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一向平等待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人类的大脑在多年的进化中产生了把相似的事物归类的“分类”功能，这种原本为节省认知资源产生的功能却会让我们落入隐性偏见的陷阱。
隐性偏见会塑造我们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记，甚至影响我们的日常行为。
这一切是在潜移默化之中进行，我们很难意识到这种偏见，但是隐性偏见却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造成了对不同阶级和种族的区分对待，无论是教育、就业、医疗，司法还是执法领域都无一幸免。
认识到身而为人的认知局限，我们才能前进一步，缔造更好的世界。
作者介绍
珍妮弗·埃伯哈特博士（Dr. Jennifer Eberhardt）是世界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和全球公认的隐性偏见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她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曾多次获得各类奖项，包括著名的“麦克阿瑟天才奖”。
珍妮弗·埃伯哈特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并被《外交政策》杂志提名为全球最领先的100名思想家之一。
部分摘录：
亚洲女性很容易成为抢劫犯的目标，因为抢劫犯们通常会认为，她们绝对不会抵抗。在抢劫犯心中，亚洲女性是这样的形象：人到中年，非常脆弱，不怎么会说英语，也无法认出从她们手中抢走钱包的黑人青少年的脸。亚洲女性作为一种人群类别，特别容易成为理想的受害者。其实，对于这群亚洲女性来说，实施抢劫的这些人也是一个人群类别。她们不知道抢自己钱包的到底是迈克尔还是贾马尔，她们只知道，来抢劫的全部都是年轻的黑人男子。而对于她们来说，被抢劫后损失的不仅仅是钱包里的钱，也不仅仅是在奥克兰的唐人街失去了生活的安全感。每一次被年轻的黑人抢劫都会放大她们以前可能会忽略的刻板印象——黑人是危险的。黑人与犯罪之间的联想就这样诞生了。
这种基于广泛性概括的分类从某种程度上看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经验和社交信息的产物，也是我们作为人类进化的产物。分类——把相似的事物归为一类——本来就只是一种大脑活动，而且这种活动本身并没有恶意，也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相反，分类是大脑的普遍功能，它允许我们组织和管理那些过载的、持续刺激我们的信息。分类是一个为混乱的世界带来连贯性的系统，它通过本能地依赖看似可预测的模式，帮助我们的大脑更快、更有效地做出判断。
但是，分类也可能阻碍我们接受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不理解他们的努力，也降低了对他们脸部特征的敏感程度。
我们脑内对于种族分类的意识会决定我们看到的东西。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研究实验中，在日常生活中更是随处可见。我在大学里有一个好朋友，她叫玛莎，是个非洲裔美国人。玛莎有一个姐姐，皮肤颜色比较浅，大家基本上都把她当作白人。有时，玛莎的姐姐会担心玛莎的存在可能会毁了她的生活。她不想让自己的朋友或同事意识到她其实是个黑人，所以当别人看到她和玛莎走在一起时，她绝对不会提到她们俩是姐妹，当然啦，也从没有人发现她们俩是姐妹。每次，只要有同事发现她和玛莎站在一起的时候，她脸上惊恐的表情都会让玛莎觉得很好笑，但玛莎从没想过要在众人面前“拆穿”姐姐，因为玛莎知道姐姐这一系列反应背后的原因。同事们认为玛莎是黑人，却认为她姐姐是白人，所以他们自动忽略了玛莎和她姐姐之间的许多生理上的相似之处——她们有着同样的眼睛、额头和鼻子。说老实话，要不是我知道她们俩是姐妹，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把她们当作姐妹。一旦我们确定了“分类”，我们所感知到的现实就会适应我们已经确定的标签。
“分类”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当我们看到同一张脸的时候，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它，这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这个人和自己是同类。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的研究人员曾经进行过一项研究，他们给一群拉丁裔实验参与者展示了一组用计算机生成的面孔（使用面部生成软件包），这些面孔本身没有明显的种族特征。但研究人员给一些面孔配上了非洲裔美国人通常留的发型，而另一些则配上了拉丁裔美国人通常会留的发型。当参与者被问及他们能记住哪些面孔时，他们都能够更好地记住那些留着拉丁裔美国人发型的人——那些他们认为属于自己同类的面孔。被认为是“同类”的面孔会更容易让参与者记住，而那些被认为是“异类”黑人的脸则很难被记住。
分类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巨大，在我们的神经元上也留下了印记。比如，在我与布伦特·休斯、尼古拉斯·坎普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其他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在给白人研究参与者展示黑人面孔的时候，他们处理脸部信息的大脑区域表现出较少的大脑活动。这表明白人对黑人的脸部信息反应是非常少的。我对这个结果感到震惊，因为这表明大脑在以分类的方式处理这些面部信息。
而当我们给这些白人参与者看一系列不同的白人面孔时，他们脑内的神经元则被激活，对每张脸都有着强烈的神经反应。只有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给受试者看相同的白人面孔时，他们的神经反应才开始减弱。这是因为当我们面对的刺激不再新颖时，大脑就开始走神了。就好像大脑告诉我们，之前已经看过这个，所以没有必要再次集中注意力了。神经科学家将重复暴露导致的这种弱化反应称为“重复抑制”。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断地给参与者展示全新的黑人面孔也会导致“重复抑制”。虽然我们每次给参与者展示的都是不同黑人的面孔，但白人参与者似乎会断然将这些面孔处理为相同的刺激源，他们的大脑回应的是这些面孔的“分类”——黑人的脸，另一个黑人的脸，又一个黑人的脸——一个接一个，全都是一样的，而不是去回应每个面孔不同的特征。
一旦我们将面孔处理为“非同类”，这种分类就会让我们停止对这些面孔进行深入的信息解读，我们只会为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保留宝贵的认知资源。
分类是生而为人的特征，但是独特的文化在我们脑内分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文化决定了我们要如何看待不同的类别，如何给不同的类别贴上不同的标签。比如一个浅色皮肤的人在巴西被看作白人，到了美国却被看作黑人；在美国，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被统一归为“亚洲人”，但在其他地方，中国人和日本人却可能被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群体。在一些国家，人们认为宗教或社会阶层是比人种更重要的分类方式，甚至在一个国家内，社会分类的规则可能会在短短几十年里就发生重大的变化。
在美国，种族作为分类的标准，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巨大，黑人或白人的分类甚至可以塑造我们对那个人的面部特征的感知。几年前，我和我的同事不仅对分类感兴趣，而且对人们用于感知他人的“常民理论”(1)很感兴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卡罗尔·德维克和其他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表明，有些人认为人的特征是固定的（聪明或愚蠢、负责任或不负责任、卑鄙或善良等），而有些人则认为这些特征是有可塑性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卑鄙的人可以变得善良）。我和同事想知道这种“常民理论”是否不单单会影响我们理解他人的人格特质和生理特征。
假设你面对一个没有明显种族特征的脸，这张脸可能是黑人或白人的，当你知道这个人其实是个黑人时，这会改变你对这个人的脸部特征的看法吗？你自己关于他人特征的理论会如何影响你所看到的这张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