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本书中，作者埃迪·德文德以第三人称“汉斯”的角度讲述了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骇人听闻的亲身经历。在那漫长的16个月，他们每天都面临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微薄的食物、少之又少的休息时间，死亡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然而即便在这形同地狱的残酷环境中，依然闪耀着动人的人性光辉：囚犯之间的相互扶持、夫妻之间永恒的爱恋、在重压之下为捍卫自由而做出的努力，以及向世人揭露纳粹罪恶的决心……
这是唯一一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创作完成的作品，正是这种“在风暴中心写作”的即时性，使这个故事显得与众不同。它没有经过任何润饰，也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干预，以其公正、客观的纪录，为后世学者研究集中营大屠杀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作者介绍
[荷]埃迪·德文德（Eddy de Wind，1916—1987）
荷兰心理学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
1943年9月14日，埃迪·德文德和妻子弗里德尔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194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终于解放，夫妻两人却不幸失散。在这之后，埃迪留在了奥斯维辛，照顾其他幸存者，并记录下他在集中营16个月的骇人经历。
1945年7月24日，埃迪返回荷兰，奇迹般地与弗里德尔重逢。两人勇敢地重启生活。然而由于战争的创伤过于严重，在离开奥斯维辛12年后，两人遗憾分手。
1987年9月27日，埃迪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1岁。
部分摘录：
嫩嫩的青草，熟得快要爆开的棕色栗子芽，还有那一天比一天明媚的春日阳光，似乎在预示着新生的到来。然而，死亡的寒意笼罩着大地。那是1943年的春天。
德国人依然在俄罗斯深处作战，战局还没有逆转。
西方的同盟国军队还没有踏足这片大陆。
肆虐欧洲的恐怖活动，仍在以越发激烈的方式上演着。
犹太人是这些掠夺者的玩具，陪他们玩着猫捉老鼠的比赛。摩托车轰鸣着从阿姆斯特丹的街道间穿过，原本和平的运河边，充斥着皮靴跟跺在路上的声音和咆哮的命令，一夜连着一夜。
然后，这些“老鼠”经常在被带到韦斯特博克后再被放出来。人们可以在营地内自由活动，有包裹会寄过来，一家人也会待在一起。每个人给阿姆斯特丹的家人朋友写信时都会乖乖加一句“我挺好的”，这样，其他人便可不必抵抗，老实地向“绿色警察”[1]束手就擒。
在韦斯特博克，犹太人还抱有幻想。他们现在虽然脱离了社会，但是一切应该会好的，他们最后会离开这被隔离的处境，重返家园。
“战争一旦打完，我们就返家园。”有一首流行歌曲是这样开头的。
他们不仅没有预见到自己未来的命运，甚至还有勇气——也许是盲目自信？——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组建新的家庭。
每天，莫豪森博士都会代表韦斯特博克的市长来营地视察，在一个美丽的早晨——四月里天气最好的九天之一，汉斯和弗里德尔出现在他面前。
他们是两个理想主义者，他27岁，是著名的营地医生之一，而她刚满18岁。在大厅里，他是医生，她是护士，他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
“独自一人，我们只是虚无；携手并肩，我们便成一体。”他曾在给她的诗中那样写过，如此描述他们的感情最恰当不过了。在一起，他们会渡过难关。也许直到战争结束前他们都会留在韦斯特博克，要不然，就在波兰继续战斗。反正战争一定会结束的，没人相信德国能够获胜。
就这样，他们在一起半年多，住在“医生房间”，那是一个用纸箱子与住了130个女人的大营房隔离开来的空间。住在那里的不只有他们，还有另一位医生，再后来，他们不得不与两对夫妇共用这个房间。这里真不是年轻人经营婚姻生活的地方。不过要是没有那些运送火车的话，其实也不碍事：每周二早上，都有1000人被送上火车。
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嗷嗷待哺的婴儿，甚至还有病人。只有极少数人，汉斯和其他医生可以证明他们病得太重，无法在火车里躺上三天，才被允许留下来。此外，还有些特权人士：受过洗礼的、跨族通婚的、自1938年以来一直在营地的“营地旧居民”，以及汉斯和弗里德尔这样的长期工作人员。
有一份工作人员名单，上面有上千个名字。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些城里过来的人需要被保护，他们要么是受到城市里居民的爱戴，要么是受德国人的命令，要么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光荣公民，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理事会成员的旧相识，或者是在韦斯特博克曾经有关键地位的“营地旧居民”。于是这份名单就要被重新修订。
1943年9月13号的晚上，犹太人理事会的一名员工过来叫汉斯和弗里德尔收拾收拾，准备被送走。汉斯迅速穿好衣服，把为了每周的运送而在夜间高强度工作的部门全都巡视了一遍。斯巴尼尔医生，也就是医院的院长，对这个通知怒不可遏。汉斯在营里已经待了一年了，他工作非常努力，而很多后来才进来的人却不怎么干活。但是汉斯是在犹太人理事会的工作人员名单上的，要是他们都帮不了他，医护部门就更束手无策了。
八点钟，他们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站到了穿营而过的火车前。站台上人山人海。治安局和机动兵团[2]的人将行李搬上火车，还有两节车厢载满了路上所需的生活用品。医院的护士们搀着病人蹒跚而来，这些病人大多已经年迈，没法走路。但他们依然不能留下，因为下个星期他们也不会比现在行动便利。然后是留下的人，他们站在距离火车几十米的警戒线后面，哭得比要走的人更伤心。火车前后两端各有一辆带着纳粹党卫队的“SS”标志的卡车在进行监视，不过他们倒也算温和，甚至会鼓励这些人，因为他们不能让荷兰人知道“他们的”犹太人实际上受到的是什么待遇。
十点半，出发时间到了。货车的车厢门从外面被锁上。最后再道一声珍重，最后一次从车厢上方的小窗里眨眼示意，然后他们就踏上了被运往波兰的路途，没人知道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
汉斯和弗里德尔运气还不错。他们这节车厢里坐着的全都是年轻人，他们是弗里德尔以前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里的朋友。他们人很友好，也很随和。车厢里一共挤下了38个人，狭小的车厢无比拥挤，大家左挪右挪，再把行李挂在天花板上，这样每个人能勉强有一块坐的地方。
“美满的”生活在路上开始了。到第一站的时候，上来了几个党卫队队员。他们先是索要了香烟，然后是手表，紧接着是钢笔和珠宝。小青年们对此一笑置之，递上去几根散烟，发誓说身上再也没有了。他们很多人的祖籍都在德国，也经常不得不和党卫队打交道。曾经他们也活着出来了，这次自然也不会轻易让人摆布。
吃的就别想了。这三天，谁也没看见之前装上车的那些补给的影子。不过没关系！他们自己从韦斯特博克带出来的也还够。偶尔可以有几个人下车把满当当的马桶倒掉。当他们看到城市被轰炸的痕迹的时候，会雀跃一下，除此之外，整个旅程就没有其他节目了。
第三天，他们终于知道了目的地：奥斯维辛。这不过是一个词，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不好，但也不坏。
夜里，他们抵达了奥斯维辛的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