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六卷本自传小说《我的奋斗》与希特勒的野心无关，是作者四十多年成长与生活的自述，六卷主题分别为死亡、爱情、童年、工作、梦想、思考。书中用流水笔调记叙平凡生活，直白坦诚，有着“自虐般的真实和琐碎”，又在日常细节中呈现了动人的敏感。
本书是《我的奋斗》系列的第四部，克瑙斯高十八岁，高中毕业后到挪威北端小岛霍菲尤教书，想借这份工作存钱从而专心写作。他向往开放的空间和豪爽的姿态，痴迷音乐，梦想中的独立生活、能看见极光的小岛，一切似乎触手可及。仿佛身体内放置了小兽的少年，永不会餍足的青春渴望，撞击在只有两百多人的小岛上。酒精，野心，尴尬的性爱，开始酗酒的父亲。北极圈的黑夜特别漫长，成为作家的梦想屡屡受挫。人们如何经历青春，就将如何走入人生。
作者介绍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
1968年生于挪威奥斯陆。1998年以首部小说《出离世界》（Ute av verden）获得挪威文学评论奖，2004年第二部小说《万物皆有时》（En tid for alt）又获得北欧文学奖。2009年至2011年间，克瑙斯高出版了六卷本自传小说《我的奋斗》（Min Kamp），获得挪威最高文学奖项——布拉哥文学奖。在挪威，每十个人就有一人读过《我的奋斗》。知名作家莉迪亚•戴维斯、扎迪•史密斯、杰弗里•尤金尼德斯、乔纳森•勒瑟姆等也表示读《我的奋斗》仿佛上瘾，让人迫不及待地一本接一本读下去。2015年9月，克瑙斯高获得德国《世界报》文学奖（Welt-Literaturpreis，2014年的得主是村上春树）；2017年4月与6月，克瑙斯高先后获得欧洲文学奖与耶路撒冷文学奖。
另有随笔集“四季”系列（《秋》《冬》《春》《夏》）以及关于蒙克、安塞姆•基弗的艺术评论。
部分摘录：
山下的鱼类加工厂颇有几分忙碌。几艘船停靠在码头，两台叉车在水泥地上来回穿梭，再驶入一座黑乎乎的大棚。穿高筒胶靴的男人们四处忙碌，一群穿白大褂、戴白帽子的女人，站在大棚一端的外面抽烟，她们头顶的天空海鸥密布，拍打着翅膀，不断发出尖叫。我走进商店，买了些面包卷、一块豪达奶酪、一盒人造黄油和一升牛奶，跟店员打招呼，他问我是不是都安顿好了，我说是的，一切都很好。下一节我没课，所以我先吃了两个面包卷，再把剩下的放进教师办公室的小冰箱，然后坐到我的位子上，准备今后几天的工作计划。他们给我们这些临时教师配备了一位辅导员，她每个星期过来见我们一次，我们在课堂上遇到的任何问题或困难，都可以提出来跟她讨论。我们下个星期还要到芬斯内斯，和本地区所有的临时教师一起参加学习班。这里的临时教师人数众多；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本地教师结业之后，鲜少有回乡工作的。上面采取了各种措施，这是个大问题。爸爸现在住的地方提供极高的税收优惠，这也是他和温妮搬到北方的一个原因。他俩都在高中工作，更准确地说，目前只有爸爸在上班，他们就要有小孩了。我最近一次见到他们，是几个星期之前，我去了他们在南挪威买的排屋，温妮的肚子已经很大了，他们计划等北方的工作年限一到，就搬到那里去住。
就是那一次，让我产生了北上的念头。我们坐在阳台上，爸爸赤裸上身，晒成了坚果一样的棕褐色，一手拿啤酒，一手拿烟，我戴着墨镜，一只耳朵底下吊着个十字架，那时他问我到秋天打算做什么。他东看看，西看看，就是不看我，而且问话时，他的声音既疲惫又冷漠，还因为从我登门到现在他喝掉的那些啤酒而略显含糊，所以我回答时也显得无精打采，尽管这样做让我颇为心酸。我耸了耸肩，说我绝对不去上学，也不服兵役。找个地方上班，我说。进医院或别的什么单位。
他直起身，伸手到我们之间的桌子上，在大烟灰缸里把烟捻熄。空气中弥漫着花粉，到处都能听见蜜蜂和黄蜂的嗡嗡声。那你为什么不当老师呢？他说，接着重重地靠回椅背，他比起我上次见他的时候，重了大概二十公斤。你知道吧，在北挪威你随便哪天都能找到工作。只要你上过高中，他们就会张开双臂欢迎你。也许会的，我说，我考虑一下。你考虑考虑，他说，你想再来一瓶啤酒吗，你知道箱子在哪儿。行，为什么不呢，我说完走进起居室，室外明亮的阳光转眼变成漆黑一片，我接着进了厨房，温妮在那儿看报纸。她对我笑了笑。她穿着卡其布短裤、宽大的灰色上装。我再来一瓶啤酒，我说。你拿吧，她说，反正这是暑假。是的，我说，有起子吗？有，那边桌子上有一个，她说，你饿了吗？不太饿，我说，天儿可真热。但你要在这儿过夜，对不对？她说。对，我说。那我们晚点儿开饭，她说。我仰起头喝了一大口。我应该到花园里干干活儿，她说，可是天简直太热了。是的，我说。这时胃里开始地渐渐地不舒服了。是的，我说，是太热了。你不想去湖里游个泳吗？听上去今天那边人很多。我摇摇头。她微笑，我微笑，然后我又出来，回到爸爸身边。你拿了一瓶，嗯，他说。是的，我说，说完再次坐下。要是换了过去那些日子，他这会儿应该在花园里干活。如果没在花园干活，他也会密切关注周遭发生的一切，即使只是一辆小汽车停在附近，一个年轻人靠近摇下的车窗。但这一切都消失了。他眼里只有冷淡和漠然。但也不是那么绝对，因为我看着他，和他目光交会时，我能感觉到他还是他，还带着那种伴随我长大、至今让我害怕的强硬和冷酷。
他慢吞吞弯下腰，把空酒瓶放到地板上，再拿起一瓶新的，用钥匙环上的开瓶器撬掉瓶盖。他总是一次拎出三四瓶酒，他说这样一来，就省得老往厨房跑了。他举起瓶子，对到嘴上，咕噜噜连着喝了好几口。嗯，嗯，他说，阳光很好。是的，我说。我总算晒黑了！他说。是的，我说，我也是。你不是！他哼了一声说，我们在北边买了个日光浴室，你知道吧。黑咕隆咚的，非买不可。是的，我说，我去北边的时候见过了。是啊，你也许见过了，他说。又咕噜噜连喝好几口，空瓶子放到前一个旁边，卷了一支烟，点着，又开一瓶。你想什么时候吃晚饭？他问。什么时候都行，我说，你们定吧。嗯，这种天气我不觉得饿，他说着，从桌上的报纸当中抓起一叠。我把胳膊搭到栏杆上，低头往下看。阳台下面的草已经晒焦了，更接近黄色与褐色，而不是绿色。灰色的小路荒废了。里侧是一片满是尘土的沙石，再往前有一些树，树后面是别人家的外墙和屋顶。他们在这儿谁都不认得，不管是左邻右舍，还是在城里。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高高地飞过蓝色的天空。我听到起居室传来温妮踩在地板上沉重的足音。E18上又一起迎头相撞，爸爸说，小汽车撞了一辆拖车。哦？我说。所有这类事故，差不多都是伪装的自杀事件，他说，他们直接冲向卡车或护坡。谁也不可能知道这是不是故意的。这样一来他们就避免了羞耻。你真相信这些？我问。当然相信，他说，这样做也很有效。朝旁边轻轻一摆，几秒钟之后他们就死了。他举起报纸给我看。没多少存活的机会，嗯？他说。照片上是一辆完全撞毁的汽车。哎呀，我说完站起身，下楼走进厕所。在马桶上坐下。我有点儿醉了。站起来，往脸上撩了几把冷水。冲了厕所，免得有人注意到这些细节。我回到阳台时，他已经丢开了报纸，一只胳膊肘搭在栏杆上，我记得他夏天开车时，常常这样坐着，胳膊肘伸出敞开的窗外。他到底多大年纪了？我想了想，算了算。今年五月刚满四十三。接着我想起了他的生日，我们总是给他买同一款绿色的门嫩牌须后水，我也总是搞不明白，他留胡子，要须后水有什么用。我笑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停顿片刻才找到平衡。然后他走进起居室，像平时那样踱着大步，还伸手到背后，提一提短裤。
他给我播下的到挪威北部当老师的想法，后来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这样做确实只有好处：1）我将远远地离开我熟悉的所有事和所有人，得到完全的自由。2）我将通过一份体面的工作自食其力。3）我能写作。
现在我已经坐在这儿了，我一边想，一边再次低头，看着面前的这本书。在教师办公室门外，小走廊的尽头，也就是我们两个洗手间所在的位置，托丽尔出现了。她笑了笑，但没说什么，弯腰从她的架子上拿出一份薄薄的文件。
“当老师真好啊！”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