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聊斋志异》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蒲松龄是一位充满现实关怀的文学家，他的小说，构思奇特，情节曲折，人物生动，既包蕴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又与当时的社会民情密切联系，文笔简练，情韵悠长，并且富有隽永的乡土气息。该书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把我国的文言小说推向了高峰。
本书注评者赵伯陶先生研究《聊斋志异》多年，对作家遣词之用心体察入微，注释部分，小到字词训诂、人名、地名，大到社会制度、历史背景，都做了准确、详尽的注释；评点文字，则眼界开阔，注重探明其本事、源流、事理，参照中外有关文献，阐发文本深层隐含的微言大义，很好地揭示了小说的艺术价值。
作者介绍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人，以撰著狐、鬼为主要题材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闻名于世。另有诗文集，今人合编为《蒲松龄集》。
赵伯陶，1948年8月生，北京市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编审。校点古籍《船山诗草》、《古夫于亭杂录》（中华书局），注释评选《明文选》、《王士禛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袁宏道集》（凤凰出版社）、《七史选举志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等。编著《中国文学编年史·明末清初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部分摘录：
中国文言小说源远流长，六朝志怪、志人之短章，唐人传奇，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为其发展史中三个显著的标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概括《聊斋志异》之艺术特点有“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评价，数十年来几成不刊之论，从中可见蒲松龄集文言小说创作之集大成的历史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文言、白话，小说地位皆不高，远居于诗文创作之下。蒲松龄的郢中社友张笃庆，与蒲松龄皆曾受到山东学政施闰章的赏识，他四十五岁即为拔贡，获取顺天府乡试应考的资格，这一点略强于蒲松龄；但两人于科举皆淹蹇不遇，潦倒终身，则毫无二致。不过一介书生张笃庆却能于当时以诗名世，以致《清史列传》卷七〇、《清史稿》卷四八四皆以之入《文苑传》，蒲松龄则难与其并列。同蒲松龄有过交往的王士禛为继钱谦益之后的诗坛领袖，以倡诗歌神韵著称，官至刑部尚书，在当时无论名望、地位，蒲松龄皆难以望其项背，不可同日而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文学史观念的进步，小说的地位不断提高，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逐渐声名远播并终于大放异彩，不仅风行海内，而且走出国门，跻身于世界名著之林。在中国文学史中，王士禛远不如蒲松龄的地位崇高，早为世所公认；至于张笃庆，诸多文学史著述竟然皆难觅其踪影了。这一历史的反差，恐怕也是蒲松龄生前所始料未及的。
一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或称柳泉居士，淄川县（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其父蒲槃，尝习举子业，以博学多识享誉乡里，后因家计问题弃儒从商。蒲松龄自幼从父习读《四书》、《五经》，欲由科举跻身仕途，十九岁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进学（俗称考取秀才）。原欲顺风顺水以搏一第之荣，不意从此蹭蹬场屋，屡战屡败，始终未能通过山东乡试，直至七十一岁方援例经考试成为岁贡生，有了做学官的资格，然而已垂垂老矣。
为维持生计，蒲松龄大半生从事科举之馀，多将岁月消磨于设帐授徒的苜蓿生涯。除须常到济南府应考岁、科、乡试等考试外，康熙九年（1670），三十一岁的蒲松龄曾应同邑进士、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孙蕙之邀，出走江淮为幕不到一年，历练人生之馀，也大长了见识。南下而外，蒲松龄游过崂山、泰岳，到过淄川邻近的府县，活动范围不广，实在没有“行万里路”的富馀精力与闲暇时间。南游之前，蒲松龄一度在城西王村（今淄博市周村区）设馆教书；南游之后，又曾至本邑仙人乡（正东乡）马家庄王体正兄弟家为塾师一段时间（参见苏家庆先生《蒲松龄设帐淄川县仙人乡马家庄考证》，载《蒲松龄研究》2006年第1、2期）。康熙十八年（1679），年已四十岁的蒲松龄至本邑西铺村毕际有家坐馆，直至其七十岁方撤帐归家，结束了在毕家三十年的西宾岁月。毕际有为明户部尚书毕自严之子，自己也以顺治二年（1645）拔贡入仕，官至江南通州知州。毕氏在淄川自属诗书继世的官宦人家，蒲松龄常年与毕际有一家维持亦宾亦友的良好关系，毕家的丰富藏书令这位穷书生大开眼界，终于有了“读万卷书”的机会。刘松岭先生《蒲松龄与毕氏藏书楼》（载《蒲松龄研究》2010年第4期）有云：“毕氏藏书楼兴盛时藏书达五万馀卷，富闻遐迩，就其藏书规模、种类、品位、贡献等，都堪称明末清初私家藏书楼的杰出代表之一。”这在没有公共图书设施的古代是极为难得的，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蒲松龄著述人生未能“行万里路”的缺憾。总之，书海徜徉对于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