个人嘴里说出来。当需要对抗外来文化的时候，五千年就开始光辉灿烂、熠熠生辉了；当需要跟过去决裂、谱新曲唱新歌的时候，漫长的古代就一无是处了。同一个人，上午一个会，讲五千年文明光辉灿烂；下午一个会，谴责古代社会黑暗落后。他本人似乎也不会觉得违和，我们假定他的听众是同一批人，也很少会有人质问：你上午讲的和下午讲的，难道不是同一个过去吗？
两种说法之自相矛盾很明显，这种明显的矛盾却会被说话人和听众同时忽略。明明就在那里，可是没有人会在意，更不会有人提起警惕。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上午要抵制外来的东西，当然得说中华传统就是好。下午要另谱新曲，当然就要抛弃过去——不破旧怎么立新？所以，上午讲五千年灿烂是对的，因为它符合那个场合的需要；下午讲古代保守落后也是对的，同样因为它符合这个场合的需要。至于“灿烂的五千年”与“落后保守的古代”是不是同一个过去，过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通常无人在意。
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当中的一个痼疾。我们喜欢不择手段地追求成功，这其实是法家态度。儒家主张路径与目标都要符合仁义，《孟子·公孙丑上》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能杀一个无辜的人、做一件不义的事。做同一件事情，实现同一个目标，如果追求路径与目标的双重正义，不愿意偷奸取巧抄近道儿，那么必然是要绕远的，要花更长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所以，古人说儒家“迂远”，孔子迂，孟子迂，所有纯粹的儒家都迂。
在传统中国，迂远的纯粹儒家一直都只是理想主义者的梦想，很少能成为政治思想的主流。这是由中国历史的推进方式所决定的。从封建到帝制，靠的是武力攘夺；帝制时期的每一次改朝换代，基本上也是靠武力攘夺。靠武力打下来的天下，政权稳定之后会随即推行儒家伦理秩序，宣传忠孝仁义。一个有能力存续百年以上的朝代会慢慢消除“马上得天下”的影响，逐渐建立起本朝统治的合法性，培养出官员百姓对一家一姓的忠诚。而那些比较短命的王朝，没有时间推行教化，只能放任弱肉强食的逻辑畅行。比如唐宋之间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1]，被欧阳修称为极乱之世。五代的人便敢于公开宣称：“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2]中国历史的这种推进方式，从积极意义上说，让华夏民族具有一种永不服输、力争上游的性格，人们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相信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从消极意义上说，它也让我们在骨子里崇尚势利。
中国历史的这种推进方式，也限制了中国人对“真实”的追求。新朝代“马上得天下”之后，运用天命论对前朝的灭亡进行道德解释。在由胜利者书写的史书之中，亡国之君的荒淫无道令人发指。然而，现代历史学在对史料进行层层剖析，拂去“历史书写”蒙在“历史事实”之上的层层尘灰之后，却常常会发现，亡国之君有时候不但没那么坏，反而可能是更为雄才大略的。当道德解释被戳穿，尴尬随即出现。这种尴尬，对传统时期的历史学来说是致命的——倘若亡国之君并非昏庸无道，那么，本朝该怎样宣称“天命”？在今天，现代中国已经跳出了朝代更替的循环宿命，当代史学也无须再为任何一个朝代代言。这种尴尬就是可以接受的真实存在了，它应当成为我们深入历史、剖析民族性格的开端。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结构，讲的是家、国、天下；进入帝制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皇帝依靠官僚统治编户齐民，家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在家与国之间，静止在一时一地看，国比家大，比家重要；若置于时间的长河中做长程观察，却是家比国大。传统的国是以朝代为单位的朝廷国家，改朝换代家仍在，家才是永恒的、第一位的。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下国家”。“天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转折发生在近代，草根阶层的民族主义觉醒，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出现。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里有这样一幕：日本人要打进北平，四世同堂的大家长祁老人嘱咐孙媳妇韵梅准备好粮食、咸菜和“顶大门的破缸”，躲进小院成一统，“有了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就是天塌下来，祁家也会抵抗的”，“多大的乱子也过不去三个月”。[3]只要挨过改朝换代的乱，生活就会继续，这是祁老人从个人经历中总结出来的“国家观”，也是传统中国曾经反复发生的事实。在小说中，日本人占了北平，饿死了祁老人的曾孙女，破坏了北平人的生活方式，祁老人和他的邻居们这才彻底觉醒，明白日本人来了不再是改朝换代，而是有亡国灭种危险的民族入侵。
传统的家国观念是由中国大历史造成的。中国与欧洲的最大差别之一，是中国的统一——地理区域内的政治整合——不仅完成得早，而且持续的时间长。公元前221年，秦朝首次建立了统一的帝制国家，此后虽然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然而就像《三国演义》开篇所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每一次“分”，最终都促成了一次更大地理范围内、更充分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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