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从公元前3000年到21世纪，从一块泥板上的债务记录到制霸全球的金融巨兽，资本影响和左右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本书中，作者站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耗散结构”两大理论基础上，阐述了资本是如何积累、如何形成的，又投向了什么地方、塑造过哪些文明和霸权：古希腊时期的虚拟金融概念、十字军东征催生了近代银行系统、殖民贸易让欧洲商队遍布全球、战争资本主义护卫英国重组全球产业分工、金融资本如何打造一个个巨型企业、外币结算体系促成全球资本合作、以硅谷为代表的创新资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技奇迹……
但是，资本无限增殖的内在需求及其周期规律又导致人类不断陷入危机：古罗马资本文明的陨落、南宋复杂社会的崩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霸权更迭、全球金融危机频发、穷国和富国间壁垒高筑……在日益成熟的全球化体系中，资本既是建设者，又是毁灭者。
那么，如何建立起开放的耗散结构体系，破除“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魔咒？本书将帮你揭开人类文明史的发展逻辑。
作者介绍
彭兴庭
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供职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著有《金融法制的变迁与大国崛起》《不一样的极简货币史》等专著，在境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曾长期担任多家报纸杂志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上海证券报》等境内外媒体发表文章百余万字。
部分摘录：
公元前18世纪，乌尔城隶属拉尔萨王朝，当时的国王名叫瑞姆辛（Rim-Sin）。瑞姆辛是一个猛人，干了60年国王，东征西战将拉尔萨带入强盛。
马克思说，商品经济是天然的革命派。
商人们四处游走，勇于冒险，他们不依靠政府体制分配，也不依赖家族机构，而是凭借投资买卖获取收入、保障未来和颐养天年。
这些经济上独立的个体一旦作为阶层出现，就会成为一群危险的人。如果规模足够大，就会以一种微妙方式解构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削弱王权的力量。
公元前18世纪的乌尔，资本似乎有了一丝冒头的曙光。
但是，对于一个相对封闭型的农业形态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很低，永远不可能逃离边际收益递减的魔咒。
一个商人要赚更多的钱，就意味着要剥削更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这很可能撕裂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阶级冲突。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古代中国，王朝总是周期性地更迭，背后原因之一，就是财富过度集中，导致社会贫富悬殊，阶层分裂。因此，在农业社会，商人这个群体总是被长期、有组织地打压。
或许是对商人势力的恐惧，或许是对高利贷者的厌恶和对债务苦工们的同情，还有可能国王本身也深陷债务危机，公元前1788年，瑞姆辛颁布了一道敕令，宣称所有的贷款都是无效的。
这条法令要求，免除所有未偿还的消费债务，把土地归还给最初的所有者，允许所有的债务苦工回到自己的家庭，回到母亲的身边。
有学者认为，当时商业贷款可能不在免除债务范围之外。
但不管如何，贾米勒和其他放贷人仍然全军覆没。他们提出了诉讼请求，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国王瑞姆辛宣称，他的王权来自天授，具有超自然的身份，因此他在必要的时候，有权利重新塑造人类社会。
这种赦令后来成为惯例。每到春天庆祝新年的时候，巴比伦统治者们会举行一个“砸碎泥板”的仪式，主题总是冠冕堂皇：重建公平和正义，保护寡妇和孤儿，等等。
赦令向深陷债务的平民百姓伸出了援手，但粗暴的方式也令许多商业行为的发展陷入停滞。当远距离贸易、金融资本的收益，无法抵销债务豁免带来的潜在损失时，资本形成成本升高，商业架构就会土崩瓦解。
在贾米勒之后的1000年里，考古学家在乌尔再没有发现任何贸易文件，以及类似的充满想象力的金融凭证。
乌尔昙花一现的资本秩序，最终湮没在烈烈风沙当中。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但在公元前的几千年时间里，尽管贾米勒等商人做出了很多努力，但这种合作秩序却仍像困在与世隔绝的“钟罩”之内，到处都是难以跨越的阻碍和栅栏。
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下，美索不达米亚逃脱不了“治乱循环”的历史宿命。有份叫作“苏美尔王表”的文献，描述了两河流域此起彼伏的政权更迭。按照王表，“王权”自天而降，然后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
灰犀牛 在公元前2006年乌尔第三王朝灭亡以后，两河流域一直处于分裂状态。
伊新、玛里、拉尔萨等六个城邦国家谁也不服谁，为争夺奴隶、土地、水流和灌溉网络控制权，兵战不息。一时间土地荒芜、农商衰败，史称“六强争雄”。
公元前1763年左右，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的军队打败了瑞姆辛，完成了两河流域的统一大业。当汉谟拉比把巴比伦城推上巅峰的时候，他也许没想到，平静之下，暗流汹涌，一群灰犀牛先是悄悄靠近，然后撒开了四腿迎面飞奔而来。
两河流域是历史上最早的人类文明，曾哺育了无数村落和城市。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两河流域的信贷利率上限一直维持在谷物33.333%、银子20%。而在商业贷款或有抵押物的贷款中，利息会大打折扣。
在两河流域，已经形成了较为原始的农业资本体系。威特福格尔认为，调用人力资源兴建灌溉工程，管理水利设施，使复杂的专制政府的出现成为必然。公元前2100年前后，乌尔第三王朝提倡扩大灌溉系统，鼓励人口增长和外来移民定居。这种急速扩张带来灾难性后果。过度的农业开发和大量的农田灌溉，使地下水的钠盐含量急剧增高，最终使土壤盐碱化。
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小麦逐渐无法存活，只能种植耐盐的大麦。
到公元前1000年，盐化被认为是诸神对人类罪行最严厉的报复。
吉尔苏、拉旮什、温马、舒如帕克等一批批苏美尔城市走向衰落。
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边际产量不断下降。以最早遭受盐化的吉尔苏为例，在公元前2400年，大麦每公顷收2537公升，到公元前2100年，降到1460公升。约公元前1600年，吉尔苏完全被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