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等因素冲击着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使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熟人社会，“人情”“面子”等观念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形塑了我国农村的新面貌和新常态。作者以实地走访调查、研究，结合观察与发现，深入思考，重新审视过去学者所提出的种种有关中国农村研究的论点，并试图就目前农村产生的现实治理问题予以探索和解答。
作者介绍
杨华，1981年生，湖南郴州人。社会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农民阶层分化和县乡治理研究。
部分摘录：
为什么南方农民“不看《新闻联播》”？ 在中原农村调查时有这样一件事：访谈正起劲，一个受访人突然起身，说“《午间新闻》快开始了，我得回家看新闻去”。他如此惦记午间新闻，是因为他错过了前一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我们发现，《新闻联播》在该地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天气预报》。由于经常看《新闻联播》，这里无论妇女还是老人，都能海阔天空地谈论国家政策，还能准确地列举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姓名与职务。新闻成了当地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农民只有看了《新闻联播》，“心里才感觉踏实”。
一 我们对北方农村的问卷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农民相信新闻的真实性。当被问及为何爱看《新闻联播》时，农民的普遍回答是：“因为《新闻联播》最好，最真实，最权威。”他们甚至反问：“不是真的，能上新闻吗？如果中央新闻都是假的，那国家不全乱套了？”
我们这些来自高校的老师，调研时“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农村”，这与《新闻联播》里关心群众生活的领导干部的形象极为相似。所以每次调研进村后，农民总会急切地询问：“你们是不是国家派来的？”接着便向我们抱怨村里诸多没人管的事：村道没人管，一下雨便进不了村；涝灾没人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玉米地被淹；治安没人管，看着自己的羊被骑摩托车的人抱走；种大棚遭了雪灾，养猪赶上瘟疫；等等。这些事情都没有人过问，没人管。他们希望我们向国家反映，要国家来管。
我们在村庄中访谈时，老人们总是问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儿子不养爹，你们能不能向国家报告，或者向我们的县委、省委书记报告？”我们建议：“这事不用找国家，可以找村干部。”老人听后很生气：“告诉他们就像蚊子叮牛角，没用！电视上的领导天天讲‘三个代表’，送温暖。我们底下的干部却在下面瞎胡闹，不关心群众生活，啥都不代表，就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才不管‘儿不养爹的事’。”最后，老人十分无奈道：“国家的政策好，一切为农民，种地非但不要交钱，还补钱，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好事，就是下面的不管事。”
然而，我们在江西、湖南等地的农村调研时，却发现了不一样的情形：南方农民不像北方农民那样，对《新闻联播》有着强烈的喜好与期待。这些地方的农民似乎更喜欢电视剧。即使是村庄精英，也不太重视《新闻联播》，更谈不上寄托和期待。少数看《新闻联播》的农民，也只是爱看后面的国际新闻。他们看伊拉克问题、六方会谈问题，说看这些国家打来打去，很有意思，可以开阔眼界。
显然，南方农民看新闻不是为了解“国家大事”、“国家政策”或“国家领导人”，而是“看热闹”。在他们日常的谈论中，我们也很少捕捉到“国家”这个时常挂在中原农民嘴上的词，既听不到农民对国家的抱怨，也感觉不到他们对国家的期待。南方农民总是说，“中央新闻（离我们）太远了，不实用”。在他们看来，左右他们生活的不是电视上的国家，也不是遥远的国家领导人，而是其身处的村落和地方上的规范。村民可以不关心国家大事，但一定得通晓地方上的事。
二 不同地区农民对《新闻联播》的态度，以及对国家的诉求程度不同，表明他们的国家观念存在差异。那么，为什么北方农民的国家观念如此鲜明，对国家的诉求那么强烈，而南方农民的国家观念就几近冷淡？这与村庄的性质有关系。
北方村庄地处平原，易受战乱冲击，村庄历史较短，迁栖频繁，形成多姓共居的村庄结构。多姓共居的显著特点是村庄一般以家族为认同与行动单位，家族作为“大私”负责解决家族内部的事，但家族之间缺乏一致行动的能力，因此必须诉求于家族之上的某种“公”的力量，比如临时家族代表会，或村组干部。在这种农民能够真切感受到的、具体的“公”之上还有一个抽象的“公”，即农民对国家的想象。北方农村离中央政权较近，在传统上经常受到政权力量的介入，较容易接受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当村庄具体的“公”无法切实满足村庄的功能性和社会性需求时，人们便倾向于诉诸抽象的“公”。
因多姓共居，村庄被多个家族“大私”所分割，所以其内部一般缺乏一种能笼罩村庄、统合共同体的内在力量，村民对村庄缺乏一种“我们”感，即村庄仅仅是一个“公家”的村庄，而不是“我们”的村庄，村庄事务应该由一个具体的“公”如村组去管理，而不是“我”应该负责的。所以，我们在中原农村看到：院子之外的事便不再是“我”的事，而是公家的事，是小组长等具体“公”的事情。村庄中的红白喜事、纠纷调解、修路筑坝，甚至村庄的垃圾堆放都是这个具体的“公”的事。村民把小组长称为“当官的”，在村民眼中的，小组长就是他们的“官”，是管理村庄公共事物具体的“公”；村庄是小组长的村庄，应该由他们小组长去管。在我们调查的北方村庄的公共治理层面上，除了小组长、村委会，我们似乎很难触摸到其他承载着村庄公共事务的具体的“公”。
但是，取消农业税后，一些地方取消了小组长，村级组织也逐渐弱化和虚化，村庄中承载着公共事物的具体的“公”被抽空了。村庄没有了“当官的”，没有了“管事的”，村民猛然发现众多的事成了“没人管的事”。村民甚至在遗憾失去了具体的“公”的同时，庆幸政府实施了火葬，不然就连丧事中被指派抬棺材的人都没有了。当失去了具体的“公”的农民已不能在其所生活的村庄寻求一个可以诉求与期待的对象时，便只能转向外部遥远的国家，寻找一个抽象却公正的“青天大老爷”。在农民的日常生活、生产和交往中，一方面是《新闻联播》里处处体察民情、关心民生的国家官员形象，另一方面却是村庄公共事务“没人管”。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农民对新闻上的“国家”——抽象的“公”怀有更急切的期盼与更强烈的诉求。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我们这些“国家派来”的学者，也充满着想象与期待。
北方农民观看新闻，相信新闻，不仅是要获得一种心理的安全感，更在于寻找在村庄中所不能找到的诉求与期待对象。所以，农民才会说“要是《新闻联播》都是假的，国家不就乱套了吗”。《新闻联播》维系着农民对国家这个抽象的“公”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