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生活黑客是一个新兴的社会文化现象，英文中已经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Lifehacker。你不一定听过这个词，但是你应该已经很熟悉这个现象，也许你自己就是一个生活黑客。
比如说，如果你特别讲究做事的效率，使用过番茄钟这类的时间管理工具，或者你健身的时候会戴个运动手环，随时记录自己走了多少步，你做的就是生活黑客们推崇的事情。而如果再进一步，你经常研读“励志与成功”类的学问，并且发明了一套自己的生活管理系统，那你就是一个生活黑客。
生活黑客们积极地利用科技和工具提升自我，系统化地生活。《生活黑客》这本书仔细考察了生活黑客运动的演变过程，比较了各家的学说，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评估了各种方法都好不好使。你将在本书中一一看到提高工作效率、保持运动习惯，甚至找到交往对象的黑客技巧。你也会对各路门派的生活黑客所提倡的思考方式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作者介绍
约瑟夫·M.小雷格尔（Joseph M. Reagle, Jr.）
美国东北大学传播学副教授。著有《诚信合作：维基百科文化》（Good Faith Collaboration: The Culture of Wikipedia）、《阅读评论：网络上的点赞者、怀恨者和操控者》（Reading the Comments: Likers, Haters, and Manipulators at the Bottom of the Web）等。
他是一名生活黑客。
部分摘录：
时间黑客 2016年春天，电台节目兼播客“魔鬼经济（Freakonomics）与特别来宾蒂姆·费里斯——一个一辈子都在提升自我的人——一起迎来了节目（举办的）自我提升主题月的尾声。抛给费里斯的最后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推敲：如果你有一台时光机器，你想去哪个时代，为什么？被告知他不一定非要去刺杀一位历史上的暴君后，费里斯说他想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块儿喝几杯。费里斯很欣赏富兰克林的热情和对许多不同领域的贡献，他“有喜欢恶作剧的欢乐的一面，也有爱出风头的一面”。
富兰克林和费里斯确实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产出了一些和自助有关的内容：富兰克林有他的《穷理查年鉴》，费里斯有他的书、播客和博客。费里斯甚至把他讲效能、健身和学习的书和富兰克林所说的3个可取品质——“健康、富有和智慧”——关联了起来。有人将富兰克林视为第一位讲究科学的美国人，他热衷于探索他周围的世界。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视为小白鼠，拿自己的身体和能力做实验。这两个人都以看重工作效率和时间著称。富兰克林会提前安排好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毕竟“时间就是金钱”，费里斯则将苦差事压缩到每周4小时。
富兰克林和费里斯同样广受批评。两个人都因爱出风头而遭诟病。在巴黎，富兰克林的魅力为他招来了英国大使的攻击和他的美国同事约翰·亚当斯（JohnAdams）20的轻视。即便英国人（当时）正在进行政治宣传，而亚当斯是个好嫉妒的道学先生，他们的抱怨也并非空穴来风。费里斯的好出风头同样惹人非议。一位创业者写了一篇题为《恨了蒂姆·费里斯这么多年后，我学到了五大时间管理技巧》的帖子，他在帖子中用急进、群发垃圾信息和让人产生敌意来形容费里斯早期为提升自我所做的努力。
还有评论家指摘富兰克林的性格和费里斯的工作效率。由于富兰克林的格言让年轻人们受了不少罪，马克·吐温（MarkTwain）——坏脾气的汤姆•索亚（TomSawyer）的塑造者——对其大表不满。为了报复，马克•吐温自己也创造了一句格言，还不正经地把它算到富兰克林名下，以混淆视听：“千万不要把拖到后天也可以完成的事只拖到明天去做。”相应的，一位评论家提出疑问，费里斯关于“成就的观念”是否仅仅是“可笑又可悲的自我欺骗的幌子，以及对生活本身的逃避”？最本质的是，学者们在富兰克林的职业道德和费里斯将工作时间压缩到每周4小时的才能中看到了特权的影子。富兰克林非常多产，但他几乎没有想过，是妻子德博拉·里德（Deborah Read）的付出才让他有可能过上如此多产的生活。他也可以将许多苦差事派给他的私人奴仆——在他还没变成主张废奴者的时候。相应的，费里斯在4小时的工作周里完成了许多任务，但这只是把苦力活外包给虚拟助手的结果。
在人们长达数个世纪的追求自我提升的过程中，富兰克林和费里斯位处这一进程的两端。他们是典型的美国男性。富兰克林是殖民时代美国人的代表，而费里斯是硅谷时代的代表。生活黑客表面上对时间十分痴迷，但在他们力图妥善利用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有什么是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呢？富兰克林和费里斯为思考这样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节约时间 历史学家E.P.汤普森（E. P. Thompson）认为欧洲历史可以按两种工作取向划分：任务取向和时间取向。关于任务取向：人们在一天中不同的时段处理一系列周而复始的琐事。农民在早晨将羊放到牧场、挤牛奶，鸡在一天结束的时候重返鸡舍。时间不是用来消磨或者节约的，“工作”和“生活”之间几乎没有差别。
随着工业的兴起，时间取向也应运而生：工作被划分为若干个阶段，成了一个更复杂的过程的一部分。工作依赖于工人的同步劳动，时钟让分散式市场的协调工作——从织布到将布运上下午出发的火车——变得可能。汤普森评论说，协调工作的需要很快就演变成了“节约时间”的观念：“清教主义在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利益联姻中，让人们皈依于一种新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甚至从孩子的幼年时期就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要让每一个闪耀的时刻精益求精，还让人满脑子都是时间就是金钱的等式。”对那些习惯争分夺秒工作的人来说，旧时的任务取向“显得浪费时间、缺乏紧迫感”。
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和弗兰克·吉尔布雷思（Frank Gilbreth）及莉莲•吉尔布雷思（Lillian Gilbreth）便是这样的人，他们是20世纪初“科学管理”方法的奠基人。泰勒认为，管理人员应当在专家的协助下、借助于秒表尽可能提高工人的效率。他的一桩著名“事迹”是改进工人搬运生铁的例行程序，使其产量增加了两倍——不过，历史学家对泰勒倡导方法的严谨性和他对外宣布结果的真实性有所质疑。相应的，吉尔布雷思夫妇以他们对时间和动作的研究著称。在他们的其中一段影片中——可以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看到，一名使用雷明顿（Remington）打字机的打字员在一个正在运转的秒表边工作。在弗兰克·吉尔布雷思的指导下，这位打字员改进了她的打字技术，并代表她的雇主赢得了一个打字比赛的冠军。诸如此类的例子为泰勒和吉尔布雷思夫妇在管理层（以及管理层以外）的人群中赢得了关注——甚至是在他们夫妇长期不和的时候。吉尔布雷思夫妇的高效持家甚至还成了《儿女一箩筐》（Cheaperbythe Dozen，1948年）和《待嫁丽人》（Belleson Their Toes， 1950年）这两本热门书由他们12个孩子中的其中两个合著——的取材来源。
虽然弗兰克·吉尔布雷思教出了世界上打字最快的打字员，全键盘21的局限却让他深感挫败。尽管效率低下，人们却一直在使用全键盘，这使得全键盘一直遭人诟病。全键盘的设计是为了防止早期机器的键盘卡住，而不是为了提高打字员的舒适度和速度，于是吉尔布雷思提出了一个改进版的键盘布局。他的建议最终催生出了奥古斯特•德沃夏克（August Dvorak）在1936年发明的一款简化版键盘。在德沃夏克键盘上，人们可以方便地从中间行打出最常用的字母和字母序列。我所知道的这些键盘的使用者都是黑客类型的人，包括泰南和博客系统WordPress的创建者兼CEO马特•穆伦维格（Matt Mullenweg）。
现如今，很多创新阶层要比工业资本主义要求的同步劳作走得更远。人们确实还会设立里程碑和截止时间，有时候也会使用Doodle22这样的共享日历和日程管理服务。但即便如此，随时兼顾多项任务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在特定时间完成单项任务。记者尼基尔•萨瓦尔（Nikil Saval）——《隔间：办公室进化史》（Cubed：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orkplace）的作者——因而将生活黑客看作是泰勒主义23的2.0版本。萨瓦尔承认，生活黑客“一开始是一种对注意力碎片化和过度工作问题的略有诚意的回应——是一种从需索无度的工作中夺回一点空闲时间和自主权的努力。但后来，它成了另一种盛气凌人的自我提升模式”。在生活黑客的模式里，并没有人拿着秒表监督我们，表面上我们确实是在自己帮助自己。但在这一过程中又横生出了别的枝节。我们将自己的自主权交给了“一个无脸的管理者，它可以是应用软件，可以是追踪饮食习惯和睡眠周期细节的自我管理图表，也可以是导师们的著作和热词”。这位被内化的管理者并不是真的没有面孔。定睛一看，其实正是我们自己的面孔敦促着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快、更好”——这也是最近一本关于“在生活和企业中变得高效的秘诀”的书的标题。也有人评论说高效的收益鲜归工人所有，但工人们的焦虑感和一种没来由的过失感却在加重。
可是，人们难道不应该自由地实验可以让生活变好的方法吗？不像在呼叫中心和仓库的严苛管控之下工作的人，黑客们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如果人们有做出明智决定的能力，他们无疑会发现有些事情对他们管用，有些则不。我们将会看到那些热情最终有所退却的黑客，他们意识到自己对“高效色情”24的追求其实是反高效的。我们也会看到辞去高压工作、变卖所有财产，选择只带着背包环游世界的黑客。但在那之前，自助和生活黑客是如何建议我们提高工作效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