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剖析历代统一与分裂的经济根底
把握中国强盛与衰落的历史大格局
★ 认识中国经济史不容错过的里程碑之作，国内学者首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巨著。
★ 开创性提出“基本经济区”概念，大师级推演中国历史发展的经济逻辑。
★ 洞悉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根由，回答中华文明的形成机制。
★ 作者身为解放 战争时期中共的高级经济间谍，传奇一生铸就本书精神底色。
★ 李约瑟高度赞赏本书，并多次引用本书观点；周其仁在各种场合反复推荐大众阅读。
本书创造性地提出了“基本经济区”概念，指出无论是哪一集团控制了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的“基本经济区”即可征服乃至统一全中国。以此概念出发，重新梳理中国经济史，描绘两千年来中国经济格局变迁的内在逻辑。
本书论点立足于经济、水利、历史地理等问题，笔锋所指却是历代中国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更以此来推演中国的国家组织和形态。纵观世界历史，那些叱咤一时的大国大多烟消云散，为何中国却总能大一统？为了对抗游牧民族，中国的组织机制隐藏着什么核心秘密？翻开本书，了解一段别开生面的经济史，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大国的形成机制。
作者介绍
冀朝鼎，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国际上享有颇高声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美留学，后获取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1年被中共组织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职，与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灏、胡适、蒋廷黻、陈光甫、贝祖贻、席德懋等人交往甚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在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多次动员傅作义起义，后来傅就是在冀家在北平的老宅决定起义的。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创办并主持贸促会研究室工作，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1963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部分摘录：
数据解释
在分析和解释表格中的数据之前，必须先解决评论本书者开始就肯定会提出来的一点，即气候变动和灌溉活动兴衰之间的关系问题。英国作家布鲁克斯（Brooks）研究了包括竺可桢在内的不同权威关于亚洲气候问题的著作，得出结论说：
近些世纪的总体趋势是，相对于旱灾的次数，洪灾次数日益增多；四、六、七世纪以及后来的十五、十六世纪，干旱现象非常突出；二、三、八、十二和十四世纪雨水较多。总体上，与欧洲类似表格的结果非常一致。[注：3 C. E. P.布鲁克斯（C. E. P. Brooks）：《古往今来的气候》（Climate Through the Ages），伦敦，1926 年，第 365 页。]
将这段文字与印在本章开头的表格对比会发现，这两组事实之间完全没有关联。假如有任何关联，从这个表格也无法看出。它所展示的是一个地区的治水活动与政治经济重要性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问题。气候变动也许会影响一些灌溉工程的效果，但是这无法抵消灌溉的必要性，因为即使平均降雨量很大，也不一定会使降雨量的年际变化减小，也不会改变土壤的性质。因此，气候变动最多只能当成一个复杂化因素，不会严重影响本研究结论的总体思路。
通过观察表格，比较 15 个省在不同朝代的治水活动，就会注意到其中有些数字（表中的粗体字）特别突出；这些数字合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重要启示：
（1）表格显示，春秋（前 770—前 475 年）、战国（前 475—前 221 年）两个时期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山西记载的一项工程，修建于公元前 676 年到公元前 652 年之间。据推测，安徽著名的芍陂是由楚国大臣孙叔敖在公元前 606 年到公元前 584 年之间修建的。他在河南还修建了另一项工程，西门豹和史起也修建了著名的工程。
江苏的邗沟，是最早连接长江和淮河的运河，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范蠡在江苏修了一座湖，在浙江修了一座陂塘，伍员也在这两个省修建了工程。范蠡和伍员都是战国时期的名人。吴都的另一条运河，大家认为是春申君（名黄歇）在公元前 314 年到公元前 256 年之间修建的。江苏省有一条小河，据说是（周文王长子）太伯挖掘的，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在河南，据说周武王的兄弟周公组织修建了一条小型灌溉水渠。
这些记载是否真实，难以确定。除芍陂外，西门豹和史起的工程以及下一章要讨论的邗沟，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其他的工程是否存在，肯定值得怀疑，而且不值得认真考虑。
（2）汉朝（前 206—220 年）时期，陕西与河南的工程数量最多，前者有 18 项，后者有 19 项。其次是直隶，只有 5 项。这两个省所辖领土的经济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们分别被称为关中与河内，共同构成了汉朝的基本经济区。
（3）三国（220—280 年）、晋朝（265—420 年）和南北朝（420—589 年）时期，治水活动在南方各省有所增长。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北方各省治水活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湖北和福建两省首次出现在记载中；江苏省在南北朝时期记录了 8 项，这是它当时的最高纪录，这个数字很有意义。同样重要的是，三国时期曹操的基地河南记载了 10 项，而安徽则记载了 3 项，这也是该省当时的最大数字。当时，魏国把安徽开辟成战场，征服了吴国。
（4）值得注意的是，唐朝（618—907 年）时期，除了河南以外，其他各省的治水活动都获得空前的增长，特别是在除云南之外的南方各省，都有大幅增长。
南方浙江省的数量是 44 项，超过了北方各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陕西是唐朝的首都，山西是唐朝的“老家”，自然都备受重视，因此两省的记载都是 32 项。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江流域下游的所有省份，包括福建省，都超过 18 项。浙江从 4 项增加到 44 项，增幅很大，江苏从 8 项增加到 18 项，福建从 4 项增加到 29 项。甚至安徽也从 4 项增加到 12 项，湖南从 2 项增加到 7 项，湖北从 1 项增加到 4 项。
综合各省的情况看，南方在唐朝似乎终于赶上了北方。不仅总体上发展迅速，而且南方和北方地位正在发生改变，这表明基本经济区已经发生转移，而且清楚地说明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5）从表格可以看出，宋朝（960—1279 年）时期，长江各省的治水发展迈出了一大步，尤其是江苏、浙江、江西和福建省，有史以来统计数字第一次达到三位数；浙江和福建处于领先地位，前者有 302 项，后者有 402 项。湖北的发展也很迅速，从 4 项增加到了 14 项。值得关注的是，广东省也第一次有了治水工程，北宋 16 项，南宋 24 项。
这些省份治水活动的增加在南宋时期（1127—1279 年）特别引人注目，这说明北方游牧部落的侵略，大大促进了长江流域下游和珠江流域的人口定居和发展。还有重要的一点需注意，南宋时期浙江省达到了非同寻常的 185 项。鉴于南宋定都杭州，增幅如此之大就不言而喻了。
（6）元朝（1271—1368 年）、明朝（1368—1644 年）和清朝（1644—1911 年）有三个特点需要密切关注。一是长江各省及广东省日益重要，延续了唐宋之后的发展势头，把长江流域逐渐变为基本经济区。二是明朝时期湖北、湖南和云南的治水活动有了迅猛增长，分别是 143 项、51 项和 110 项，而元朝的数字分别是 6 项、3 项和 7 项。
第三个特点是这三个朝代都特别重视直隶，而大多数北方省份却遭到忽视。这明确说明当权者心怀恐惧，这种恐惧在呈送给皇帝的奏折中屡次表达过，它是因为基本经济区和政治基地相距太远造成的。政治基地有责任把直隶省的海河流域发展成基本经济区，或者用一些官员的话说，打造成“第二个江南”。[注：4 江南是指长江以南最富裕的江苏和安徽两个省。]
（7）有必要分别解释一下表格中四个带星号的数字。清朝时期，河南的治水活动达到了惊人的 843 项，但是省志记载这些活动的方式存在问题。其中，至少 90% 是小型的沟或者堤，通常的影响范围最大只有一个村，它们的修建时间是雍正五到七年（1727—1729 年）。很小的工程都统计在内，因此得出的数据令人难以置信。很显然，这些数据属于异常情况。
在元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清时期，山西省的数字包括了私人工程，所以变大了许多。根据中国本土全部 18 个省的地方志来看，山西似乎是唯一私人水利工程众多的省份。这可能是山西省在最近五六个世纪中商业高度发展的结果。跟其他省份的数据相比，这一数据也明显是个例外。
表格中只包括 15 个省，但是对中国本土 18 个省的地方志都进行过查阅。表格中没有广西和贵州，这是因为这两个省的地方志缺乏所需要的数据，让人感到非常意外。山东省的治水活动，几乎都是黄河防洪和境内大运河的维护。因此，无法处理这种数据，去跟其他省份的数字进行比较。表格还存在一点不足，即清朝的数据不充分，因为大部分地方志都是在 1911 年之前的不同时期出版的，因此清朝末期的数字并不全面。好在清朝的情况并不像开始看起来那么糟糕，因为随着清朝日渐衰弱，到了晚期它的公共工程活动也逐渐减少；因此，这 15 个省的数据便足以说明本专著中心论点的总体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