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近代西方医学来华已有两百多年。本书以第一个百年(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相关的人与事为论述对象，并利用第一手史料，如来华西医及学习西医的中国人的书信、档案和报告作为论述的主要基础，其中不乏前人论述未及、不尽正确，甚或有误的内容。
本书含十篇文章，大致按照内容或人物年代先后排序，主要是基督教传教医生的活动。关注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的反应，记载十九世纪学习西医的中国人，如中国第一位留学英国的医学博士黄宽、上海第一位中国人西医黄春甫，以及一些学徒出身的中国西医的生平行止，讨论他们习医的经过、学成后的生涯，和面临的文化适应等各种难题；同时，留意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的态度与行为，试图从施与受双方互动的视角，观照西医来华过程中人与事交织而成的各种现象与意涵。
作者介绍
苏精，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系哲学博士，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退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专著有《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2018）、《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2016）、《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2014）、《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2010）、《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2006）、《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2005）、《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2000）、《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1985）、《近代藏书三十家》（1983）等。
部分摘录：
十九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的吨数增大，船员也增多。按公司规定，每艘950至1，200吨的船，自船长至水手共102人，1，200吨以上者为115人。这些船只若绕道印度等地，则船员人数还要多一些。[87]这些船员经四五个月航程后，于每年八、九月间抵达中国，至翌年二、三月间贸易季结束后离去。在漫长的越洋途中与在华泊靠黄埔期间，难免会有各种病痛、受伤以及死亡的情形。
较早关注来华船员问题的人是传教士马礼逊。他在1822年估计，每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总有15到20艘大型船只来华，此外还有20到40艘较小的美国船只，合计英美两国水手约有2，000到3，000人，他们都极需要医药与宗教两方面的协助。因此，马礼逊主张设立一所浮动医院（floating hospital）治疗船员的身体，同时设立一间浮动教堂（floating chapel）抚慰船员的心灵。[88]马礼逊自己曾两度前往黄埔上船公开讲道[89]，并促成美国船员之友协会（American Seamen’s Friend Society）自1829年起派来一名牧师常驻黄埔，照料船员的宗教需要。[90]
1825年，在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指示下，广州商馆也关切起在华船员的健康问题。原来是这年9月来华的船只带来董事会训令，要求广州商馆依照公司负责考试船医的医官钱伯斯（William F. Chambers）的建议，来华的公司船只在九月底秋凉前都应停泊于虎门外的宽广水域，禁止进入珠江泊靠黄埔，以免溽暑天候引起的两岸稻田的瘴疠之气危害船员的身体。[91]
广州商馆虽然承认船员健康是存在多年的严重问题，却没有依照董事会训令要求已在黄埔的船只退出，因为一者带来训令的英国直航中国船只到得较迟，先来的公司船只都已泊靠黄埔卸货，再要退出会形成混乱；二者商馆人员依据实地经验，怀疑危害船员身体的不只是天候引起的稻田瘴疠之气这项因素，他们觉得华人销售给船员的劣酒、船上缺乏遮阳设备以致船员过度曝晒、不良的生活条件如饮水不洁，等等，都可能是导致每年有二十至三十名船员生病死亡的原因。[92]何况同时在黄埔毗邻靠泊的船只，有时一艘有许多伤患，另一艘却完全没事，显示所谓的瘴疠之气即使致病，也不会是唯一的因素。于是广州商馆决定进行调查。
商馆组织了一个由商馆秘书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s）、三名船长、两名船医和商馆助理医生李文斯顿等共八人组成的委员会，并从当时病患人数较多的四艘公司船中，选定情况最严重的“孟买号”（Bombay），于1825年10月27日登船深入调查。当时该船已有五人死亡，还有多达四十二名的病号，约当时全船人数五分之二，连船长自己都因病前往澳门疗养，不能陪同调查。[93]调查结果发现，1，200吨级的“孟买号”从英国出航后，直到穿越巽他海峡在安吉尔（Anjier）暂停后才陆续有人不适。问题就出在安吉尔当地补充的淡水污染不洁；其次是抵达中国后船员不能适应急遽变化的气候，使得情况快速恶化；而船上各处甲板缺乏遮阳设备也是原因之一。[94]
调查委员会提出几项改善建议，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是设立医院船，以便病患和健康的船员都能蒙受其利。事实上广州商馆在调查前已考虑到此事，希望能购买一艘旧船改装成医院，停泊在黄埔旁边的长洲岛（Danes Island），由公司船队的船医们轮流值班，另派人管理行政，防止华人偷卖劣酒给病患。[95]经过调查后，广州商馆更进一步希望在岛上建盖房舍作为医院，商馆大班为此特地拜访行商首领伍秉鉴（Howqua），商量由行商盖屋后租给商馆作为医院，试图以房屋仍属行商财产为由，消弭中国官方反对设立医院的矛盾。[96]
伍秉鉴转达英人之意后，官方以严重违背律例予以批驳。[97]商馆大班未就此放弃，认为两广总督阮元一向愿意接受公平正义的诉求，因此仍抱希望，并于1825年10月25日写呈一份禀帖。其内容是先动之以情，说多年来东印度公司船员深受病痛之苦，甚至有时一船死亡达三十人之多，其原因常是由于在不适于欧洲人的水土气候中，船上活动范围极受限制，又不堪忍受装卸货物的嘈杂，而且和未患病者混居一处，对彼此都相当不利。其次又说之以理，尽管公司董事会要求船只自黄埔改为停泊于更下游的宽广水域，但商馆人员无意改变行之有年的贸易惯例，因此期望总督准许在长洲岛上拨地建造医院，房屋产权仍属行商，商馆愿意照付适当的租金，并任命合适的人员负责管理，商馆保证医院仅供治疗病患，他人不得阑入，总督可命人随时入院检查。最后称如果此议准行，每年有五十至一百名船员生命可保，英人将随时感怀总督之德。[98]
1825年11月6日，广州商馆收到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会衔的批复。其内容重点在强调一切依惯例旧制而行，不可轻言变更，外国贸易船只停泊黄埔已逾百年，难免有水手伤病，却从未有上岸暂住者；本年公司欲令船只泊于伶仃以待秋凉，但伶仃已在大洋，风浪可畏，蔬食日用不易取得，势难久待；英人又要行商于黄埔建屋，由其租用，其事更不可行，虽澳门奉皇帝之命租于外国人，其例不可援用于黄埔之地，况且黄埔并无常驻官员，一旦华人行偷盗之事，实难防止；但广州既已设夷馆，如有人患病，自可陈请移入其中暂住疗养，此为可行之事；至于秋凉以后，则不妨留在船上医治。总之，外国来华贸易须严格遵守定制，不许妄言改变。[99]
阮元的上述答复不脱中方因循旧制的坚持，英人对此虽然感到失望，但觉得阮元一向较为温和，因此不必再为此事横生枝节。在岸上建立医院的想法既然行不通，接下来只能考虑不必占用土地与房舍，似乎比较可行的水上医院船。广州商馆请董事会决定[100]，但此后直到1834年商馆撤销再也没有下文。
出人意外的是1825年未能实现的船员医院之议，十年之后竟然成为事实。1833年，英国改变对华贸易体制，代表政府的商务监督取代东印度公司大班。1834年7月，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Lord Napier）到职后，请属下提出建言。从广州商馆医生改任商务监督医生的郭雷枢，建议监督的两名医生之一应常驻黄埔。获得律劳卑首肯后，郭雷枢又于1834年8月8日以书面献策，主张在黄埔建立一所浮动医院，即由商务监督医生为当地的英国船员提供服务。[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