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405年，最后一位“世界征服者”帖木儿，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去世。这不仅造成了帖木儿帝国的崩溃，自成吉思汗以来，草原帝国主导整个欧亚大陆的时代也就此结束，全球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世界史叙事中，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兴起”——这些名词构成了人们解读近现代全球发展历程的关键线索。但在牛津大学重量级史学家约翰·达尔文看来，世界历史的重心是欧亚大陆而非海洋世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欧亚世界来说，1405年才是多元化的全球现代历史的开端。帖木儿霸业的溃败，直接催生了欧洲、伊斯兰世界与东亚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欧洲在数百年里都感受着来自其他文明的巨大压力。这种漫长的动态均势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欧亚革命”的来临……
这部重新解释全球化世界由来的历史巨著，跳出欧洲视角，全方位俯瞰了1405年以来的世界舞台，将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中华”、日本、俄罗斯（苏联）、英国、美国等帝国，拉进欧亚大陆竞逐的大棋盘，使得这600年的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的独角戏。更重要的是，它预见了当今世界正处于一大全新转变的边缘，且这一转变的影响比起18世纪末的“欧亚革命”，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帖木儿之后》呈现出宏大的世界历史图景，展现了欧亚帝国的兴盛与衰落。而在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这部巨著有助于我们思考世界秩序的形成，以及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定位。
作者介绍
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牛津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首任主任。
重点研究帝国史和全球史，尤其是大英帝国的兴衰史，著有《帝国筹划：1830-1970年英国世界体系的兴衰》《未终结的帝国：英国的全球扩张》等重要著作；因其追求跳出英国和欧洲视角重新审视世界，而广受世界主流历史学界的推崇。
2008年，因作品《帖木儿之后》获得英国历史学界殊荣沃尔夫森史学奖。
2012年，当选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
2020年，凭借在全球史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CBE勋章。
部分摘录：
我们将会跨越辽阔的历史空间追索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全球“联结”的深化，直至形成今人所谓的“全球化”。第二个是欧洲势力（和后来的“西方”势力）通过帝国手段，在这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三个是欧亚世界中其他各个国家与文化，面对欧洲扩张时所表现出的强韧生命力。20世纪时，世界变成一个半统合的庞大经济-政治体制，再没有哪个国家、社会、经济或文化能完全与世界舞台相隔绝，而上述三个因素，在这个全球世界的塑造过程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历史书写的题材不管多微小，主题多模糊，其目的都在于解释我们今日景况的形成。当然，史学家们经常反对彼此的观点，原因之一在于对何谓“现在”（历史的最终产物）持有不同意见。更麻烦的是，我们还会不断改变对当下的看法，配合纷至沓来的事件予以“更新”——如此一来，我们要从历史中探寻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但至少就眼前来说，大家普遍认为，我们所置身的时代，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与上一个世代（1980年前）大不相同。用通俗的话讲，我们用“全球化”这个无所不包的词来概括影响我们最深的时代特征。全球化是个有歧义的词语，它听来像是一个过程，但我们常用它来指称某种状态，即一段变革时期的终点。所有迹象均指出，世界变革（不同地区与不同大陆之间财富与生产力的分配变化）的步伐很可能会加快，至少在经济关系上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勾勒出“全球化世界”（全球化在现今达到的阶段）的一般特点。这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这段历史中，人们无法预测到的“现在”。
这些特征可简要归纳如下：
1.全球统一市场的出现：绝大部分的普遍实用产品，以及资本、信用及金融服务等领域，都出现了全球统一市场；
2.地理上或许相隔遥远，但国家（即使是弹丸小国）间的利益关系已超越地区限制，扩及全球，各地间互动密切；
3.全球性媒体已深入大部分文化体，我们几乎已经无法逃脱这些媒体所传达的商业和文化信息（特别是那些“品牌”文化语言传达的信息）；
4.大规模的迁徙和离散（不论是被迫离散还是自主迁移）创造的关系网络和连接，可以与19世纪欧洲人的迁移或是大西洋奴隶贸易相匹敌；
5.“两极时代”（1945—1989年）告终，世界进入单一“超级大国”时代，这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国家，国力之强为全球现代史上仅见；
6.中国、印度以制造业大国之姿，骤然重回世界舞台。两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大增，改变了全球经济的均势格局，因此已经有人将其庞大人口带来的经济动员实力，与19世纪新世界大门的打开相提并论。
以上所列的六点，必然会引发一连串诘问。既是全球化的世界，为何会有一个国家获得超强的地位？中国、印度的经济复兴为何如此晚近才出现？西方诸国（现包括日本）为何在科技和生活水平上如此长期领先他国，直到晚近才有所变化？为何西方文化（科学、医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产品大体上仍最受人追捧？为何各国的政治体制和其法律、规范，都反映了欧洲治国术的理念和实践，为何各国都按照欧洲模式划分领土？20世纪末期的全球化世界，并非全球市场的预期结果。我们也无法根据500年前世界的状态，推断出如今的景况。“现在”是漫长、混乱、常常充斥着暴力的历史产物，是运气突然逆转和意外失败的结果。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大家普遍深信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甚至上溯至帖木儿死时。
当然，关于世界史进程的解释与辩论，已有无数理论作品与历史著作问世。全球化的历史（和前史），向来具有争议。全球化的大部分特色似乎和欧洲（后来是西方）称霸全球密切相关，争议几乎无可避免，壁垒早已分明。最早设想全球化世界的人，以及19世纪30、40年代的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从亚当·斯密的观念中得到启发，推断全球自由贸易会将战争消弭于无形。如果每个国家都倚赖外国供货商和客户，如此构建起来的贸易依存网络将坚不可摧。动荡时期风光无限的好战贵族将会被淘汰。资产阶级所憧憬的代议制政体，将会通过商人和贸易传播到全世界。开明自利将把世界改造为人人都得利的世界。但卡尔·马克思戳破了这一派乐观的陈述。马克思认定，工业资本主义迟早会使市场上商品泛滥（他认为这很快就会发生）。这时，借由降低生产成本、把工资压到工人生存所需的成本之下，工业资本主义可以再苟活一阵子。一旦工人暴动（这必然会发生），资本主义会立刻瓦解，人民将当家做主。欧洲以外的世界将会陷入这一斗争中。欧洲资本主义者渴求市场，因此必然入侵亚洲（马克思以印度为例），摧毁其尚未步入现代的经济。英国兰开夏纺织业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印度的织工却因此被逼到绝境。印度的乡村体制和社会秩序正渐渐消失，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兵士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1]这种破坏工作中难得的一点贡献，也是无心插柳，即促使亚洲出现社会革命，而没有这场社会革命（马克思如此暗示），世界其他地方也无法抵达其预想中的社会主义阶段。
马克思断言，全球经济诞生自欧洲的需求。列宁认定资本主义依赖于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并预言资本主义会在全球殖民地人民的起义中倒下。[2]马克思-列宁这种半历史、半预言式的说法，似乎道出世界史的真相。20世纪20年代起，这说法对知识界影响甚大。根据这一观点，欧洲的经济扩张乃是其成功统治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并未创造出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所预言的资产阶级乌托邦，反而造成了整个世界的割裂。以欧洲（及其美国后代）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地区，越来越富有，但地球其他地区却因为其殖民或半殖民的附属地位，越来越贫穷。资本主义者的财富和欧洲帝国主义的强权联手缔造了极不公平的交易。在非西方世界里，“自由”贸易被用来摧毁传统手工业，阻碍工业增长，把地方经济困锁在只能生产廉价原料的阶段。此外，这些商品原料的价格将会长期低于当地人用其换取的工业制成品（即使相差没那么多，结论也是一样的），贫穷和依赖只会日益恶化并延续下去，除非催生出贫穷与依赖的那个“世界体制”被暴力摧毁。[3]
这种观点从悲观角度看待全球化的动力与意义（但当时尚无全球化这个词），有时会对其主张的革命结果坚信不疑。在20世纪大部分时候，这一观点比那些认为经济彻底全球化的结果即是“现代化”（例如复制的西方社会结构）的乐观主张更有市场。两种观点都无疑断定，欧洲（或西方）是历史变迁的唯一真正源头。两方都运用了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的惊人洞见（和对韦伯更为惊人的研究成果）。韦伯着迷于欧洲独特的、不同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轨迹。马克思侧重于打破欧洲封建社会，构建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韦伯则寻找使欧洲“与众不同”的制度与信念模式。资本主义在欧亚世界之外也有出现，但只有欧洲过渡到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从而称雄于世界。韦伯的核心观点是现代资本主义最需要积极而合乎理性的精神。儒家（理性但不积极）、伊斯兰教（积极但不理性）、印度教（不积极且不理性），都不利于实现这一关键的精神结合。“从亚洲非知识分子阶层神秘的宗教虔诚所发展出的道路，没有一条能够通向对生活合乎理性、有条不紊的掌控。”[4]而欧洲的新教却在无意间创造了让这种突破成为可能的关键心理要素（与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