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旨在探索世界诸文明包括华夏文明的根源，凭借史前灵知体系（包括灵知义理、灵知神话、灵知美术、灵知天文、灵知地理、灵知建筑等），以及考古学、文字学、文献学、神话学的成果，以三重证据法（一种新式论证法），提出史前雅利安超级文明圈的假设，并尝试破解一系列文明史上的千古谜题，比如金字塔、三星堆、良渚神徽，等等。 另外，还通过解构瑜伽秘典《薄伽梵歌》里所蕴含的文明原始基因。尤其突出的是，本书重新启亮了中国远古的灵知传说，为追索上古雅利安文明和华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全新视角。
作者介绍
徐达斯，杰出历史学者，师从剑桥大学比较宗教学系汤姆斯博士，现为三智东方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在东方学、考古学、神话学、中国文化史领域孜孜不倦研究十余年，主要研究史前文明，对梵文和古印度文化有深入的贡献。
部分摘录：
叶舒宪先生在《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发表《草原玉石之路与红玛瑙珠的传播中国（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一文，他认为，在中国境内，与草原玉石之路伴随而来的是来自南亚和中亚地区早期文明的红玛瑙珠的自西向东传播。最近，在新疆和河西走廊西段发现的红玛瑙珠表明，距今约三四千年的四坝文化先民发挥着向河西走廊以东乃至中原地区输送红玛瑙的“二传手”作用。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则发挥着“三传手”的作用。由于帕米尔高原的阻隔，红玛瑙珠从印度河谷地区传播到新疆整整耗费了三千年时光，而从新疆到燕山以北的传播仅仅用了三四百年时间。再经过塞外史前文化的中介，红玛瑙珠最后辗转输入商周文明。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通过史前最早的世界性海洋贸易体系，印度河谷文明或原始韦陀文明（Proto-Vedic Civilization）影响所及，向西越过中亚、西亚，沿着波斯湾、北非海岸直到地中海，向东一直延伸到东南亚直至长江流域的诸多地区。并且，与埃及和西亚相比，印度河谷文明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很少发现武器和屠杀、奴役的痕迹；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几乎不存在极富和极穷的分化现象；有一套以手工饰物（诸如手镯、项链）标示阶层和身份的礼制体系。总之，这是一个以祭司和圣王（Rajarshi）为中心，拥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王制、灵知的远古高级文明。
国际学界一度认可莫蒂默·惠勒的观点：印度河谷文明是由于雅利安人的东侵而灭亡的。惠勒的观点依据是在摩亨佐·达罗遗址最上层发现有格斗而死的人体骨架遗迹，以及韦陀诗歌中赞美因陀罗摧毁城堡的句子。但这显然是一个谬论，如果据马克思·缪勒所说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最早约为公元前15世纪，印度河文明衰亡却在公元前18—17世纪，时间上完全不符合。同时，摩亨佐·达罗遗址上层的人体骨架遗迹，亦不能成为证据。
关于雅利安文明的起源，这或许是世界历史里最纠结的地方。两百多年来，许多杰出的学者试图追寻雅利安文明的发源地，但尽管有大量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却迄今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自19世纪以来，由西方学者提出的雅利安人入侵说，一直占据着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印度本土学术的自觉和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方面的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的出现，雅利安文明的南亚本土起源说也开始登上学术舞台，并获得了印度本土文化圈的广泛支持。跟中国一样，印度史前史研究由此也进入了一个摆脱西方学术模式，走出疑古思潮的新时代。近二十年来，印度考古学家大多认为：印度河是雅利安人的故乡，印-欧语系的发源地。不过，这个说法所伴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应该被剔除：雅利安人并不是某个特定的种族，印度河文明也不属于某个国家，它属于史前超级文明圈，属于全世界。从考古发掘来看，印度河文明是一个开放的融合型文明，其中生活着多个种族，既有白种人，也有黄种人和黑种人。
由于中国学者对古印度历史、文化了解甚少，尤其是印度史前史研究的新动向、新思路，这方面的资料国内全无译介，基本是一片空白，所以只能单方面信从西方学界所盲目坚持的源于种族主义的雅利安人入侵说。其实，即使在西方学术界内部，这两派对立的学说也在不断争论、补充当中，至今尚无定论。牛津大学于2001年出版爱德温·布赖特（Edwin Bryant）著《探索韦陀文化起源——论印度-雅利安移民》（Quest for the Origin of Vedic Culture——the Indo-Aryan Migration Debate）一书，汇集了两派学说代表人物的主要论文，可说是对19世纪以来两派论争的一个总结。
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在支持本土起源说的印度学者里，B.B.拉尔（B.B. Lal）作为当今印度考古界的领军人物，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发现的彩绘灰陶是印度现代考古学的里程碑，他将其定位在了《摩诃婆罗多》的年代，并断定印度河文明代表了韦陀雅利安文明。拉尔凭借已有的考古学证据推断，带有城垣防御工事的哈拉帕古城就是梨俱韦陀中的“城”（Purs），城中居民有远洋船队，从事海上贸易。雅利安人并非游牧或农耕部落，如一般人所构想的，他们是产业主，住在规划完备的城市里。他们有组织相当严密的政治机构，掌握了驯马的技术，还举行种种祭祀，喀利邦岗发现的祭坛便是明证。此外，他把《梨俱韦陀》的时间追溯到了公元前4000年。
关于印-欧语言及其文化发源地，在对较早的各派理论进行了一番梳理后，拉尔指出，如果按照这些理论，几乎欧洲的每个部分都成了发源地：斯堪的纳维亚、芬兰、俄罗斯西南部、德国、立陶宛，等等，事实上，没有一个地方是被排除在外的。他也拒绝了中亚和西亚起源说。他认为，南亚才是更合理的选项，跟哈拉帕考古发现相对应的是韦陀诸经，而哈拉帕使用的语言就是梵文。根据梅赫尔格尔一地的考古发现，拉尔把哈拉帕文明的上限推到了公元前4500年，下限推到公元前1600年。
但拉尔这个说法的漏洞在于，假如筑城而居的哈拉帕人就是韦陀雅利安人，那他们的居住中心应该在莎拉斯瓦提河上游盆地，根据韦陀诸经记载，那里才是婆罗多人的聚居地，才是雅利安之地（Aryavarta）。但从哈拉帕成熟期的居住地分布来看，他们更多地聚居于莎拉斯瓦提河下游盆地，即今巴基斯坦的巴哈瓦尔浦（Bahawalpur）地区。据此，居住在公元前3500年前尚未干涸的莎拉斯瓦提河上游盆地，撰写了最早的韦陀诸经、创造了辉煌的韦陀文明的韦陀雅利安人，对我们依然是个谜，哈拉帕文明或许只是其旁系分支。
还有一种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雅利安人的圣河莎拉斯瓦提河有可能是阿富汗境内的哈拉克斯维提河（Haraxvaiti）。雅利安人的故乡有可能在中亚一带，后来他们迁徙到阿富汗地区，在那里进行了分化，一部分进入印度形成印度-雅利安人，创立韦陀教；另一部分进入伊朗形成伊朗-雅利安人，创立拜火教；双方信仰的神祇的善恶和各自语言中字母s和h都发生了对调。比如伊朗人拜火教中的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在印度的梵语语境中被换成了Asura即阿修罗或恶魔。这种推测似乎比较合理，但缺乏考古和文献方面的证据。
另一位重要的印度学者是P.L.巴尔伽筏（P.L.Bhargava），他也把韦陀诸经上溯到了4000~5000年前。他的研究表明，《往世书》（purana）体系和韦陀体系是一致且对应的，《往世书》的记载或许也以某种方式（比如口头传诵）存在于韦陀时代。他认为：韦陀文献所提供的证据已经清晰地反映出一个史实：由于大洪水的缘故，雅利安人离开了最初的家园，在其领袖摩奴（Manu）的指引下，来到了印度七河（Sapta-Sindhu）流域。这个史实在往世诸书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描述，往世诸书将所有雅利安王室的起源追溯到摩奴——维筏斯伐特（Vaivasvat）之子，明确肯定他就是印度-雅利安的第一个国君[82]。巴尔伽筏进一步指出，同样的史实也可以在西亚圣典《阿维斯特》（Avesta）里找到。故此，他推断，因为大洪水，雅利安人离开了最初的家园，其中的一支来到了印度七河流域并定居下来，而另一支迁徙到了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