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从1860年庚申事变（火烧圆明园）到甲午战争清朝一败涂地，短短数十年，关联着千百万人的死亡，几亿人生活方式和心灵秩序的变化，而这一切有着何种内在的因果？
史学大家杨国强细心体察晚清变局中的史事、人物、因果，从“外患”入手，着重的却是解释“内变”：吏治失范，绅权扩张，灾荒饥馑，教案四起，晚清呈现"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景象；开明士大夫援引西法以自强，在"旧邦新造"的努力中却处处是蹇窒困窘。
十九世纪的数十年，中国由“变局”进于“危局”，至于“残局”；由“衰世”而入“乱世”，以“百年”改变了“二千多年”。本书在更长程的历史脉络与士林精神中，讲述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迁；拣选的是近世中国五十年，立足和放眼的，是一个两千年的中国。
作者介绍
杨国强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1948年出生，1985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陈旭麓先生。2003年被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尤其侧重于晚清知识分子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史的研究。
代表作品有《晚清的士人与世相》（2008，2014，2017）、《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2008）、《脉延的人文： 历史中的问题和意义》（2017）、《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2020）
部分摘录：
“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中的审视与省思 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英法联军先后在张家湾、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瑞麟、胜保所部各营。瑞麟逃，胜保中枪坠马，被朝廷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则自劾“海口转战至今，迭经挫败，误国殃民，死有余辜” [1] 。其中既有不肯甘心的愤懑，也有力竭之后的气沮。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队自北塘登陆开始，到中国人的马队和步兵在八里桥溃散，是一个西方人用枪炮表达意志并用枪炮分出了胜负的过程。因此八里桥之战后一日，咸丰帝已惊惧交集而慌张失措，遂以出逃为无计之计，“举朝不知，竟携宫眷北幸热河，而人心因之解散” [2] 。他留下了一个没有皇帝的京畿和滚滚烟尘中的四面仓皇。在时人的记述里，四面仓皇是与枪炮声、哭喊声、詈骂声，以及抢掠、逃难、物价腾涌连为一体的。由此形成的蜩螗沸羹，把京师里的每一个人都拖入了中西冲突的困苦和动荡之中。
二十一天之后，得胜的英法联军由安定门入北京城，并纷纷登城升旗列炮。炮口南指，正对着中国人的皇家宫阙。 [3] 战争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然而主导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还意犹未足，又在圆明园里放了一把大火。在放火之前和放火之后，英国和法国的军官士兵都在这个汇聚了皇家珍宝的地方肆行抢劫和反复抢劫，由此获得的赃物，一部分还归到了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和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Ⅲ）的名下。这种在战场之外放火和抢劫已是军人的盗匪化了，然而在当日西人的心目中，放火却是在表达意志和表达道理。所以，全权代表英国的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Earl of Elginand Kincaidine）和统兵的格兰特将军（Grant，Sir James Hope，General）曾挟着战胜者的傲慢和褊狭向战败的一方作追讨，举“被囚”的英国人所受“野蛮之待遇”与基督教世界里的法则相比较，以指责和衬托“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的可恶，并自信其下令放火，把“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是在“警醒其迷梦”，因此是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 [4] 这种显然的自以为是很容易使这些人错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表亲，并催生出可以一手裁断人间公理的自负。他们痛责政府里的中国人“野蛮”和“残酷”，但他们用来“警醒其迷梦”的放手焚烧既出于冷静的思考和推理，又出于故意和刻意，所以，在放手焚烧的烈火和烟雾里，其实已经包含着更多的“野蛮”、“残酷”和“不顾国际公法”。其中发生的宫中人“因惊溘逝”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入福海殉难”， [5] 都是由此而致中国人的死命，比之格兰特引为不平的因“野蛮之待遇”而致英国人的死命，显然是在等类之间，因此，放火的西方人以出自基督教世界的文明为荣耀，但他们造成的一地废墟残垣却使基督教世界深深地蒙羞和长久地蒙羞。
“海淀之焚也，京师震动，驻守城内外之王大臣等，相顾愕眙。”西人的横暴都化为中国人身受的冲击。 [6] 当英国军人在圆明园里放火的时候，被咸丰帝留下来办夷务的恭亲王奕“登高瞭望”，眼睁睁地看着“西北一带”从“烟焰忽炽”到烟焰弥天。与那片烟色与火光相对映的，是一种“痛心惨目”的家国之哀。他向北狩的皇帝作奏报，自述“痛哭无以自容”。读奏折的咸丰帝虽然远在热河，而其切身之痛则犹如近在咫尺之间。因此，在他用硃批写出来的“览奏曷胜愤怒” [7] 里，与“痛哭无以自容”相呼应的悲怆忿恨同样出自深深的家国之哀。
在宫廷之外，更多的中国人目睹了“夷人枪炮横空飞坠”之后，又目睹了抢劫圆明园和火烧圆明园。一个士人记述了延烧累日的“烟焰迷天，红光半壁”里，“数百载之精华，亿万金之积贮，以及宗器、裳衣、书画、珍宝、玩好等物，有用者载入夷营，不要者变为瓦砾，更被土匪搜劫一空，万间宫殿，荡为墟矣”。在漫长岁月中累积起来的种种物化了的文明就此变作满地灰烬和断砖碎瓦，无法复原，无法重建。“至历代圣容，皆为碎裂，尤不忍闻矣。” [8] 以彼时中国人的社会观念相衡量，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践踏。因此在他笔底的感慨悲恻里，最难化解的也是因为西方人的强暴而产生的身世家国之哀。在身历此劫的那代人留下来的文字记述中，这是一个共同的主题。由此触发千古之痛，便多见“欷歔”、“泣下”、“国事至此，唯相对一哭”、“堂堂天朝，竟任夷队纵横，为之大哭”的伤心一恸，其间的极端，是忧愤催逼下的“须发尽白”。 [9]
当京畿板荡之日，同一个时间里的中国南方，湘军正与太平天国的老兄弟和新兄弟们苦苦厮杀于长江流域，其间一片愁雾。督师皖南的曾国藩从咨文中次第获知“銮舆已出巡热河”和“京城业被逆夷阑入，淀园亦被焚”。随之而来的相隔千山万水的震荡和撼动都成为一种直接的冲击，使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使之“伤痛之至”。 [10] 他曾长久地身历兵凶战危，并于危难中屡见屡闻“炮震肉飞，血瀑石壁” [11] ，应当不是一个容易被吓倒的人，但“不知所以为计”的“悲泣”和“伤痛”都明白地表现了冲击下的四顾茫然和胆战心惊。京畿的炮声和火光之所以慑人心魄而震动南北，是西方人逼入了北京，因此西方人真正地来到了中国人的面前。在二十年回避之后，这是一种无可回避。
“曷胜愤怒”、“相对一哭”与“不知所以为计”都是对于这种一时剧变的突然意识和最初反应。其中与深深的惊痛连在一起的则是深深的惊愕。咸丰十年（1860）岁在庚申，这一场颠蹶和震荡在中国人的记述中便被称作“庚申之变”。 [12] 鸦片战争之后记述其间史事的著作曾以《道光洋艘征抚记》为名，相比而言，此日以“庚申之变”作统括之词显然更直白地表达了中国人的精神震撼。但变起于庚申，而惊痛与惊愕相连，其间之因果则以道光后期以来的历史为来路。
庚申之前二十年，起于广东的中英鸦片战争曾波及四省，历时两年，致士兵死事，上将殉国，生民涂炭，并牵连成群达官在剿与抚的反复中纷纷跌倒。然而以地域而论，这场战争开始于沿海，也结束于沿海。在当日的中国，傍海的地方便是边沿的地方和陆地的尽头，多数人从腹地和内陆看沿海，都当作岛夷骚动海疆。太过漫长的距离滤掉了具体性和真实性，因此，发生在那里的中西之间由相遇而相斗虽以民族战争为形式，但局中人的困厄和炮火里的真相经层层的转述附会，对于京师社会和内陆社会而言，则大半成了容易失真的传闻之词。传闻之词不能入人之心，是以中西之间相遇和相斗之后，多数中国人依旧不能识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