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此次收录史景迁作品集有以下8部作品：
《中国纵横》收录的是史景迁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反映了他尽可能精确、公正和透彻地思考中国的努力。
《王氏之死》文学性的叙事，再现的是清初山东剡城、淄川农村人民的。主角之一王氏不堪生活的重压，与人私奔，最后却惨死在丈夫手下。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讲述了《大义觉迷录》这部奇书的形成、流传、禁毁的细腻过程，乃由其间横生的诸多耐人寻味、匪夷所思的枝节。
《康熙》透过康熙本人之口，述说康熙内心世界的种种欢愉、悚惧、猜疑、懊悔、无奈，乃至于追忆、梦境，俾以深入揣摩康熙的人格特质、心智意念。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史景迁巧妙地搭建起了两个伟大文明相互交汇的完整图景，我们也得以进入利玛窦营造的记忆宫殿，看他在未知的世界里，时而坚定，时而茫然。
《前朝梦忆》镶框着家族轶事与大时代的层层跌宕与悲喜交错──张岱一生的浮华与苍凉，在梦与忆的交错摆荡之间，隐隐浮现。
《太平天国》提供了一个排比有序的历史脉络来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去追索他的行为逻辑。
《大汗之国》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与互动，是多么的错综复杂，时常还惊心动魄，比小说虚构还要离奇。
作者介绍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年8月11日–），历史学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代表作品有《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改变中国》等。史景迁的妻子金安平（Annping Chin），1950年生于台湾，12岁随家人移居美国，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 ）。史景迁治中国历史既遵循了西方汉学研究的传统——注重历史个案的考查，同时又常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来承载其研究的成果，从而使得其作品在为学界关注的同时常常又成为大众的畅销读物。
部分摘录：
冯可参在《郯城县志》传记部分所书写和征集的记忆，要求的是最高标准，并宣称代表了最高标准。这对女性而言，较男性来得更为真实，而这些“贞妇烈女”传记的传播，是地方贤能之士——他们完全根据政府宣称的价值观行事——将心目中正确的女性举止，强加在他人身上的重要方法之一。他们所谓的正确举止，一般是就女性对丈夫而言。因为五十六篇印于1670年代的郯城女性传记，只有三篇是关于未婚女性的，而这三位中，又有两位是已订婚并准备结婚的。[1]他们鼓励的德行有贞节、勇敢、不屈不挠和对通行的男女等级差别毫无疑问地接受——必要时甚至以死相从。这些女性中，有十五位自杀，其中十三位自杀的动机，是忠于过世的丈夫或避免遭到强暴，因为强暴会让先生和太太一起蒙羞。相对于黄六鸿严厉批评的为复仇或出于愤怒而自杀，这些自杀（如果是没有子嗣的女性）在道德上被视为“正确”，因为它们显示出女性对丈夫的高度尊敬。即使先生在地方上不再拥有良好的声名，这些自杀仍为人称赞——从高氏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位女士前往探视病笃的丈夫，后者因谋杀罪系狱。在牢里，她企图用缠脚布吊死自己和先生。她的企图被狱卒挡下来，并不许她再探监，她只好到城隍庙，向城隍祝祷道：“妇人从一而终，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奈何独生？妾志定矣。与其身殉于终，孰若断之于始。妾之事，惟神鉴之。”于是她在城隍庙的廊下上吊自杀。[2]这些自杀事件，不限于受过理学忠贞思想洗礼的士族成员：在丈夫因病过世后自杀的刘氏，是木匠的女儿，她的丈夫是个农场工人；[3]另一位则嫁了一位在李家庄和莱芜镇之间买卖往来的小商人。[4]
妻子必须忠于丈夫，是一种强烈的坚持，甚至适用于订婚而末结婚的女性。另一位刘氏，未婚夫张寿在婚礼完成前过世，刘的父母偷偷安排，把她许配他人，她“截发毁面”，发誓永远忠于应该成为其夫君的人。她坚持侍候张的父母，当他们是公婆一样，并终身和他们过着简朴素食的生活。更严厉的是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孩的传记所述，她跟未婚夫刘某的家人，一起住在郯城北方的望天社。这种安排在当时非常普遍——年轻的女孩可以得到食物和保护，未来的婆婆则得到额外的帮手打理家务。但在1651年正式的婚礼举行前，刘遭人毁谤，说他和寡嫂有染。出于澄清名声及证明自己的清白等冲动的想法，他把自己给阉了。他的父母和年轻女孩的母亲都表示婚约如今已不成立，因为“刘已废人”。他们安排一门新的亲事，但是当新丈夫被召来时，年轻的女孩借口说在接待他以前，必须先沐浴净身，于是关上门，投缳自尽。[5]
这类故事保留在活生生的记忆和书面记录中。1671年，还有很多活着的人可以向当代人传达过去的牺牲：王氏的公公七十多岁；曾经做过社长的郁纯已过了九十岁；范寡妇八十一岁，她的传记显示在1615年大饥荒时，她已经生了儿子——当时，人“或数十文钱，郎鬻其妻，一二馒首，郎鬻其子”[6]——并在1622年，白莲教叛徒诱使许多郯城人送命时，变成寡妇。对大多数上了年纪的生还者和年轻的子孙辈来说，最冷酷的故事必定是环绕在1643年清军掠夺他们的城市时。正是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最典范的案例。登录在郯城贞烈传中的女性，最少有九位的丈夫在那年被清军杀死，《县志》中也描述了其他四位烈妇如何结束生命：谢氏和田氏嫁了两兄弟而住在一起，当部队接近时，她们在同一根梁上用自己的腰带上吊而死，一个二十四岁，另一个二十岁。[7]何氏在五年前，丈夫过世，成了寡妇。她企图带着六岁女儿逃跑时，被士兵捉个正着；她反抗不从，士兵用刀击之，她突围而出，投入井里，双手还怀抱着女儿。第二天，邻居听到小女孩的哭声而救了她女儿一命，不过何氏已经身亡。[8]当部队掠夺屋外的房间时，陈氏正和八岁的儿子在自宅的中庭等待。她的丈夫已前往城里某处，想在兄弟的协助下，把母亲带到平安的地方。陈氏和儿子相泣于中庭，士兵进入房间，把她拖过房门，带到屋外。她奋力挣扎，对他们大吼、咒骂。当他们把她拖过大门丢到街上时，她依然不停咒骂，因此遇害。[9]
其他一些人在郯城幸免于难。徐氏被部队捉住并受了伤，但她设法跟六岁的儿子逃了出来。当士兵杀了杨氏的丈夫和婆婆时，她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她公开为他们举行葬礼，士兵们也任由她去做（两个月后，部队离开时，她产下一名男婴）。高氏在军队杀害了她丈夫和年纪较大的孩子们后，抱着五岁的儿子从城墙上跳下。她向东逃逸，在尝试度越沭河时，差点淹死，不过被当地村民救起，并给她和男孩一个栖身之所。[10]
蒲松龄在一篇叫做《张氏妇》的短篇故事中，对这些女性的勇气致上自己的敬意：
1674年，三藩起来作乱时，派往南方的远征军，在兖州府休兵养马；当地的鸡犬房舍全部被洗劫一空，妇人和少女都遭到奸污。
在这个季节，霪雨不断，田地积水成湖。人们无处可躲，就越过墙垣，避入耸立的高粱田中。士兵们知道这种状况，都光着身子骑上马，尾随于后，在水中捉到人便予以强暴，很少人逃得过。
只有某张姓之妻没有躲藏，公然待在家里。晚上，她和丈夫一起在厨房里挖了一个很深的坑，然后用茅草填满，上面盖了一层薄帘，再覆以草席，看起来像床一样。然后她在火炉旁继续煮饭。
部队来到村里时，她走出屋外，一副要献身的样子。两个蒙古士兵抓住她，准备要加以强暴，但她对他们说：“我怎么能在别人面前做这种事？”其中一个士兵咯咯笑起来，和另一个人吱吱喳喳说了几句话，然后离开。这名女子跟另一个士兵进入屋里，指指床，让他先爬上去。薄帘破掉，士兵陷进坑里。女子又另外拿了一张草席，放在坑的薄帘上，然后站在坑边，引诱进来的士兵。没有多久，士兵回来，听到坑里的叫喊，但不知道在哪里，女子笑着用手招呼他说：“来啊。”这名士兵爬上席子，也掉了下去。女子就往坑里扔下更多的柴草，然后放火点燃整个坑：一时烈焰冲天，连房子也烧了起来。女子大叫失火。火扑灭时，有股强烈的烤肉味，有人问她那是什么味道，她回答道：“我有两只猪，由于害怕被部队拿走，所以把它们藏在坑里。”（附录5.1）[11]
蒲松龄在故事后面附了一段简短的评论：“巧计六出，不失身于悍兵。贤哉妇乎，慧而能贞！”
对蒲松龄的清朝编辑者来说，这个故事显然太没有遮拦，所以他们在故事集付梓时，将之删除。或许对当时的人而言，这些“蒙古人”分明就是满洲人，这个故事因此迹近谋反。但在其他许多故事里，蒲松龄让他的女性面对的，不是外来的蹂躏者，而是其他更复杂的社会挑战：
有一个叫宗湘若的读书人，在秋日到外面巡视田地，在一处禾稼茂密的地方，看到作物剧烈摇动。他感到很困惑，于是沿着田畦前往一探究竟，发现一对男女正在野合。他大笑着往回走，但是这个男的很尴尬，束紧腰带匆匆地跑走。
女的也站了起来。读书人仔细端详，发现她非常可爱，被她吸引住，很想自己也能跟她苟合，但是他对在乡间野地上做这种事感到羞耻。他走近她，掸掉她身上的泥土，问道：“你喜欢在乡野间幽会吗？”女子微笑不答。
宗生把她身体拉向前，解开她的衣服。女子身体光滑如脂，他上下其手摸了几遍。女的微笑道：“你真是个腐朽的秀才。你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为什么这么轻狂地乱摸？”他问她的名字，她回答道：“我们春风一度，就各奔东西，你何必费神细究？难道你要记下我的名字，替我立一座贞节牌坊吗？”
宗说道：“在乡间草露上野合，是山村养猪的奴才做的事，我不习惯。像你这样的丽质佳人，即使与人私会，也应该自重些，为什么这样糟蹋自己？”女的似乎完全同意他的说法，所以宗对她说：“寒舍离此不远，请你光临，和我共度良辰。”（附录5.2）[12]
女的被这种求欢方式降服，当天晚上，两人在他家舒适的环境下发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