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英籍匈牙利人奥雷尔•斯坦因先后到我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考古，并先后出版了这三次探险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这三部著作是斯坦因的代表作，较全面地记述了我国新疆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敦煌石窟宝藏与千佛洞佛教艺术，揭开了该地区古代文明面貌和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神秘面纱。西域游历丛书集斯坦因这三次中国西部探险考古资料于一体，对上述考古报告进行整合修订，使大众能更便捷了解其中的经过和成果。丛书共15册，本册出自《西域考古图记》：1906 年 10 月，斯坦因在尼雅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古代生活用品和办公用品，意外发掘到了佉卢文文书，证实了尼雅遗址就是精绝古国，探讨了精绝古国消亡的可能与原因。
作者介绍
奥雷尔·斯坦因（1862—1943），英国人，原籍匈牙利，20世纪上半叶享誉世界的考古探险家和东方学者。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三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考古探险。根据其考古探险经过及成果，先后撰写出版了《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
部分摘录：
从克什米尔到齐拉斯 1912年夏在克什米尔时，我就已制订了第三次中亚探险的计划，期望寻找一条向北翻越崇山峻岭直达帕米尔中国新疆边境的路线，以争取时间考察从前未曾探察过的兴都库什地区的地理和文物古迹。我在前几次考察时，是从奇特拉尔和罕萨山谷翻过兴都库什主脉的，这使我感到筋疲力尽。同样，我对1908年返回时所走的通过拉达克和翻越喀拉昆仑的迂回路线也毫无兴趣。但是未曾料到，这次探险开头时的运气非常好，我所梦寐以求的一条新路终于被打通了。
我对从北面的齐拉斯至印度河重地达丽尔和丹吉尔山谷这一段的考古调查一直抱有很大的兴趣。这是因为从阿姆河上游到印度河的一条道路经过达丽尔以及印度东北部，而根据中国佛教徒的记载，达丽尔或达丽罗曾有一些佛教圣地，而且还有记载提到那里曾有过一座著名的佛教寺院。另外一个原因是当地达尔德人社会政治动荡，像整个印度河科希斯坦一样，分裂成了许多独立的小国，通向这些地方的道路被切断，所以这一地带实际上还未开放。此地民众改信伊斯兰教的时间相对较晚，宗教信仰仍十分狂热。虽然英国控制地区的东面和北面与它们相邻，但欧洲人从未涉足过那里。
近年来，帕赫东·瓦利成功登上了丹吉尔统治者的地位，他是胡希瓦克特家族的后裔、米尔·瓦利（曾是亚辛的统治者）的儿子。1895年，他作为奇特拉尔的难民第一次冒险进入丹吉尔，凭借坚强的性格和不讲道德原则的阴谋手段，1900年就成功地将其影响范围扩大到了达丽尔以及印度河以南的一些小“国”。他靠着雇佣兵在兴都库什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后，认识到巩固其统治的必要性，又兼而考虑到为他的后代继承王位的问题寻求外来的支持，遂逐步改变了对英国势力的敌视态度，并影响到了他对狂热的科希斯坦部落问题的处理。1913年早春，他采取了切实的措施来寻求与吉尔吉特政治办事处间的友好关系。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决定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面见罗阇（意为王——译者）帕赫东·瓦利，以寻找我所渴求的一条通向帕米尔的新路。我以前曾希望经过齐拉斯和亚辛的大道，是因为我尚未接触过这块遥远的土地的地理和历史。达丽尔和丹吉尔正好处于前两者之间，所以对此地区做一次考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为了实现我计划已久的考察，必须做精心的准备，进行外交上的协调，以面见罗阇帕赫东·瓦利，从而取得他的支持。住在克什米尔的斯图尔特·弗雷泽爵士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并给予了大力的帮助。正是他的鼎力支持，我的计划得到了印度外交部的同意，并取得了当地首领对我访问其领地的允许，其所附条件首先是保证他的政治利益。虽然政府接受这些条件是权宜之计，但对保证我的安全无疑是有利的。
到1913年5月底，我才拿到关于考察的批准书。由于许多实际准备工作占用了很多时间，加之通过吉尔吉特政治办事处以及陆军上校马克弗森等友好官员的联络，与罗阇帕赫东·瓦利进行商谈，因此直到7月的最后一天，我才离开设在斯利那加的克什米尔营地。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我以前旅行时的老搭档、印度测量局的副总管助理拉伊·巴哈杜尔·拉尔·辛格，以及二等调查员穆罕默德·亚库卜·汗也来到这里集合。印度总测量员陆军上校锡德尼·布拉德爵士慷慨地允许我在考察中任意安排他们地理学方面的工作，并支付了他们的旅行费用，提供了所有必要的调查仪器。
在斯利那加与我们会合的还有另外两个印度助手，尽管他们第一次到中亚旅行，但在他们各自的工作领域内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指挥精锐的乔治王第一坑道工兵部队的蒂尔登·帕特森陆军上校，为我挑选的陆军上校奈克·夏姆苏丁（以前曾是贾玛达尔），是一个最得力的“敏捷男子”，可胜任所有必需的技术工作。另一个助手是阿弗拉兹·古尔，他是圣洁的卡卡海尔氏族的一名帕坦人，是开伯尔步枪部队的一名印度兵。他是我自己挑选的，我们后来的考察记录表明这一选择是多么的正确。他原先是白沙瓦边境上的一名校长，后在著名的边防部队服役期间，便一直以其良好的地貌感而引人注目。他出色地完成了鲁尔基的军事调查课程的学习后，经西北边省行政总长和荣誉陆军团上校乔治·鲁斯·克伯尔爵士的同意，参加了1912年春我主持的白沙瓦山谷斯里巴合劳尔遗址的发掘，他以临时画图和调查员的身份帮助工作。他在这次发掘和以后在《西域考古图记》的插图工作中，表现出了他卓越而又全面的能力。另外我还注意到他在探险方面的爱好和能力，感到他特别适合当一名助理调查员。丰富的经验使他在考古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最难堪的情形下。
1913年7月31日，我们离开斯利那加，坐船顺流而下，赶往克什米尔的杰赫拉姆（疑为杰卢姆河——译者）或维亚特古道。次日到达本迪普尔小港，它位于沃卢尔湖上，在克什米尔梵文书中被称为摩哈帕德玛萨拉斯。我们的大多数辎重，在穆罕默德·亚库卜·汗和奈克·夏姆苏丁的照料下，由吉尔吉特运输局从此发往罕萨，然后在那里等待我们。我和拉尔·辛格、阿弗拉兹·古尔，只带所需的少量行李，于8月2日出发，取道连接克什米尔和下一个目标齐拉斯的捷径。我们向西北方向行进，穿过了克什米尔最迷人的森林密布的洛拉勃支谷，沿途景致非常诱人。然后掉头向北，进入了吉申甘加河的灌溉区。顺着深切的峡谷，我们下到了凯尔山谷。6点钟时我们穿过此谷，然后继续向西向印度河的分水岭巴拉伊山口（海拔14 250英尺）前进，抵达齐拉斯的边境。之后是两天艰难的跋涉，有一个向导领着我们翻越冰雪覆盖的法萨特山口（15 200英尺），向下穿过越来越贫瘠的溪谷，来到了紧靠印度河的要塞齐拉斯村。令人烦恼的是，从我们始入洛拉勃以上的山区，一直到印度河的分水岭，恶劣的天气就紧随着我们，道路更加难走，许多地方不得不进行整修，才能使驮载行李的牲畜通过。
自英国占领齐拉斯以来，全面的调查做过不少，有关道路和克什米尔地区地名的各种书籍、辞典中不乏有关它们的叙述，因此远至分水岭的道路状况无须在此进行细述。但是我千辛万苦获得的有关古迹的情况还是值得一说。我在《古代和田》中，已用较长的篇幅讨论了有关公元7世纪上半叶唐朝军队占领大勃律和小勃律，即现今吉尔吉特和亚辛的重要的汉文记载。我在书中讨论了公元749年吐火罗统治者给朝廷的请愿书中涉及的重要事实，即公元747年著名的高仙芝远征后，部署在勃律的唐朝驻军完全依靠从克什米尔运进的食物来维持。我曾经说过，吐火罗头领的信中提到的各种困难，就是近几年中（锡克和道格拉时代）克什米尔头领借以迫使英国当局在占领吉尔吉特时不得不满足他们要求的那些困难。
吐火罗王子请愿书的直接起因，是东南邻国竭帅国王被吐蕃煽动，企图切断勃律的唐朝驻军的克什米尔给养道。那时吐蕃正威胁着唐朝在西域的统治，而唐朝占领亚辛和吉尔吉特的目的也正是为了防止吐蕃与阿姆河的大食人联起手来。至于一些书所称的“竭师”或简称“劫”的“竭师”之名，我已在《古代和田》中认定为“奇特拉尔”，它可能由这个地区的老名称喀什卡尔衍变而来。
在同一书中，我强调了一个地理事实，即齐拉斯是个重要的地点。克什米尔至吉尔吉特和亚辛的交通线，只有在这个点上才有可能受到来自西面的奇特拉尔势力的干扰。这些山区的大量近代史证据表明，直到19世纪中叶，锡克人和道格拉人的吉尔吉特道仍受到齐拉斯人的掠夺性进攻。直到1851年，摩诃罗阇·古拉伯·辛格的军队成功地越过巴拉伊山口，入据齐拉斯并缩减了其首府的规模，这些攻击才停止。但齐拉斯人很快获得了独立，他们暴乱的性情，加上印度河下游另一些达尔德共和国的支持，遂又成了吉尔吉特道的威胁根源。1893年，经过激烈的战斗，英国军队占领齐拉斯，并在齐拉斯堡垒永久性地建立了营地，吉尔吉特道的威胁才终于被解除。
由于上述原因，我认为齐拉斯即是公元749年的汉文文献中提到的威胁点，我对齐拉斯的实地考察也完全证实了这一认识。我在《古代和田》中曾推测，从克什米尔到唐朝军队驻地的物资供应线，与穿过古莱兹、布尔济尔山口和阿斯托尔、因克什米尔和兴都库什山地的地图都表明，从克什米尔到本吉印度河的现代吉尔吉特道，比翻越巴拉伊山口到齐拉斯的路线要远得多。然而，按官方道路里程记录计算，从沃卢尔湖岸的本迪普尔至本吉或齐拉斯的距离都是158英里。而据我的测算，后一路程仅约116英里。如果旅行者沿北面巴拉伊山口的小溪直接到布纳尔的印度河，而不是穿过法萨特山口到齐拉斯要塞，那么路程还将会缩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