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6-2025）》内容简介：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增速回落后，中国经济何时、以何种方式“触底”，“触底”后是何种走势，“十三五”时期将经历怎样的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7-2026）：本期图书的主题是“老经济新动能”，该书以当年经济背景为基础，分析了未来十年，在老经济框架下，如何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引领中国经济继续向上，而不是着陆。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8-2027）：中速平台与高质量发展》内容简介：课题组提出，我们在发展，别人也在发展，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长加快，老牌发达国家也在寻求新的竞争优势。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自满自傲，仍然需要谦虚谨慎，需要认真学习，需要继续开放，需要实质性地深化改革，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9—2028）：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内容简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质量发展相对应的中等速度的增长潜力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充分释放这些潜力需要采取哪些战略举措，需要推动哪些方面的改革？本书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20-2029）：战疫增长模式》内容简介： 2019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成就，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2020年，中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但新冠疫情的暴发对经济社会运行产生了巨大冲击。
作者介绍
刘世锦，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
部分摘录：
我国基建投资占比过高。如图1.13所示，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基建投资占比偏高，这同样与它们独有的挤压式增长有一定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中，我国基建投资的占比仍显著高于日本和韩国，这与我国特有的制度因素直接相关。在以往GDP挂帅的目标导向和考核体系下，基建投资成为政府保持高增速度的主要抓手。这导致我国基建投资占比高出标准结构两倍甚至更多，对GFP结构中的其他分项形成相当大的挤出效应。
我国政府对卫生、社保和福利的消费性支出占比偏低。在卫生、社保和福利方面，政府消费占比低于标准结构，而居民消费占比则偏高，这意味着政府此类消费性支出不足，居民负担相对过重。在教育方面，政府消费占比略高于标准结构，而居民消费占比约为标准结构的两倍，这说明在相同发展阶段，我国居民和政府对教育都比较重视。社会服务投资方面我国占比偏低，表明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性支出仍有欠缺。
我国居民对电子设备及通信的消费占比偏高。其他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时，大多处于20世纪70年代乃至更早时期，而我国在2016年才达到此水平，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技术条件差异明显。随着科技发展，可消费范围逐步扩大，电脑、手机等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相继问世，信息通信服务的种类也不断增加，从而导致我国居民此类消费占比高于标准结构。
我国居民对批发零售的消费占比偏低。这一现象可能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我国以往“重生产、轻流通”的发展方式，造成流通服务业发展上的整体落后；二是农村地区“自给自足”模式，导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统计偏误；三是人力成本较低。
我国居民的大部分享受型消费占比偏低。与标准结构相比，我国居民在居住消费和其他居民消费方面差距较大，在出行消费、住宿餐饮消费和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在金融保险消费方面则基本持平。我国个人服务业投资与标准结构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表明我国在这一领域的设备设施方面并不落后，但服务质量似乎仍有差距。
如前所述，根据我们的预测，我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25000美元，在2035年将继续攀升至35000美元左右。以发达经济体这两个时间段的标准结构作为参照目标（见图1.14），我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调整：
基建投资的占比应有较大幅度下调。我国在2016年基建投资的占比较14000美元、25000美元和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分别高8.1、8.9和9.7个百分点。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种终端需求严重扭曲状况的调整势在必行。在未来的10～20年里，基建投资占GFP的比重将有较大幅度下降，并在2035年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
房地产投资的占比将明显回落。我国房地产投资占GFP的比重较14000美元、25000美元、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高3.3、6.2和7.0个百分点。从标准结构的演进角度看，我国房地产投资占比将明显回落，呈现“先快速下滑，后缓慢走低”的态势，并逐步稳定在一个合理区间。房屋租赁市场应有更快发展，推动住房市场结构的相应调整。
居民的居住消费占比应有所提升。这里的居住消费主要包括对房地产租赁及房地产相关服务的消费。居民对居住的物理空间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对于物理空间内的便利设施、耐用消费品及相关配套服务的需求会持续增长。目前我国居民的居住消费占比低于标准结构，从两者差距上来看，未来会有一段较快增长期。
政府应提高教育及卫生、社保和福利等公共服务消费性支出的比重，适当降低其他支出。从整体上看，发展型消费的占比仍需提升。在卫生、社保和福利方面，我国政府消费占比较人均GDP为2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低2.3个百分点，较人均GDP为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低3.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占比较25000美元和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分别高1.5和0.9个百分点，这表明政府应着力加大此类消费性支出，相应降低居民负担。在教育方面，相较于25000美元、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我国政府消费占比略低，居民消费占比稍高，表明政府对教育的消费性支出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后会逐渐趋稳。与此同时，政府的其他消费性开支占比偏大，应适度降低。
居民的电子设备及通信消费占比可能会有所下降。人均GDP达到35000美元时相关国家大部分处于2000年前后，技术背景差异依然存在，但较人均GDP14000美元时有所减小。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居民消费的电子、通信和信息等高科技产品及服务的国产化率较低，有关数据显示，我国2016年对集成电路的进口额高达约2271亿美元，仅此一项造成的贸易逆差就达1657亿美元。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电子产品及服务的国产化率会逐步上升，信息通信等相关费用也会有所降低，从而可能导致电子设备及通信消费的占比有所下降，这与电子设备及通信方面较为领先的韩国先升后降的趋势有些相似，但也不排除新的重大技术突破带来上升的可能性。
流通性服务业应有所发展。从发达经济体的标准结构演变看，居民批发零售消费占GFP的比重会长期保持稳定。我国居民此类消费的占比较14000美元、25000美元和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低近7个百分点，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流通性服务业需要加快发展。
居民的享受型消费占比应有所上升。与人均GDP为25000美元和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相比，我国居民的享受型消费占比偏低。其中，居民出行、住宿餐饮、金融保险、文化体育娱乐和以居民服务为主的其他项目的消费占比，较标准结构分别低1.1～1.3个百分点、0.8～1.4个百分点、1.4～2.0个百分点、1.5～1.6个百分点和3.9～4.2个百分点，差距较大。从标准结构的演化来看，金融保险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占比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呈现“先加速上升，后缓慢增长”的态势，出行、住宿餐饮的消费需求也会持续上升，以居民服务为主的其他项目的消费更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占比会有所下降。我国居民生存型消费占比，较发达经济体2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高6.5个百分点，较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高8.3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居民食品、衣着消费的占比还会继续降低，其中食品消费占比下降速度将会呈现“先快后缓”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消费的绝对量要减少，事实上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相关消费的质量和绝对量均会有所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居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的增长更为迅速，它们将对生存型消费的占比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这与恩格尔定律的含义较为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