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美国日益走向固步自封、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今天，美国国内却不乏反对的声音。作为平等经济的拥护者，知名国际经济学家、研究跨国公司税收政策的全球专家克劳辛重新审视了全球化经济的优势，认为在全球经济中独善其身并不能解决中下等收入的人民面临的经济困难，全球化经济仍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各国应该顺势而为，继续以开放的立场和心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
本书中，作者从贸易、税收、移民、外交事务、大国关系、经济发展、科技等诸多方面，对贸易保护和贸易开放的利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必须建立在整个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只有健康、稳定的国际合作，才能促进各国的发展和繁荣。国际贸易能够让各国更加富裕，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使消费者受益。因此，唯有对外开放、积极顺应全球化，才是国家繁荣的正确道路。
作者介绍
金伯莉·克劳辛（Kimberly Clausing）
里德学院索尔蒙德·米勒和沃尔特·明茨经济学讲座教授。她是研究跨国公司征税的顶级专家，曾在美国国会举行的跨国公司征税听证会上做证。
克劳辛还为《纽约时报》和《财富》等报刊撰文，并担任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嘉宾。
部分摘录：
国的错误 2017年1月，特朗普正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尽管的确有其他一些因素帮助特朗普从总统大选中胜出，但他的获胜表明美国国内涌现出了一股对经济发展停滞不满的民粹主义浪潮，同时体现出美国民众察觉到全球化和移民造成的威胁。
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特朗普明确且反复地表达了美国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其中的一段话为：
“从今天开始，我们只会优先考虑美国利益。美国利益至上毋庸置疑。我们在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事务上的一切决定将造福于美国普通劳动者和美国家庭。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边境，防止那些制造着我们的产品、窃取着我们的公司和破坏着我们的工作的国家给我们带来危害。保护主义将会使美国变得更加繁荣和强大。”
尽管措辞强硬，但特朗普对问题的剖析和提出的政策解决办法深得大多数美国民众的欢心，其中包括一部分左派人士。然而这些民族主义情绪并不为美国所独有。在很多国家，来自右派和左派政治势力对全球化的抵制愈演愈烈。
本书从美国普通劳动者的角度出发，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声。尽管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停滞和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要求美国在制定政策方案时胆大心细，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对全球化应退避三舍。
闭关锁国，伤害了谁？ 美国普通劳动者正身陷窘境。数十年来，经济不平等有增无减，美国经济所体现出来的绝大部分收入增长只在极少数人身上得以实现。收入中位数增长极其缓慢，美国数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儿童不再期望其生活水准会自然而然地超越其父辈的情况。[1]
与此同时，资本和企业利润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凸显；自2000年以来，企业利润相较于前几十年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50%，但美国普通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在持续下跌。[2]
这些持续数十年且规模巨大的系统性变化成了当今美国面临的最迫切的经济问题。然而，对这些问题采取感性的解决方案只会让事情雪上加霜，伤害那些饱受这些问题困扰的美国普通劳动者，破坏美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削弱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应对政策挑战的能力。
指责外人（无论是贸易伙伴还是移民）并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比如，美国通过颁布更加苛刻的移民法案，加强边境管控，设置贸易壁垒，与贸易伙伴进行咄咄逼人的谈判，甚至恫吓美国本土的公司，以期重现美国的辉煌：那时，美国梦十分真切，人人受益于经济增长，儿童长大后的收入远超其父母的收入。
尽管这些草率和简单的办法可能在政治上颇受欢迎，但它们是危险和错误的，可能会对那些投票支持这些办法的人造成进一步的伤害，而非帮助美国重回往昔的繁荣岁月。譬如，对外国产品征收关税使得美国人在商店购买外国商品时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这会削弱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尽管关税能够帮助美国公司在与其他国家公司的较量中处于优势地位，但如果要生产原本依靠进口的产品，美国就必须重新在国内寻找资源。这将削弱经济的其他层面，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大“冲击”。尽管生产这些产品的产业会获得发展，但其他产业会因资源“转移”而出现萎缩。
尽管生产这些产品的公司会产生更多的劳动力需求，但关税无法让寻求创新和机械化来提高生产效率的想法消失。事实上，与对外贸易相比，科技进步给美国普通劳动者造成的威胁更大。几乎所有将二者进行比较的研究都认为，科技变革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了更大的影响。
那么应当将矛头掉转来指责电脑吗？或许吧。但如果草率地抛弃我们的电脑，如同当年从港口将茶叶倾倒入海里，那么美国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的确会大大提高。美国将需要人手来从事那些曾经由电脑以更高效率完成的工作，比如运算、整理文档、数据录入和各种类型的消费者互动服务（从旅行预订到服装销售，再到金融财产交易）。毫无疑问，相较于拥有这些技术的外国工人和消费者，抛弃电脑会让美国陷于十分不利的境地。放弃技术将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那些在生产环节依赖于电脑的产业将会遭受损失，那些因为电脑而变得高效的工人的生产率会降低。人们其实很享受电脑所创造的便利性，他们不会轻易抛弃智能手机、在线观影、电脑游戏和在线购物，或者他们所看重的工作效率。
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减少移民数量所带来的冲击，将会与抛弃推动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冲击类似。30%的关税将会使盖璞商店或沃尔玛商场里几乎每件商品的价格增加30%。钢铁关税损害了建筑业等使用钢铁作为投入的行业工人的利益。来自贸易伙伴的报复行动会伤害美国出口贸易行业的工人。限制性的移民政策会降低美国公司在科技方面的领导力，移民数量降低意味着硅谷和其他地方企业家数量的减少。从贸易协定中抽身而出以及与贸易伙伴进行咄咄逼人的谈判，必将让美国身陷失道寡助的窘境，让美国在应对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时困难陡增。[3]削弱维系中美关系的共同经济利益很有可能将小异议演变成大斗争。
简言之，指责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将这种指责通过政策落实到行动上却是一种危险和短视的做法。当对全球化采取威胁性行为时，美国有可能错失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国际商务和全球人口迁徙带来的诸多裨益。几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重视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有其必然原因。发展全球市场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如此，宣扬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向人们清楚且令人信服地对全球化的重点问题进行解析。同样，他们也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去关照那些被全球化浪潮伤害的群体。尽管研究经济不平等、失业和由全球化浪潮以及科技变革所造成的问题的经济学家不在少数，他们却避而不谈如何采取一种政治上可行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因为，让一名经济学家信心满满地阐述一项最佳政策，然后承认这一政策可能在政治上引发争论或者不可行，最后把问题归咎于“政治”——洁身自好者不愿涉足的肮脏领域，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
今天，经济学家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仅简单地指出自由国际贸易和蓬勃发展的科技是社会发展的最佳方案，是远远不够的。同样，经济学家不应当只告诉我们国际贸易和科技进步为社会提供了足够多的益处，让“受益”可以为“付出者”做出补偿，然后收工，拍屁股走人。我们要善于运用“可行性的艺术”。有时候，接受一点儿不公平和采纳第二好（甚至是第三好）方案这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反而比忽略现实的政治问题而不切实际地追求一个理想化的结局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