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2013年6月，《卫报》和《华盛顿邮报》先后爆出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自2007年起直接从谷歌、脸书、雅虎、微软等9家互联网巨头的数据库中搜集海量用户数据，引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这便是轰动世界的“棱镜门”事件。几天之后，这一事件的主人公爱德华·斯诺登主动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一时间，他被贴上了“英雄”“叛国者”“吹哨人”“罪犯”等标签。
但这本书不是写斯诺登的，或者说不全是在写他。作者巴顿·格尔曼作为最初直接与斯诺登对话的三名记者之一，从斯诺登那里收到上万份保密文件。自此，格尔曼便踏上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调查性报道之旅。他循着斯诺登提供的线索，抽丝剥茧，克服技术迷障，层层深入那个保密世界，追踪“棱镜”“星风”“上游”等一系列政府监控项目的起源和运作机制，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庞大的国家监控机器的全貌。其间，他被迫与未知的对手展开一场不断升级的“间谍战”。他被政府高层视为叛国者的“同谋”或“代理人”，随时可能遭到突袭；他眼见自己手中的电子设备遭遇黑客攻击，时不时还要应对试图套取信息的狡猾骗子，收到恶意软件、钓鱼邮件等更是家常便饭。
在这些扣人心弦的细节描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严谨的新闻工作者对政府权力进行问责、维护公众权益的强烈责任心。他不惮于揭露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工作中存在的权力滥用问题和道德争议，就政府权力行使的界限和原则引发公众深思。
作者介绍
巴顿·格尔曼（Barton Gellman）
美国知名调查记者，三度斩获普利策奖，两次荣获乔治·波尔卡新闻奖，还曾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颁发的“调查报道金匠奖”。自2013年起在美国世纪基金会担任资深研究员。此前曾在《华盛顿邮报》任职21年，先后担任法律、军事、外交、国际版块记者。曾著有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的传记《垂钓者》，入选《纽约时报》畅销书。
部分摘录：
斯诺登：这件事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但也并非只有超级大反派才能做到。你只需要关注系统的运作方式，而这本身就是你的工作。
2013年12月
关上车窗，将收音机的声音调大，爱德华·斯诺登驾驶着他那辆崭新的本田型格汽车，向北行驶在750号高速公路上。这里是夏威夷州火奴鲁鲁，他的目的地是位于怀帕胡的一个地下堡垒。堡垒的入口看起来就像坐落于郊区停车场的一处矿井，当地人习惯称它为“地洞”，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员工则习惯称其为“隧道”，因为他们要穿过此处进入地下。这是2012年3月的时候，斯诺登来到库尼亚地区安全作战中心上班，距离这里半个小时车程有一家芭斯罗缤冰激凌店，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那个店里打过工。尽管斯诺登联系上记者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但此时的他已经位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斯诺登将自己的手机锁在车里，冲保安亭亮出自己的证件，走过一道防护门，这道门长期用铰链卡住，哪怕世界末日降临也已经无法关闭。整座建筑都因年数太久而破败不堪。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由于担心珍珠港事件再次上演，军事工程师建造了一些巨大的地下空间用于组装飞机。但直到战争结束，这里的生产活动都没有展开。于是，库尼亚基地就变成了一个不受待见的“遗产”。后来，它的用途不断变化，先后被用作海军军械库、空军掩体、陆军野外工作站、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后备指挥中心。199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入驻这里，将其改造成为专门负责监听、监视亚洲的情报中心。这里本来是被设计作为临时性场所，但直到2007年才破土重建。直到5年后，斯诺登来到这里时，据同期在此工作的人回忆，这里仍然处于一片混乱的局面，重建工作一直没有完工。
走下一条大约400米的斜坡之后，斯诺登来到一处旋转闸门，这是一种双门互锁门禁系统，他进入闸门之后，只有扫描了自己绿色的外包员工工牌，并且在键盘上输入正确的个人识别密码，才能走出闸门。闸门另一边的建筑规模十分庞大。那天早上，斯诺登穿过“隧道”，进入一片广阔的区域，那里布满了格子间、网络机柜、安装着密码锁的办公室，还有一排排长长的开放式办公桌。这里一共有三层，每层的面积都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容纳了上千名员工，他们头顶上的日光灯管，连起来可长达数英里。“那里就像是詹姆斯·邦德电影里坏蛋的老巢，除了光照条件比较差，”斯诺登告诉我，“那里的人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记得有一次消防演习，我都被那里的人数惊呆了。”
不满的情绪日渐滋生。斯诺登对于这种严格的指令体系心生叛逆并非始于库尼亚，也未能终于库尼亚。他最冒险的一次行动发生在到这之后的第二年。在库尼亚东北方向5英里的地方新建了一个以约瑟夫·J.罗彻福特命名的指挥中心，斯诺登在该中心侵入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文件系统。斯诺登从效忠美国政府转向效忠美国人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数年的利弊权衡。到他离开美国中央情报局时，奋起反抗的想法才逐渐转化成具体的计划。
回到多年以前，正是从青少年时期到20岁出头这段时间，斯诺登所掌握的技能、所形成的价值观和强烈的自我意识，为其未来成为全球公众人物奠定了基础。他从高中辍学后，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主要学习计算机网络、平面设计、中国功夫，同时对天马行空的动漫世界、角色扮演、电子游戏也有所涉猎。这一切造就了他追求卓越的性格和黑白分明的道德观，特别看重个人的美德和非凡的技能。后来，他发现了一条进入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捷径。于是，他放下手中的游戏手柄，换上军装，拿起武器。他在部队非常努力，直至后来在一次训练中不幸受伤。他通过考取一系列证书获得了工程师资质，尽管他从没有完整地听完那些课程。再后来，他来到了库尼亚。就是在这里，斯诺登开始使用Verax这一身份（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身份），也是在这里，他开始探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防御体系。
“我开始逐渐有所行动。”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我们在莫斯科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访谈，当访谈接近尾声时，他短暂地卸下防备，向我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你说的这句话似乎包含两层含义，”想到之前他曾多次拒绝谈论这个话题，我颇为谨慎地说道，“一层含义是指，你就是从那里开始搜集资料，并从系统中将资料提取出来，就此走上不归路；另一层含义是指，你是从那里开始与记者联系。”
“事实上，这不过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小节点，”斯诺登回答道，“它见证的是一种观念的转变，从‘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去做’变成‘我要开始去做一些事情’。”
我试图往下追问，但斯诺登避而不谈了。
后来，他在一封邮件中写道：“你这是在让我明确表态，说出自己是否曾做出政府口中的那些犯罪行为。”还有一次，我想知道他是如何带走如此多文件的，于是提出了一些疑问，他便指责我的问题不像是主流媒体应该关注的，倒像是通俗小报才会关心的。“很明显，你提出这一问题是出于个人兴趣，出于好奇心，但你要学会克制自己。当你只需要权衡利弊时，知道这些细节有什么用呢？”
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透露出一丝得意。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关心我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他说道，“我只能说，这一过程极为复杂，所有操作都是在极为受限的环境下进行的，需要十分谨慎，容不得一丝差错。”
斯诺登被调去夏威夷是出于对其身体健康状况的考虑，这使得他刚好有机会来为自己的情报生涯画上一个句点。之前他供职于美国情报机构的承包商——戴尔高级解决方案组（Dell Advanced Solutions Group），并被派去美国中央情报局担任技术顾问。工作期间，他曾在几个月里先后数次出现眩晕的症状，但都不甚严重，直到后来有一次与他的老板通电话时突然癫痫发作，情况非常严重。根据最新的诊断结果，斯诺登不能再从马里兰州开车到弗吉尼亚州的兰利（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在地）上班，否则就会被视为违法。于是，戴尔将他调到位于世界另一端的夏威夷岛，理论上来说，在那里他可以骑自行车上班。斯诺登在怀帕胡租了一间平房，原本打算骑自行车上班，但当地人提醒他，大庄园路的北边有一些视线不良的弯道，经常发生交通事故。他去考察了一下上下班的路线，认为自己开车上下班比较安全，尽管夏威夷州的法律规定，6个月内有癫痫发病史者不得驾车。一如往常，他做好应急计划，将自己的判断置于规则之上。如果他感觉自己要发病，就往马路东侧的沟里开，这样就不会危及他人生命。斯诺登已经熟悉那种奔波的感觉，之前在兰利工作时，他曾以美国中央情报局技术官员的身份被派往瑞士，后来又以戴尔员工的身份被派往日本，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库尼亚的工作对于他来说，部分程度上是为了放松身心。
到来年春天的时候，斯诺登已经感到非常无聊，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此前，他跟戴尔签订的合同是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国家威胁行动中心（NTOC）担任分析师一职，主要工作职责是和该机构的军职和文职人员一起，负责预测、侦察并挫败外国黑客试图对美国政府网络系统发起的攻击。就在前去就职的途中，斯诺登却因公司内部的政治势力斗争而被解除了这一职务。该职务的总承包商加州分析中心（CACI）踢走了分包商戴尔的员工，换成了自己的员工。当斯诺登得知这一变化时，他已经打包好行李并办理了船舶托运。作为补偿，戴尔在信息共享办公室的夏威夷技术小组（代号HT322）为他安排了一个相对清闲的临时岗位。他的工作职责就是配置和维护涉密网络服务器，对每个账号实施访问限制。
相比他原本要入职的那个岗位，这个补偿性的岗位薪水更高，但工作内容极度无聊。几周之内，他就已经能够通过计算机自动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内容，比如编写运维脚本以及一些其他的日常性工作。而此前，他的前任都只能手动完成这些工作。斯诺登告诉我，大部分时候，他每天只需要最多半个小时就能保证微软SharePoint服务器稳定地运行。偶尔，他会被叫去做一些非常基础的技术支持工作。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并非人人都是计算机高手，很多人都还差得远呢。2012年8月，位于米德堡总部的一名同事遇到了一个难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她无法打开从夏威夷发出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