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梳理了美国从1775年到1848年的历史，讲述了美国如何摆脱英国统治，建立共和政府，解决黑人奴隶制、原住民、底层白人、外交、教育等问题的艰难探索过程。
美国独立后的这70年，是美国历史的关键时期，也是理解今日美国绕不过的重要时期。这70年，确立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为美国200年内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美国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今日美国的种族、大选、经济、外交、教育等问题，都能在这70年里找到根源。
为什么美国的种族问题难以解决？
美国的“民粹主义”从何而起？
如何看待美国的社会撕裂？
为什么美国两党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翻开本书，从美国独立后的70年历史，看透今日美国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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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荣获美国出版商协会2018年“专业和学术卓越奖”，被《科克斯评论》誉为“2017年美国历史最佳非虚构图书”。
作者介绍
[英]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
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现代欧洲史名誉教授。沃尔夫森历史奖得主，世界知名启蒙运动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大革命思想史》 《荷兰共和国：崛起、兴盛和衰落，1477—1806》等。
部分摘录：
英国并未打算诉诸武力来压制美国的自由，或建立专制政府。在早期，英国王室政府也并不想将某种专制王权粗暴地施予爱尔兰和印度。王室部长们想要的，无非是榨取更多的税收，并以一种更趋一致、更有组织性的方式实施王室的权威，尤其是通过切断美国经由荷兰和法国，与欧洲及外部世界进行的贸易往来，以及控制其与印第安人的联系。要说服那些牢骚满腹的美国人接受伦敦的意图，这个过程比实际所见更为漫长和凶险。
此外，尽管反对的呼声异常高涨，很多人也已谈到“叛变”，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任何美国人意欲或应该为他们的独立而战，以及公开放弃君主制的观念尚不明确，甚至，这种观念仅仅貌似合理。鲜有例外的是，1774到1775年间，殖民地的一些居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英国和王室的忠诚，为数不少的精英人士，即“托利党徒们”依然对王室忠心耿耿。可是，在欧洲盛行并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危机日益加重，且已然渗透到大英帝国在北美洲的每个角落。甚至在坚若磐石的缅因(当时还隶属于马萨诸塞地区)，这个英国国教徒与其他新教徒们分隔异常鲜明的地区，无论是拥有土地的农民还是没有土地的穷人们(这些穷人事实上占了一半人口)都对英国忠诚无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774年。后来，强制法案激起民众的普遍愤怒，促使他们暴力反抗那些反对抵制英国货物的行为。[99]
1775年3月，伦敦的部长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宣布马萨诸塞为“反叛之州”。这一说法是对马萨诸塞情势的精确描摹，彼时当地的爱国者自卫队公然开展武装演练，托利党拥护者们受到来自越来越多地区民众的袭击和驱逐。就这一点来说，这时候的马萨诸塞州已经走在其他殖民地的前面，到当时为止，其他殖民地的反抗形式还大都局限于抵制、非暴力反抗与新闻舆论战。与此同时，纽约当地政治领导层——杰伊、古弗尼尔·莫里斯、罗伯特·R.利文斯顿、菲利普·斯凯勒以及他们的盟友——显然还犹豫不决。[100]土地拥有者和重商主义的贵族们关心的主要是在当地社会、经济、政治领域保留他们的权力，这促使他们采取特别的方式——容忍那些非公开抗议，同时小心翼翼、灵活警惕地对抗下层民众们的无法无天、粗鲁傲慢。[101]领头的美国人并未严肃考虑公然举行军事叛变这样的想法，他们意识到，假使公开叛变，那将必然依赖于外国，尤其是法国和荷兰的军事援助——武器、弹药、资金和物资供应。因为法国和荷兰是仅有的可能向美国提供大范围军事、海上物资以及其他援助的两个国家。据波士顿当地报纸报道，从法国大西洋海港折返的船只受到热烈的欢迎，尽管目前，凡尔赛王室对此仍保持绝对正确和中立的立场。新英格兰地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深知，英国拥有足够强大的海上力量，作为美国唯一潜在的同盟者，法国和荷兰绝对不会在后勤、金融、外交上干涉和提供援助，除非这些殖民地率先打破效忠英国的格局并公开宣告叛变。美国方面，犹疑不定的心态暂时依旧占据主导，美国并没有想否定英国统治的明显倾向，也没有寻求外部帮助的打算，更不要说与外国势力谈判以结成正式的军事联盟了。[102]
1775年4月19日，盖奇总督派遣一支部队从波士顿出发，将当地自卫队囤积在康科德地区的弹药没收充公。事发前两日，新兴的马萨诸塞州革命政府的军事印刷机被从波士顿偷运到伍斯特市，这一行动的策划者是蒂莫西·毕格罗(1739—1790)。毕格罗本人是个铁匠，他领导了伍斯特市的动乱，同时他也是当地通信委员会的重要成员。盖奇认为，康科德是个小城镇，位置也更为靠近波士顿，比在目前公然造反的伍斯特市更易于脱身。然而，警报早已事先从波士顿送达，当地附属团体和民众也已聚集了大片区域，他们情绪异常激动，一时间恐怕难以制服。[103]事实上，盖奇的冒险让王室脸面尽失，这次行动最终以惨败告终。武装冲突首先爆发于列克星敦草原，之后延伸至康科德。在康科德，英国军队被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几千名强大的自卫军狙击驱逐。73人战死，两千余名士兵受伤或失踪，英国军队吓得慌不择路、节节败退，叛军在后面持续乘胜追击，最终迫使英军退回到波士顿地区。
在新英格兰地区，各殖民地集结了来自康涅狄格州、罗德岛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数目庞大的军队，其中包含民兵特遣队，这些军队围攻了驻扎在波士顿市内，由盖奇统率的六千驻军，此举再次验证了盖奇糟糕的领导力。盖奇率军突围，但损失惨重，最为著名的袭击就是他率军全力攻打战略要地，即位于城市北部的邦克山(6月17日)。在这场战役中，他的部队再次遭受重创，逾200名士兵战死在疆场，剩下的士兵被困于层层叠叠的包围圈内。与此同时，康科德[1]标志着战火已经越过了马萨诸塞州。5月10日，佛蒙特州的部队和来自纽约殖民地北部的叛乱分子夺取了西部的一个重要英军基地——泰康德罗加要塞。该要塞早先是法军大本营(卡里永堡)，它始建于1755至1758年，它控制着尚普兰湖的西南侧，守卫着位于纽约殖民地和加拿大圣劳伦斯河谷之间，那些群山环绕的通道。接下去的几个月，武装冲突愈演愈烈，并进一步扩展到13个殖民地，南部地区也首度出现了零星的、艰苦的战斗。
爱国者们拯救了摇摇欲坠的城镇，将保皇党驱逐出当地的权力机构。尽管如此，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月里，虽然新英格兰居民以及其他地区那些拿起武器作战的民众都在抵制议会的法令，但参与叛乱的各殖民地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战争策略，也没有明确的目标。近些年来，致力于大革命研究的历史学家们益发意识到那些“普通的”下层领导者们的关键作用，譬如麦金托什和毕格罗，他们从缅因到佐治亚，四处鼓动当地民众发动叛乱，来反抗英国王室的官员和部队。大革命的积极发起者们大都出身卑微，有补鞋匠、铁匠，还有小客栈老板，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从未听说过共和主义或是像西德尼、哈林顿、洛克这些作家的大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启蒙运动兴味索然。然而，正如后来的法国大革命，这些肩负领导重任的半文盲的手工艺人，无论是在1765至1766年间，还是之后的1774至1776年这段期间，都未准备好如何统筹安排更大范围的战略部署，或起草一份有关政治和宪法方面的计划。尽管他们精力旺盛，却桀骜不驯、缺乏行动方向，这导致革命运动有时事与愿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目光狭隘，因此在1774至1775年间，尽管军事叛乱的数量不断攀升，但他们缺乏一个明晰的指导性纲领，即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反叛究竟意欲何为。
1775年5月，战争爆发后不久，第二届大陆会议很快召开，此次会议意在指明领导人和战略方向。除了共谋反抗，以及商讨如何平复殖民地的不满情绪外，会议再度被授权去谋求与王室谈判并达成和解。出席会议的65位代表都是当时的政治精英和领导者，除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之外，人员构成与第一次大陆会议大体相同。第二次会议并未实现其基本目标，会议再一次无果而终。同年6月，国会经过投票，决定在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地区征募士兵，招募来的士兵将在波士顿地区服役。此举是因为在1775年和1776年的最初几个月，波士顿地区都是军事冲突的高发地带。虽然在大革命期间英镑便士始终是全流通货币，但国会还是批准使用以西班牙币命名的纸币。弗吉尼亚州的乔治·华盛顿当选为指挥官，由他领导新英格兰地区的“大陆军队”，他也是诸多殖民地当中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军官。同时，以国会的名义，大陆军的请求被分别送到加拿大、牙买加和爱尔兰，并向这些国家解释美国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104]尽管如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场军事叛乱只是临时性的，它并不代表与英国的最终决裂，正如1775年7月8日所谓的“橄榄枝请愿书”所表明的那样。在保守党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迪金森的坚持下，这份请愿书最终得以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