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一部亚洲视角下的新一战史
全景展现中、日、朝、越、印五国共有的近代化历程
一战是亚洲五国共有的近代化起点：
中国 精英抛弃旧有文化和传统，尝试重新界定一个新的国家认同。
日本 战争使其成为世界强国，却加深了其受虐感和对自卑的恐惧。作为胜利者，日本得到的是在另一次世界大战中最终覆灭的隐患。
印度 1914年以前，印度国民大 会是大英帝国的支柱，战争结束时却成为其最坚定的敌人。
越南 当胡志明成为共产主义者，尝试通过国际力量实现越南独立时，战场归来的大批越南士兵和劳工开始领导1920 年代的越南劳工运动。
朝鲜 一战为朝鲜带来了威尔逊理想以及新世界秩序的承诺，金奎植只身一人在巴黎和会上寻求发言的机会。
一战并非只是欧战，亚洲的参与也不可忽视
中国派出十几万劳工远赴欧洲；日本对德宣战，并随即占领中国山东；越南和印度不仅派出军队，还分别为法国、英国提供了巨大物资援助。即便是朝鲜，也在全世界奔走，并在巴黎和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事实上，亚洲的参与才使“大战”变成了“世界大战”。
“共有的历史”三部曲之二，著名国际史、跨国史学者徐国琦力作
亚洲五国都对一战前景有至高期望，对战后结果、和平会议则倍感羞辱且十分失望。他们经历了惊人的共有集体经验，迈上了共有的旅程。
作者介绍
徐国琦，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基金全球化历史讲席教授。近年来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目前已经出版多部专著，代表著作有：《中国与大战》《一战中的华工》《中国人与美国人》《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等。 目前正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撰写《何为中国》（Idea of China）一书。
部分摘录：
中国的参战策略与日本的“二十一条”
1914年8月6日，袁世凯在总统公告中宣布中国在一战中中立。不久，政府与社会精英看到这是一个在国际上建立新的声誉、阻止日本占领青岛及向中国扩张的机会，因此力促中国参战。当欧洲的“1914一代”无辜地走向战争，对即将到来的血腥洗礼毫无知觉之时，中国的新一代感受到了整个国际体系崩溃所带来的危机—“危险”与“机会”。中国认识到被拖入战争的危险。所有交战国都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当它们被欧洲战事所困时，可能会给日本放手欺压中国和阻碍中国发展的自由。
大战也给中国机会，因此吸引了立场各异的新旧派公共人物为一个共同目标展开争论。德高望重的改良派人士梁启超提议：如果中国能好好利用当前形势，便能够“助长极健实之国民自觉心”，在世界上的地位将会迅速上升。[78]财政大臣梁士诒是袁世凯心腹，精明能干，早在1914年就曾建议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79]他告诉总统，从长远看，德国没有足够力量取胜，因此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宣战。这样做就可以收复青岛，在战后和平会议上赢得席位，促进中国长远利益的发展。素有“中国马基雅维利”之称[80]的梁士诒在1915年再次重申：“协约国操制胜之权，（因此中国）愿为助力。”[81]在日期为1915年11月的手书中，梁士诒坚持中国参战“今时机已至，我意以为中国不必候德国之答复”，“舍此机会再无第二次”。[82]就新一代外交官在这一时期的兴起，在第六章里我会详细讨论。他们之中最杰出的是顾维钧。他当时才二十几岁，在191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后回国。袁世凯聘请他为英文秘书，从此他开始了长达数十年、历经数届政府的外交生涯。[83]
中国参战的主要目的是针对日本。最初为了避免战争蔓延到中国，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中立。[84]中国多次提醒英国关于日本对德国在华租借地的企图，但英国的答复是“关于英国与日本可能的任何联合行动的结果，中国不需要有任何担心”，并建议中国相信协约国会将山东从德国手里归还中国的“保证”。1914年8月19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与顾维钧长谈，再次承诺青岛将被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85]
中国的中立立场到1917年8月终止。保持中立是权宜之计，中国一直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准备着一旦时机来到就放弃中立。有着现代头脑的中国官员尤其满腔热忱。《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报道说：“他们具备外交知识，立即开始关注一战，并且一同劝说保守派联合行动。”[86]颇具影响力的官员张国淦向当时的总理段祺瑞建议，欧战对中国很重要，政府应该主动向德国宣战。这样不但短期内可以阻止日本攫取德国在青岛的租借地，而且是全面进入未来国际体系的第一步。段祺瑞让张放心，称自己正在为此秘密准备。[87]
日本在1915年初提出的“二十一条”，激发了中国人加入一战的决心。日本人在占领青岛后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国的内部事务。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既没有公开声明，也没有通过正常外交渠道，而是私下将一份备忘录交给袁世凯，备忘录写在带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图纹的纸上。全文分为五号（节），一共二十一款要求。第一号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第二号共七款，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的特殊控制权；第三号要求中国将最大、最重要的煤矿即汉冶萍公司交由中日合办，将控制权交给日本人。第四号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与他国。危害性最大的是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与军事顾问，中国主要地区的警察署由日本人控制。这些要求如此苛刻，连消息灵通的澳大利亚记者莫理循（George Morrison）都不由得指责说，这“比胜利者向被他彻底打垮的敌人提出的许多要求还要苛刻”。[88]日本人显然要趁列强正忙于为生存而战，无力顾及中国或他们的在华利益之时，把中国变成一个附庸国。
因为害怕类似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事件重演，日本要求中国保守秘密并单独同日本协商“二十一条”。对新兴的公共外交群体而言，这是一个显现其力量的时刻。当顾维钧与外交部巧妙操作幕后外交时，梁启超和社会知识界在国内发起了一场公关运动。他写下一系列有力檄文，警告日本不要用1910年吞并朝鲜的方式对待中国。受到梁启超和其他精英的鼓舞，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城市的商人和学生纷纷集会，并在报刊上发文和通电全国，抗议日本蚕食中国。他们要求袁世凯政府拒绝日本的要求，成立了一大批组织开展民间抗议活动的协会和社团。[89] 1915年3月18日，约四万人在上海集会抗议“二十一条”。日本明目张胆的欺侮让很多中国人确信它是中国的最大威胁。1916年7月25日，年轻的毛泽东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日人诚我国劲敌！”毛泽东预言中国“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90]正因为有了1915年对“二十一条”广泛性的强烈反对，才有了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民众抗议。
民众的舆论诉求也许没有对当时的内外政策产生重要的外交上的结果，或者得到列强的真正支持，但媒体的公开至少迫使日本修改要求，并将日本人置于道德审判台上。中国外交官在同日本人的谈判中巧妙地利用了这场舆论运动给予的支持。他们与日本人就“二十一条”要求在近一百天的时间里进行了二十四次正式会谈，中国人的谈判技巧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印象深刻。他宣称：“仅仅从唇枪舌剑的辩论来看，我会支持中国人。”[91]直到面临武力对决为止，中国人都没有屈服。朱尔典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正式报告中说：“日本人提出的要求是在刺刀尖刃下被迫接受的，实际上有两三万日本军队已经在东北及青岛登陆。”[92]尽管中国人尽了一切努力要扭转局面或拖延时间，1915年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在四十八小时内做出令日本人满意的答复。5月25日，中国在日本的胁迫下签署了出让山东权益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其他三份换文。中国政府认为被迫签约是为了维持远东和平，为了人民免遭不必要的痛苦，也是为了那些正在本国奋战的西方友邦的在华利益不受威胁。中国人相信，这一问题以及因日本所提要求而引发的其他问题，只有在欧战结束后必定召开的和平会议上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日本一方面对中国施压，另一方面则以高明的外交手腕确保自己能上升为亚洲强国。日本外交官缔结秘密条约，牺牲中国以使日本在战争结束时能保持优势地位。由于中国得不到其他国家的外交支持，官员在与日本谈判时便密切注意舆论。外交部官员了解外国舆论的影响力，设法把日本的要求泄露出去，并且把谈判的过程秘密通报给驻北京的列强代表。在海外的中国外交人员也密切留意当地媒体有关中日交涉的报道。[93]在国内，梁启超等社会精英除了给政府施压不要轻易向日本投降外，还密切关注决策过程，并随时向公众通报。“二十一条”是中国的民族生存以及中国成为真正富强的民族国家的最大威胁。
“二十一条”使中国持不同信仰的各个派别汇聚到一起，为设计出一个可行的行动方案出谋划策。1895年甲午一役的战败引发了中国的民族认同危机，1915年的“二十一条”则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帮助中国在考虑一战对策时认清了第一个具体目标：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争得席位。[94]虽然中国很早就表达了参战意向，但只有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社会上才有足够的势头和力量聚集，使政府能够采取行动。此时出席战后和平谈判的强烈渴望几乎已不可抗拒。正如梁启超指出的，日本的要求显然使中国必须出席战后会议：中国外交官绝不能向日本的野心让步，因为中国问题在任何战后会议上都会是“主要议题”。梁启超认为日本在战后会议上必能享得最有力的发言权，但他指出，日本如有正当主张，为什么不在战后提出，而是急急忙忙在现在提出？他的结论是，日本确信在战后会议时绝无通过之望，即从列强那里很难得到它想要的东西。因此中国外交官不要对“二十一条”让步，要记住在战后和平会议上有机会。[95]当中国最后不得不在日本最后通牒面前低头时，政府决定发表解释交涉经过的详细公报，为最终废除这些被迫签署的条约文件保留希望。[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