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们生活在一个工厂制造的世界中：现代生活建立在三个世纪以来的工厂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但是，庞大的工厂也加剧了我们对未来的恐惧，过去，威廉•布莱克称它们为“黑暗魔鬼工厂”。
著名历史学家乔舒亚•B.弗里曼讲述了工厂的故事，并探讨它如何反映了我们关于工业化和社会变革的梦想和噩梦。
他带领读者踏上贯穿三个世纪的全球工厂之旅，从英国的纺织厂到20世纪的美国、东欧和苏联的钢铁厂和汽车厂，再到今天中国和越南的巨型工厂。
他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查尔斯•狄更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亨利•福特和约瑟夫•斯大林等批评家和拥护者追踪关于工厂和社会进步的争论。
他记录了工会和工人权利组织对行业惯例的抗议行动，探讨了工厂是如何成为令人惊叹的事物，让艺术家和作家连声惊叹，盘点了查尔斯•谢勒、玛格丽特•布尔克-怀特、查理•卓别林、迭戈•里维拉和爱德华•伯汀斯基的作品中所出现的工厂
作者介绍
乔舒亚•B.弗里曼是一位杰出的历史教授，在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和研究生中心。他的早期著作包括《美利坚帝国》（American Empire）和《纽约工人阶级》（Working-Class New York）等。他住在纽约市。
部分摘录：
在诸多奇迹中，尽管充满了建筑和机器方面的奇迹，但应用更广泛的是社会方面的创新——后来被称为“工厂系统”的东西——在19世纪上半叶，它是讨论、争论和冲突的焦点。“工厂系统”是一个不够精确的术语，一般是指工厂带来的全新生产方式，包括必须按部就班的劳动力、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工厂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库克·泰勒与新的制造商结成联盟，并认识到，英国“已经被机器填塞得拥挤不堪”，迅速发展的机械化工业生产“打乱了所有现有的社会机器”。“一个巨人强行挤进了拥挤的人群，”他写道，“将痛苦和困扰延伸到最偏远的地方：被他推开的人，依次推开别人……因此，工厂制度使得没有制造业的地区也感受到了它的存在：所有的阶级都在为陌生人腾出空间。”[54]
对于它的许多批评者，甚至一些支持者来说，对劳动力特别是童工的剥削，成为他们评价这一新制度的焦点。虽然未被充分利用的农业人力资源吸引了制造商，但这些工厂的规模之大，使得招聘和留住劳动力成为一个挑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许多当地人不愿意进厂做工，不愿意服从他们不习惯的严密监督和纪律。在任何情况下，工厂主都不希望雇用成年男子来干大多数的工作，他们更喜欢可以少付钱的妇女和儿童，而且他们容易摆弄，没有受过学徒培训后的自豪感和手艺。机械动力的推广，使对大多数重体力劳动的需求消失了，特别是在纺纱过程中。这种新的纱线生产设备需要持续不断的监督，以寻找断裂的线头和其他需要迅速解决的问题，需要灵巧的手指和机敏的头脑，而不是力量。所以工厂主招募了一大批年轻的、主要是女性的劳动力。1835年，乌尔估计英格兰三分之一的棉纺工人年龄在21岁以下，在苏格兰，一半的棉纺工人年龄在21岁以下。[55]许多人的年龄非常小，在克罗姆福德，一些工人只有7岁（尽管工厂更愿意雇用10岁到12岁的工人）。在一些纺纱厂，工头几乎是唯一一个在场的成年人。今天，在美国，工厂与男子气概联系在一起，但在早期，它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的地盘。[56]
工人的工作条件很艰苦。第一次进入工厂，可能会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机器的噪音和震颤；令人窒息的空气，棉絮粉尘弥漫其中，许多工厂为了减少断线而使空气保持闷热；用于润滑机器的鲸油和动物油脂产生的恶臭（在石油产品问世之前）和数百名劳工的汗水气味；工人们苍白的面容和孱弱的身体；工头凶狠的举止，其中有些人还挥舞着皮带或鞭子来维持纪律。在织房里，几十台织布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嗡嗡声，每台织布机每分钟往复60次，使工人们无法听到彼此说话的声音。
在最初的几十年中，工厂主们通常让他们的工厂日夜开动，按照德比丝绸厂所开创的时间表看，是实行两个12小时或13小时的轮班制（包括一个小时的晚餐休息时间）。童工们干活也是两班倒。星期天是唯一的休息日，每周工作超过70小时是寻常现象。为了让筋疲力尽的孩子保持清醒和继续工作，主管和成年工人用皮带、巴掌，甚至是木棍打他们（尽管人们对这种虐待的普遍程度有很多争论）。[57]
也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早期的工厂主们常常发现自己无法为工厂配备心甘情愿工作的工人。所以一些人转向寻找不情愿的工人。济贫院是孤儿和穷困潦倒之人的最后去处，那里的孩子是童工苗子，教区官员让这些孩子去给工厂主做学徒，让工厂主对学徒拥有充分的法律权力，并将儿童逃跑视为犯罪行为。在约克郡（Yorkshire），往往70%以上的劳动力是来自济贫院的学徒。新拉纳克的一个工厂，在罗伯特·欧文接管之前，有些学徒只有五岁。普通学徒是由他们的父母注册的，如果他们逃跑的话，有可能进监狱。如果签订定期合同的工人在合同到期之前辞职不干，也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此外，1823年的一项法律规定，任何未经报告即离职的工人可被判处三个月监禁。因此，政府的强权有助于为新的工厂制度配备和维持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官员和雇主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的情况并不少见，因为工厂主有时担任法官，审判的就是涉及他们自己工人开小差的案件。[58]在前几十年的工厂体系里，合法的非自由劳动，在棉花种植和工厂内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在大众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中，工业革命常常与个人自由和所谓的自由市场联系在一起。[59]但是在工厂体系的早期，它可能是一种新的自由形式，同时也可以被称为一种新的奴隶制形式。约瑟夫·利维塞（Joseph Livesey）是一位著名的报刊出版人和戒酒运动家，他自己也是一个工厂主的儿子，他在书中写到了童年时在工厂里看到的那些学徒童工：“他们在被一个只有西印度奴隶才能与之相比的体系里做学徒。”[60]在《工厂男孩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的生活与冒险》一书中，特罗洛普写道，当学徒的穷孩子“过着悲惨的生活，终日辛劳，贫困不堪，其境况比任何黑人奴隶都更惨。”在小说情节中，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的故事，是拯救奴隶类型故事的翻版，讲述了女主人公——工厂老板的女儿，一个富家小姐——试图将处在凄惨的学徒生活中的阿姆斯特朗从一个封闭的工厂里解救出来并最终成功的经历。[61]
用奴隶制来比喻工厂劳动，无疑反映了19世纪初期关于奴隶制本身的激烈辩论，最终导致1834年英国对奴隶的解放。不过，这也是衡量工人的生活被看得有多么凄惨的一个标准，以至于许多观察家将工厂劳动等同于奴役奴隶。一位名叫“棉纺工观察者”的人写道，纺纱室里酷热无比，工人们得不到片刻休息：“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奴隶，如果在烈日下工作，有时可能会有一点风给他吹吹凉，他还能有一块自留地，还有时间去耕种它。而做奴隶的英国人，却享受不到来自天堂的空气和微风。”恩格斯在特罗洛普之后几年，也写到了英国纺织工人，他相信“他们做奴隶比美国黑人还要低贱，因为他们受到更严格的监督”。他还哀叹，工人的妻子和女儿在奴役中，也不得不满足制造商的“基本欲望”。在其他地方，恩格斯把工厂体系下的工人比作“在诺曼男爵的皮鞭下的撒克逊农奴”。同样，在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小说《西比尔》（Sybil）中，有一个角色宣称：“这个国家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比诺曼征服之后的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野蛮人的状况。”1830年，理查德·奥斯特勒（Richard Oastler）在《利兹水星报》（Leeds Mercury）上发表了一封题为《约克郡奴隶制》（Yorkshire Slavery）的公开信，这封信发起了减少工厂工作时间的“十小时运动”。[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