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心理冲突”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构成了社会心理学大厦的一根支柱，对态度、习惯、认知、角色、记忆研究等心理学诸多核心领域都很关键。本书讨论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理论和研究，有的明确，有的隐晦，包括：
◎ 戈登·奥尔波特对态度冲突的思考，以及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的种族态度提出了“内在冲突”的概念；
◎ 欧内斯特·迪希特在分析香烟市场时，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香烟品牌市场营销和人们吸烟习惯的冲突；
◎ 利昂·费斯廷格提出认知失调理论，认为这是态度改变的驱动因素；
◎ 格雷戈里·贝特森尝试把前后冲突的达界定为心理障碍的潜在先兆，并提出了“双重束缚”理论；
◎ 詹姆斯·彭尼贝克关于冲突的记忆和情感表露的研究；
◎ 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关于人类记忆的构建、回忆和复述的矛盾点的研究；
◎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关于服从与矛盾心理的角色行为的研究；
◎ …………
认识到心理冲突的存在，理性思考心理冲突的方方面面，能帮助我们挖掘冲突背后的自动化和无意识的思维过程，更为全面和深入地看待问题，从而放下矛盾和纠结，自信前行。
作者介绍
杰弗里•贝蒂
剑桥大学心理学博士。艾吉希尔大学心理学教授、剑桥大学可持续发展领导力项目硕士导师、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客座教授。1994—2012年，担任曼彻斯特大学心理学教授。在符号学研究方面获得英国心理学会（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颁发的“杰出心理学研究成果”斯皮尔曼奖（Spearman Medal）和国际知名的莫顿最佳论文奖（Mouton d'Or Award）。
部分摘录：
习惯冲突：关于上瘾的研究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有香烟的陪伴，这也许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的模样吧。我周围随处可见香烟的踪影，使得我穿着的衣服上满是这股味道。我的父母都喜欢吸烟，每到星期六晚上，烟就像黑云压城般笼罩着我家的前厅。我的父亲会跑去巴金尼斯街尽头的帕迪酒吧，而我的母亲、艾格尼斯姨妈，还有她们的几个闺密则坐在家里的前厅，喝着各种雪利酒、波特酒和伏特加，再吸几口烟。在当时的周末，只有男人们才能去公共酒吧，而女人们的小酒则往往被限制在家里。她们会在前厅抿一口小酒，调成静音的电视里播放着电视剧《77号日落大道》（77 Sunset Strip），这部剧演绎着光彩夺目的洛杉矶梦幻生活。她们吞云吐雾，沉浸在斯图·贝利（Stu Bailey）和杰夫·史班瑟（Jeff Spencer）以及剧中私家侦探的梦里。
而我会坐在楼梯顶上等着父亲回家，因为我想从后院上厕所，这会打破一群母亲们的纸醉金迷梦。“我想到院子里去。”我不断地重复这一诉求。直到母亲受不了我的软磨硬泡，说：“你去吧，然后回床上睡觉去。”
如果你此时走进我家，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如堕烟海，缭绕的烟云甚至有清晰可见的形状，你可以用手指勾画出它们的边界，犹如走进了一团辛辣的气体中。当我从前厅经过时，酒杯都被她们藏到了长靠椅后，香烟也被藏起来了。她们把烟从我身边扇开，好像感到有些羞愧似的。“如果你不喜欢这味道就别呼吸，”母亲会说，“如果你觉得烟味很难闻，就屏息一会儿。”
在我仅有的几张关于父亲的照片中，有一张是他在家门口弯着腰喂路上的鸽子，嘴里叼着烟。在我们这条街上，他已经不算是个烟鬼了。我母亲喜欢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中的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她经常喜欢亲切地叫他“小亨”（Humph），叫的时候，她眼里满是少女梦幻]，喜欢他嘴里叼着烟说话的样子。她也喜欢我父亲嘴里叼着一支烟的样子——这是我猜的，好像他也不介意。有时候，我觉得父亲只是想在母亲面前看起来酷一点、成熟一点。在我13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了，当时他51岁。这突如其来的失去让我感到茫然失措。我很愤怒，也很迷茫绝望，但那是一种无法表达的对死亡深渊的愤怒。特伦斯姨夫说，他从没见过哪个男孩能和父亲如此亲密无间，但自从他去世后，我就把他埋在心底，不再提起他。我没办法提起他，因为这对我来说太痛苦了。但有一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对母亲说，也许父亲不应该吸烟，也许，只是也许，他还应该多多锻炼。母亲却悲痛欲绝，完全听不进我的话。她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说他小时候得过风湿热，还有心脏杂音。她还说我自他去世那年就开始强迫自己天天跑步锻炼，这样锻炼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让人放松的香烟。“整天搞得满头大汗，你觉得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吗？”她边说边哭，“流这么多汗会让你得风湿热的。”
在我成长的环境里，吸烟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它已成为人们生活中自带的节奏和模式。人们在失业的时候会吸烟；人们在造船厂或工厂辛苦劳作了一天后，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会吸烟（但只能在二层露天的座位上吸烟）；人们非常忙碌的时候会吸烟，没事做的时候也会吸烟。递烟这一习惯突然在朋友之间流行起来，已成为一种社交开场白了。
在各家各户，长沙发旁边总会有个烟灰缸，厨房里以及卧室的窗边也有。烟灰缸必须触手可及，房内也都是围绕着吸烟这件事布置的。在我朋友家里，有像酒瓶一样厚的玻璃烟灰缸，厚重的玻璃早已熏上了一层烟渍，这个烟灰缸很可能是晚上从酒吧里拿出来的（“酒吧不缺烟灰缸”）。有些烟灰缸还颇具产地特色——颜色鲜艳、凹陷的烟灰缸侧面有黑体粗体的“吉尼斯”（Guinness）字样，或是非常普通的绿色“竖琴”（Harp）字样。然而，这些烟灰缸并没有什么档次，既表现不出吸烟的高贵格调，也丝毫看不出母亲和她闺密们所渴望的《77号日落大道》的魅力。她们都想成为大人物，这是当时人们的诉求，或至少是她及其女伴们的诉求。
20世纪60年代，我母亲曾在阿尔斯特塑料厂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家有漂亮的铬合金和透明的红色塑料做成的烟灰缸，你可以把烟头从盖子里塞进下面正在冒烟的缸体里。燃烧的烟灰看起来像一座火山，因为厚厚的红色硬塑料会发出火神一样的光芒，然后在你把烟头塞进去之后，铬合金盖子会弹回原来的位置，发出尖锐的声音，让香烟缺氧烧尽。它既像一个器皿，又像一个玩具。我会请求帮母亲掐灭香烟，因为烟灰缸上面的提示写着“小心烟灰缸盖切伤手指”，并且盼着自己长大了可以用这种方式熄灭香烟。
我们社区的妇女大多在家里吸烟，当然不会在大街上或公共汽车上吸烟（“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普遍”）。然后，大家会把漂亮的烟灰缸拿出来，这样，姐妹们就有了谈资。阿尔斯特塑料厂制造的烟灰缸从来不缺话题，这是所有人吸烟小聚时最具仪式感的部分。比如，有人会说：“艾琳，麻烦把那些漂亮的烟灰缸递给我看看。我打赌它们一定很贵吧。”
我的朋友们在十一二岁刚上初中的时候就学会吸烟了，这成了一种成年仪式，就像跑去踢那些住在莱根街（Legann Street）的退休老人家的门一样（但只有找腿脚灵便的老人才算数），然后再跑回我们的街上。或者从和谐山（Harmony Hill）上九英尺[1]高的悬崖跳下，跳到米尔斯溪另一头湿漉漉的地面上，脚却没有弄湿，腿也没有摔断。他们会问：“你做过吗？”“你跳过和谐山吗？”“你吸过第一支烟了吗？”
我一直都不喜欢吸烟，但我还记得我在街上潮湿的小茅屋里第一次吸烟的滋味，我被茅屋里看守着新柏油路的守夜老人怂恿着吸了烟。我的朋友们——达克、杰基和金戈，挤成一团坐在煤油灯光下的木凳上，老人脏兮兮的烟头就在这些年轻人手里传递。“吸了它就不怕冷了，”他对大家说，“把烟直接吸进你的肺里就能让身子暖和起来。吸了保准你容光焕发。”湿漉漉的小烟头轮到了我手上，我试着吸了吸。结果，烟的味道以及烟屁股上湿漉漉的唾沫都让我厌恶。他们都在嘲笑我，满嘴黄牙的守夜老人怂恿着我。
我的朋友们还太小，没钱买烟，他们只能向大一点的男孩要烟头，或者从厨房桌子上偷拿父母打开的烟盒里的烟。那天晚上，大家看到了一个要被扔掉的小烟头。这些年轻人的手指掐着被尼古丁熏黄的烟蒂，无论是看起来还是尝起来，它都让人恶心至极。无论它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我都克服不了最本能的恶心感。
我母亲用过滤嘴吸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么吸能显得更淑女些，因为你不必把烟一直吸到最后，然后再小气得像男人一样捏着烟头，吸得双颊凹陷。她总是这样说：“我准备吸一口小烟。”“我准备喝一口小酒。”只要在前面加个“小”字，就不会显得那么有损健康。不过，我非常不喜欢烟的味道，即使星期六晚上屋里都是她来吸烟喝酒的朋友，我也会用手小幅度、高频地把烟扇走。我母亲会这样责备我：“我们的杰弗里又在这小题大做了。天哪！那又不会要你的命，只有那么一点烟而已。”不过，我一直坚信这些烟会让我咳嗽，也会让我的胸感到不舒服，但如果不和她吵起来，我就很难有机会表达我的不满。她总说：“这对你没有任何害处，否则它怎么没像其他有害的东西一样被禁呢？”
我在上小学时，午休时间会被送到小卖店去找艾格尼斯阿姨，她那时会从利戈尼尔亚麻加工厂出来休息。她在梳棉室工作，那里的亚麻被梳理好拿去准备纺纱，空气中飞扬着亚麻上的灰尘。我母亲会说：“要是你在那里上班，你就会抱怨，那里的灰尘才会让你犯咳嗽。”艾格尼斯阿姨是个大烟鬼。每天午餐时间，她点的菜都不会变；特伦斯姨夫则是吃半磅[2]烤牛排，他总是在节食。还有给家里斑点狗的大骨头，他们家的狗才应该节食，但它并没有。午饭后，阿姨就会去小卖店，在那儿买40支香烟（“如果你也在，就多买一包烟，剩下的零钱就归你了。”）。再往后几年，她收集了很多大使馆的香烟优惠券，但是这些优惠券都是为别人收集的，主要是为我。艾格尼斯阿姨会说她一天吸40支烟，但实际上可能吸了60支，甚至更多（晚上不知道又会从哪里冒出来第三包烟）。我母亲会说：“这种东西谁会专门去数呢？”我阿姨咳嗽声音非常大，还带有特别的咳痰的声音，她咳得直不起腰来，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