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国往事”是赵柏田以现代性转型视角重述中国近现代史的系列作品，共三卷四册，分别为：《民初气象：变乱之年的暴力、阴谋与爱情》《月照青苔：20世纪南方文人生活小史》》，《枪炮与货币：民国金融家沉浮录》。作者积十年之功，致力于在公共遗忘处书写一个国家的记忆，“中国往事”系列是他对近现代革命和文化主题的一次正面书写，讲述的是那个变化年代里优秀的灵魂的故事：革命者、政治家、知识分子、学者、商人、江湖、草根和劳工阶级。
《民初气象：变乱之年的暴力、阴谋与爱情》：“中国往事”系列的开卷之作。本书故事时间系从清廷启动预备立宪的1905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将青春期民国的诸多人事，在广阔的大历史背景下酣畅淋漓地重新展示、审度、诠释和反思，在对端方、陆征祥、顾维钧、陈独秀、蔡元培、章太炎、鲁迅、苏曼殊、刘师培、何震等人物的考察中，致力于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书写，揭示他们如何适世、用世、甚至叛世，落墨尤多的，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旗手和先锋。在民初喧哗、疑惑的时代表情之下，氤氲的气象和开阔的格局，预示着未来中国的多种可能。
《月照青苔：20世纪南方文人生活小史》从日常生活的视野，对五四后的南方文人作了一次发现式的书写。作者以一种历史考古学者的耐心，重现勾勒了蒋梦麟、邵洵美、陈布雷、沈从文、苏青、穆时英、柔石、殷夫、应修人、张寿镛、吴经熊、徐訏等人的生与死、爱与欲，捡拾起了月光透过密叶落在青苔上的“点点碎影”。本书是作者长达十余年专注于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初始之作，借由为这些南方文人重写今生，呈现了一个坚硬、慷慨、更具物质性和现代性的南方。
《枪炮与货币：民国金融家沉浮录》（上、下册）一部民国版的“金钱传”，本书从政商关系着手，从浩如烟海的中国近现代财政史料和银行家们的日记、书信、函电中爬梳剔抉，把目光聚焦于张嘉璈、陈光甫、李铭、钱新之、吴鼎昌等置身金钱政治旋涡的南北金融界精英，讲述了肇始于大革命时期、终结于1949年的实业家和银行家们的故事。这也是在资本与权力对立、依存、冲突、纠缠中此志未遂的一代人的故事。急管繁弦后，人间暗换，一个新时代拉开了序幕：战争、旧制度崩溃和*后的解放。宏阔的史识，沉郁、扎实的叙事美学，直指大时代背后的世道人心，半个多世纪前的金钱故事，于当下中国也不无镜鉴。
作者介绍
赵柏田，当代作家，学者。1969年8月生于浙江余姚。著有长篇小说《赫德的情人》《买办的女儿》，短篇小说集《纸镜子》《扫烟囱的男孩》，文集《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帝国的迷津：大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私家地理课》《我们居住的年代》等十余部，曾获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腾讯·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
部分摘录：
汪寿华找上虞洽卿后，虞的积极回应让共产党人深感欣慰。其实早在汪寿华找上门来的一年前，虞洽卿跟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在内的中共高层都有过接触，前一年的五卅运动中，虞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就捐出了二百多万元支持罢工，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就说：“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
虞洽卿答应汪寿华提供部分救济款，解决罢工工人和家属的生计，他还让手下一个亲信潘冬林参与罢工调解，帮忙找律师处理受伤工人起诉事宜，调解不顺时，他还亲自出面。
这一积极态度让上海的共产党组织看到了劳工阶级与资本家建立长久合作的希望。“资产阶级也有希望”，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兼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党内一次会议上说。这个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的高才生兴奋地指出，资产阶级也在分化，这是中国的新现象，傅筱庵这种帝国主义扶持的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虞洽卿这样的“土著资产阶级”则是革命的。 [6]
北伐军在江西连连受挫，九江、南昌久攻不下。一支秘密情报小组进入杭州，成功策反浙江省代省长夏超，使其宣布脱离孙传芳独立。孙传芳见后院起火，急调孟昭月师进入浙江，并任命十五旅旅长宋柏村为淞沪警备司令来对付。已被广州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军中将军长的夏超带着一支三千人的警备部队开向上海，与宋部在嘉善一带激烈交火。看到上海空虚，共产党方面决定冒险发动一次暴动。罗亦农代表中共上海区委发出《告上海市民书》称：自从孙传芳及其走狗丁文江统治上海以来，视全市市民如同盗匪，上海市民不能再忍了，号召全市工、商、学、军及一切自由职业者，一致为推翻军阀政权、建立市民政权而战斗。
广州国民政府特派员钮永建也表支持，只是提出一个要求，暴动须受党部指挥。钮永建这么要求并非一时兴起，另一个在上海的国民党要员吴稚晖也注意到，汪寿华等试图在国民党外，在上海培植另一种革命势力。吴稚晖说他时常劝诫汪，别急着把招牌挂出去，“勿急躁，如国民革命完成，贯彻中山先生之遗嘱，将来进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产者”。 [7] 但汪寿华他们好像全然听不进去。
10月24日清晨，闸北与南市的数百名工人纠察队员同时向警察局发动进攻，钮永建也出动了数百名帮会武装人员。本来约定由共产党方面联络海军，出动两艘舰艇炮击高昌庙兵工厂，因联络不畅未能成事。夏超那支七拼八凑的警备部队也根本不是宋柏村的对手，挨了一顿山炮轰炸退回了浙江。这场仓猝发动的暴动很快失败了，起事队伍被打散，幸存者逃了个一干二净。党派来负责军事技术的一个高层干部奚佐尧也被逮捕枪杀。中共上海区委发布《告同志书》称：24日晨的运动，因时机已失，暴动未发，而本党竟有如此牺牲，深可哀痛！“奚同志之血，昭示上海工人阶级与被压迫市民未来的胜利”。
据说起事前，共产党方面曾找虞洽卿要求协助，但虞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拒绝了。另一种诡谲的说法是，虞在起事前几天接到了老朋友、警察厅长严春阳的一个电话，要他暂时离开上海，他到宁波避了三天后才回到上海。
事后，一方指责对方贪功冒进，另一方又指责对方是买空卖空式的投机，大家都憋了一肚子怨气，疑虑和不信任像蛀虫一样侵蚀着本来就脆弱的结盟。打口水仗已没有意义，党终于认识到，虞洽卿这样的商人有着天生的“资产阶级动摇性”，不能予以完全之信任，除非孙传芳的势力已经铁定垮台，否则虞洽卿们还是个观风行事的墙头派。罗亦农在党内一次会议上说：“现在上海是个投机社会，不仅虞洽卿，他们一方面不甘受帝国主义压迫，一方面无经验，始终观望投机。”但党目前的自身力量还很薄弱，不得不利用和依靠“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左倾的资产阶级”，对虞也就没有过分的责难。
但对虞洽卿，共产党还是不放心，此人反孙传芳的确没错，但他与奉系、与山东的张宗昌的关系盘根错节，如果张宗昌这样的反动军阀开到上海，他也肯定会打着小旗帜去欢迎并乖乖献上粮饷的，故对之还是要采取“严重监视”的态度。对虞洽卿这种人的摇摆性，其实早在一年前，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在撰文分析“中国的赤化与反赤的斗争”时就指出过，“当虞先生称中国无产阶级是弟弟的时候，他是赤的，当他称外国资产阶级是哥哥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白的，这种两面性的国籍，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
三北轮埠公司每月航运报告上的经营额如跳水一般逐月下滑，这让虞洽卿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和苦恼。国民革命军和孙传芳的联军在长江中游开仗，影响了长江正常的航运，也波及到了上海周边诸省的内河航运。往年，中秋节前后，从内地购入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流入上海，但今年，由于武汉被战争的阴云笼罩，武汉与九江、九江与上海的商运全告中断，外国商船乘机提高运价，上海如同一个肠梗阻的病人陷入了内分泌失调的间隙性焦虑。有个叫褚辅成的来找他，说是要借宁波同乡会的宝地，邀集旅沪知名人士发起“东南和平运动”，给各方军事力量代表蒋介石、张作霖、孙传芳等写公开信，呼吁停火，申明各省政权应还给国民，他也签了名，却不相信靠折冲调和可以让战争刹车。
11月初，国民革命军在解决了吴佩孚后，又在江西战场连连得手，以损失上万人的代价控制了南浔铁路，随后攻占南昌和九江。孙传芳从江西撤军退回南京，随后宣布五省戒严，这也就意味着，战火终于要烧到江浙地区来了。褚辅成和同盟会出身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在上海紧急成立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宣称三省为民治区域，公举代表与广东、奉天、直隶、山东的军事当局进行交涉，呼吁停止三省境内所有的军事行动。三省（包括上海）自治，名义上取中立，实际是配合北伐军行动。成立次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发布通电，促各省人民自决，“驱逐残余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