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是一部聚焦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开放的作品。
几百年来，世界经济有前行也有曲折，但全球化持续向前，在经济、金融稳定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加剧了某些“逆全球化”的趋向，另一方面也让世界看到了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面对这场历史性变局，中国应该怎么做？
这本书着重分析全球化的历程和基本特征，深度剖析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探讨中国在新型金融全球化中的重要角色以及中国金融全球化的愿景和路径，继而探索新型金融全球化的未来之路，以及“一带一路”在其中的引领作用。
全书内容涵盖“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与国际合作、新兴市场金融风险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国银行业全球经营策略、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管理与运用、金融全球化的新动力、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等多个层面、多个领域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
全球化的未来是关系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重大课题，我们要如何解读这一课题？中国如何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这本书会给出有远见的答案。
作者介绍
宗良 博士，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金砖智库高级研究员、世界金融论坛议程委员会委员。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福特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宣部高级智库专家团成员，曾作为重要专家团成员两次出访欧洲交流。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重大课题20余项，发表论文200余篇。著有《人民币国际化理论与前景》《危机后的全球金融变革》《跨国银行风险管理》等多部著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议专家，跨境金融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金融时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博士会副会长。兼任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
部分摘录：
人类历史证明，亚当·斯密对全球化下世界格局终将达到“势均力敌”态势的判断是极富远见的。科技的进步和普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前的世界格局。未来任何国家或地区都难以在经济、技术和人口方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从微观上看，经济学家约翰·邓宁（1974）提供了一个研究跨国公司的分析框架：一是技术所有权；二是地理位置，如果贸易壁垒过高，地理位置就成为跨国公司决定是否到海外设厂时一项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三是内在化，要占领受到保护的市场，最好的办法是在这个国家生产，而不是向这个国家出口。跨国公司可以用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通过技术转移、动员不同地点稀缺的生产资源，从而提高生产模式的效率。微观行为决定了宏观表现，表现具体如下。
一是货物价值链的贸易强度有所放缓。贸易强度由2007年的28.1%下降至2017年的22.5%。贸易量增长放缓，1990—2007年货物贸易增速是GDP增速的2倍，而2011—2017年货物贸易增速仅为GDP增速的1.1倍。
二是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作用日益提升。近年来，全球服务贸易总量增速较快，高于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但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服务贸易晴雨表》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经济，全球服务贸易增长减弱。
三是基于劳动力成本套利的部分行业开始显著下降。现在基于这一比例的意愿仅为18%左右。而生产基地的选择更多会考虑技术型劳动力、自然资源、消费市场和基础设施质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由2005年的55%下降至2017年的43%。
四是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度日益增加。研发、品牌、软件、知识版权的营收越来越多。总体上，这一占比已经由2000年的5.4%上升至2016年的13.1%。同时，价值链更加区域化，主要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相对优势位置。
亚当·斯密指出，全球化能够提高全球福祉，“通过某种方式将世界上距离遥远的各地连接在一起，通过使它们相互满足各自的需求，全球化可以提升不同地区的幸福指数，同时促使各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亚当·斯密还指出，在哥伦布和达伽马航行后所引发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欧洲人在美洲和亚洲地区对当地人民实施奴役或政治压迫，却仍可以凭借“武力优势”而“逍遥法外”，这导致当地人民深受其害。
然而，亚当·斯密也预见到，在未来的时代，美洲和亚洲“会变得更加强大，或者欧洲会日渐衰落”，从而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将带来“对彼此权益的相互尊重”。斯密认为，国际贸易和“信息知识的相互交流”将推动这种均衡状态的早日实现。
世界范围的商品和要素流动是英国工业革命扩张的条件，而运输成本的降低则是商品和要素市场流动的先决条件，技术进步则是生产和运输成本下降的终极源泉。人类文明过去200年之中所发生的四次工业革命，无疑为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大幅降低了各种成本，从根本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
首先是运输成本的下降。相对于商品价值而言，运输成本下降之后，更多的商品就有可能变成贸易品。一战前的运输成本大幅下降，蒸汽动力、煤炭和钢结构货轮的成本大幅下行，在1840—1895年以煤、铁和铁路建设为代表，催化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大西洋是英国工业革命向美国转移的最主要阻力，运输费用高昂成为19世纪资源丰富但劳动力稀缺的美国经济起飞的重要阻碍。而随着航运和铁路技术发展，运输费用大为下降，加上战争因素带来了新移民，为美国提供了高素质劳动力。二战后航空、电信等物流和信息流的大规模普及和应用，更是加速了全球化浪潮。航运方面，1820—1860年，运输费用的降低缩短了各大洲之间的距离。苏伊士运河极大地缩短了欧亚之间的通航距离，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缩短了南美洲与欧洲之间的经济距离。铁路方面，19—20世纪的铁路建设浪潮在全球扩张。空运方面，二战之后的民用航空极大发展。
其次是通信成本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商业服务可以贸易，生产外包更加普遍了。麦肯锡研究显示，发达经济体的服务贸易持续扩张而货物贸易持续收缩，其背后主要是相对贸易优势发生结构性变化所致。发达经济体拥有更多的高技能和知识密集型人力资本，加上全球产业链分化日益精化，通信成本微乎其微，从而使得发达经济体可以通过出口知识型服务获得相对优势。比如，美国在计算机研发、通信和软件服务、金融服务等知识密集型行业享有强大的出口优势。由于通信技术的低成本普及性使用，实时通信技术打破了过去的集成化生产模式，通信成本的极大降低使得企业能够实时掌控全球资源的状态，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的精细化分工，每个国家都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的特有技术。当前2/3的全球贸易是中间投入品贸易，终端产品贸易只占1/3。
斯密的预测已经被事实印证。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历史趋势的峰回路转，欧洲以及随后的美国在享受了几百年的全球主导地位之后，现今正在受到日益崛起的亚洲、非洲、中东以及南美洲的力量制衡。在过去的大约100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北大西洋地区（西欧和美国）引领全球经济这一前提之上。然而，这种由北大西洋经济体引领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我们目前看到的存在于世界很多地区的紧张局势正是这种旧秩序逐渐消亡的较好例证。
在哥伦布和达伽马时代的世界，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1500年，全世界（除大洋洲）4.4亿人口的区域分布情况大致为：亚洲占65%，非洲占11%，欧洲占20%，美洲占4%。全世界（除大洋洲）经济产出的区域分布情况则为：亚洲占65%，非洲占8%，欧洲占24%，美洲占3%。当时的世界很贫穷，各区域都处于乡村状态，实力强大的农业帝国则位于东南亚。
尽管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兴起的商业往来让欧洲在亚洲有了立足之地，同时还让欧洲人征服了美洲大陆，但真正创建欧洲时代的因素是那场由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钢铁的生产、科学种田以及纺织机械化所引发的英国工业革命。到1900年，无论是世界政治还是世界经济，都在很大程度上为欧洲所掌控。亚洲仍然是世界人口中心，却不再是世界经济中心。
1900年，全世界约16亿人口的区域分布情况为：亚洲占56%，欧洲占27%，非洲占7%，美洲占9%。根据麦迪森的估算，全世界经济产出的区域分布情况则为：亚洲占28%，欧洲占47%，非洲占3%，美洲占20%。其中，美洲的产出绝大部分来自美国经济，亚洲的经济占比显著下降，欧洲的经济占比则飞速上升。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在西欧、美国和加拿大（北大西洋经济体）上面，1900年，上述三者的经济产出之和占世界总产出的51%，这一数字令人瞩目。显然，亚洲引领世界经济的方向因工业革命的爆发而被完全掉转。到1900年，世界被牢牢掌控在北大西洋经济强国的手中。特别是英国，处于权力之巅，正因如此，那个时代也常常被称为“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然而，这种全球和平并不像欧洲人自己预想的那样普遍存在，原因在于欧洲人在非洲和亚洲发起战争、掠夺土地，并抑制由当地人发起的旨在反抗欧洲人统治的暴力叛乱（欧洲人称之为“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