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是一本教你认识情绪、体会情绪、使用情绪的书。
《情绪》另辟蹊径，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观点：正面情绪将帮助我们更好、更快地实现目标。
戴维·德斯迪诺准确地向我们解释了什么是正面情绪，如何培养正面情绪，更以实例说明了正面情绪与达成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德斯迪诺的案例和实验中，正面情绪像一个个小精灵，总是能在关键时刻点石成金——帮助人们更好地达成目标，对那些一次次被提上日程又一次次被放弃的目标而言，正面情绪格外有效，比如减肥、学习新技能、做一个更好的人，等等。
这就是情绪的魔力。对生活心怀感激，能让你的身体充满活力；“帮个小忙”，能让你与朋友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同情未来的自己，能让你控制提前消费的欲望，更好地执行储蓄计划……正面情绪对我们的健康、人际关系，以及工作会产生直接益处。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身处什么岗位，学会让情绪“为我所用”都显得格外重要。这本书将帮助你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打造幸福充实的生活氛围，创造有价值的美妙人生。
作者介绍
戴维·德斯迪诺
美国东北大学心理学教授、社会情感实验室主任，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他曾担任美国心理协会主办的《情感》杂志的主编，也曾在哈佛大学任访问副教授。
他的文章散见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科学美国人》。曾出版畅销心理学作品《隐性格》
部分摘录：
问题：我们为何，又如何让未来贬值 是现在拿一颗棉花糖，还是等会儿拿两颗？这个问题可不是你想象中的能发动科学革命的问题，但50年前它确实引发了一场革命。当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宾格幼儿学校里，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开展了一系列实验（后人称之为“棉花糖实验”），这为现代人理解自控力以及由其导致的目标达成方式的不同奠定了基础。这些实验研发出一种预测工具，它一直以来都是行为科学家们心目中圣杯一般的存在，它能提供某种方法帮助我们辨识最有可能成功的人，这种筛选能力对教育者、雇主和招聘人员来说尤为珍贵。
棉花糖实验的重点部分主要关乎抵抗诱惑的能力。它给孩子们摆出了一个诱惑力与时长的困境选择。孩子们可以立刻吃掉研究人员放在他们面前那张桌子上的单份食物（通常情况下是一颗棉花糖，该实验因此得名）。他们也可以暂时克制食欲，等到研究人员去大厅再返回后，就能获得双倍奖励：两颗棉花糖。这个选择看似很简单，但最终结果显示，实验中某个孩子能否成功抗拒第一份食物的诱惑，反映出的问题并非日常生活中做个随机选择那么简单。这个选择就像是面向未来的一个窗口，它能反映出孩子们日后会如何应对生活中的各种诱惑。那些可以等待的孩子，也就是可以抑制住即刻满足感的那些孩子，在几十年后获得的奖励可不止两颗棉花糖。
米歇尔的团队对这些孩子进行长期追踪后发现了一个共性模型。那些在幼儿园时期更能抗拒诱惑的孩子，与他们那些更冲动的同伴相比，长大后发展得更好。前者不仅成绩更好，1而且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总分比那些立刻吃掉棉花糖的同龄人要高出200多分，因此进入名牌大学的概率也更大。或许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获得的更大成就并不仅限于学术层面。更强的自控力还预示着更好的人际关系和健康状况。幼儿园时期展现出更多耐心的孩子，长大后也会拥有更强大的社交关系，得肥胖症的概率更小，吸毒或出现其他上瘾类不良行为的可能性也更小。同样，在其他成年人中（不是米歇尔最初的那些研究对象）进行的实验也表明，更强的自控力是财务状况向好发展的基础，主要表现为养老储蓄更充足、负债水平更低。
简而言之，控制冲动的能力对我们而言极为重要。不管是学习、实践、存钱、运动或者坚持，情愿牺牲眼前利益来换取未来更大的回报往往能改变一切。然而，正如我开篇所讲，这种与成功联系如此紧密的能力的运用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换言之，假若利用自控力抵制短期享乐一直以来都是最佳选择，那么这种能力应该不难掌握，人类进化也应该为其扫平道路。但现状是自控力往往难以掌握，也很难维持，其虚无缥缈要么代表一种异常差错，要么代表一种大多数人都意识不到的更加复杂的动态变化。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我们需要窥探人类思维的运作方式。
做蚂蚁还是蚂蚱 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不会立刻感受到许多决策产生的完全效力。与成长的幼苗或溃烂的伤口一样，正确估计一项决策产生的结果，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有时候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假若一项决策产生的当下和未来结果都是正向的，那么两难选择也就不存在了。比如一个人爱去健身房并且时间充裕，那一切都没问题。运动不仅能带来即刻满足感，而且能增强体能，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但若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选择导致的成本与收益并未齐头并进，那么人们便会难以做出决策。许多决策会呈现暂时性折中，也就是说这些决策在当下提供的成本或收益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的成本或收益并不相同。你选择吃什么、选择是否投资与如何投资、如何安排空余时间，这些决策产生的收益或损失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显现出不同的效果。多吃一份薯条的你在当下可能会觉得很棒，但这份薯条可能会让你下周在医院经历一次倍感压力的检查；你从养老储蓄中抽出一笔钱租辆时尚的新款宝马，开车外出惹人羡慕，但这会让你晚年生活的质量下降；如果你因为去健身房而占用了学习备考的时间或准备工作汇报的时间，那么这次愉快的健身体验也能导致未来的成本的产生。
这些不同类型的情景——不同的结果随着时间演进才会慢慢显现——被称为跨期选择，它每天都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每当人们选择将精力或资源放在一个活动或目标上而不再做其他选择时，不管这一选择是否是刻意的，都非常有可能出现折中的情况。关键则在于如何选择。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你是全身心进行项目研究还是去影院看一部自己感兴趣的电影？如果一个人关注的是效用最大化，即经济学家所说的满意度，那么决策便一目了然。观看电影会带给人们愉悦，按期完成一个重要项目可能会让人们升职或加薪，人们在对比过两种效用后，应该不难做出选择。大多数情况下，后者带来的长期收益远多于前者带来的即刻满足感。现在努力工作能让我们在未来有更多去影院的机会。收入增加后，这类外出活动的消费自然不在话下了。
可见，每当决策涉及努力或金钱时，我们内心总会权衡备选项。借用寓言中的两个形象来讲，那就是我们必须决定是做蚂蚁还是蚂蚱。
可能有人对这个古老的寓言并不了解或者印象不深，它讲述的是职业精神截然不同的两种生物的故事，一个及时享乐，一个辛苦劳作。夏天伊始，蚂蚁和蚂蚱都开始思索如何度过这个夏天。勤劳的蚂蚁抵挡住了在温暖的阳光下玩耍的诱惑，不辞劳苦地为之后的寒冬收集食物。无忧无虑的蚂蚱则恰好相反，整个夏天都在尽情歌舞，因为夏天的食物供应很充足。冬日终至，蚂蚁囤足了过冬的食物，而蚂蚱因为夏日里的游手好闲被蚂蚁责备了一番，之后就饿死了。
一直以来，大人们都在用这个故事教孩子们一个道理：要确保成功（或者至少确保生存），就必须舍弃玩乐，努力工作。这个故事还为捕捉自控力动态规律提供了一个完美形象。蚂蚱象征着即刻满足感的价值，蚂蚁象征的是相反的一面——即时付出带来的未来回报的价值。如果你的思维在某种情况下倾向于蚂蚱，那么你的决策便会倒向短期回报——出去看电影的欲望会战胜努力完成一个重要项目的想法。相反，如果你的思维倾向于蚂蚁，那么对获得赏识和加薪这类未来回报的渴望就会促使你专注于手头的任务，即使这要求你做出暂时的牺牲，你也在所不惜。不管我们谈论的是金钱还是食物选择、锻炼或者信守承诺，这个比喻都适用。我们一直都在忙着衡量短期回报和未来回报的不同价值。
总而言之，这看似是一种极为合理的决策框架。不过在下文中我们会看到，重视短期回报有些时候也是有道理的，否则我们心中便不会首先冒出对短期回报的渴望。其实要想做出明智的决策，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无偏向思维演算，即能够在任何情境中客观准确地决定我们应该做蚂蚁还是蚂蚱。只可惜，世上并无这种理想化的思维演算。人类的思维对当下有种与生俱来的偏爱，所以要想让思维的蚂蚁打败蚂蚱，那么未来回报必须远远多于短期回报才行。否则，我们就会像蚂蚱那样，选择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无限拖延，而不会勤奋工作、坚持储蓄，更不会为未来的成功踏踏实实地打好基础。这是不是大脑“软件程序”的漏洞或特性，并不取决于你为何对此提出疑问，而取决于你何时对此提出疑问。
过时的“贬值”心理 我们要想搞清楚为何自己的未来容易大大贬值，需要改变对贬值的固有认识。我们购买的许多东西马上就会开始贬值。一辆新车开出车库，其价值已经降低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用了几个月，其价值也已大大折损。然而，在跨期选择上，贬值的效果恰好相反。人们对尚未得到的事物或回报抱有的期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少。举个例子，对于一辆刚下组装线的新车，比起6周之后就提车，人们会觉得6个月之后提车就亏了。许多经济学家很久之前就发现了这个现象，将其称为“时间折扣或延迟折扣”。在这些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主导20世纪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看来，这种折扣无异于令人遗憾的“大脑死机”。对他们而言，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就让未来的货物贬值是不合逻辑的，他们认为人类能够，或者至少应该做出纯理性的经济决策。
经济学家们的遗憾暂且放在一边，思维活动中存在时间折扣的确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让我们举例来说明其运作方式。假设政府计划提供100美元的退税，大多数人当然会欣然接受。但现在假设政府就这笔钱的退返提供了两种方案：一是人们可以立刻收下这100美元，且无任何附加条件；二是人们可以将这100美元投资债券，一年后可以获得400%的保障返利。如此一来，你会如何选择？不管你相信与否，大部分人仍然会选择立刻收下100美元，而不会选择一年后的500美元，即使后者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是最佳投资方案。
这看似很荒谬，居然有人会白白错过这400%的返利，然而无数实验结果都佐证了这一点。我的实验室就能提供证据。我们曾邀请大波士顿地区的居民来到实验室，将每个人单独安排在一间有电脑的小隔间中，告知他们电脑上会显示27个问题，一次显示一个问题，需要他们在两种金融方案中选择自己心仪的一种。每个问题采用的形式都是“你愿意现在就获得X美元，还是Z天后获得Y美元？”。为了让选择更真实，我们还告知受试者，我们最终会在他们的所有选择中随机挑选一个，给他们相应金额的奖励。比如我们在一位受试者的所有选择中，选中了“你愿意现在就获得41美元，还是20天后获得75美元？”这一问题。如果这位受试者在这个问题中选择了立刻获得，那么我们就会在实验结束后给他41美元；如果他选择了未来回报，那么我们会在20天后寄给他相应金额的支票。
问题中X、Y、Z的金额并非随机。Y大于X，否则为了一个更少的未来回报舍弃更多的短期回报，这没有意义。通过变换不同组别的X和Y，同时改变人们需要为未来回报等待的时间，我们计算出了一个值，它可以衡量一个人给未来的金钱报酬打了多少折扣。这个衡量值叫作年度折扣系数。这个数值在0到1之间，反映的是一年后获得的固定收益相对于当下收益而言，其比值的大小。比如一个人的年度折扣系数为0.5，这就代表他觉得一年后可获得的100美元等同于现在获得的50美元。换言之，年度折扣系数为0.5意味着这个人愿意接受当下的50美元而舍弃一年后的100美元。
我们这项实验的受试者也未能免俗。实验的平均年度折扣系数为0.172，即大多数人觉得等待了一年才到手的100美元只值当下的17美元。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现在给这个人的钱多于17美元，并要求他放弃一年后获得100美元的机会，他就会立即接受。这可是很大一笔操之过急的金钱交易，毕竟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将17美元变成100美元，折算后的投资收益甚至高于400%。除非一个人需要靠这17美元熬过接下来的几天（不然身体或精神就支撑不下去了），否则做出上述决策实在不合情理。这样的决策似乎太过鼠目寸光，毕竟靠着这笔收益，一年后的购买力会有大幅提升。
为什么本应具备适应性的大脑会有这种短浅之见呢？这是个好问题。但答案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打折扣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是合理的。谚语说：“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客观来说，没人会否认两只鸟确实比一只鸟能填饱肚子。然而，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猎杀两只鸟或许落得一只不剩的不确定性与稳得一只鸟的确定性相比，就有些冒险了。跨期选择亦是如此。没有人否认一年后的100美元收益比当下的17美元价值更高，但等待这100美元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你一年后确实能拿到这笔钱的确定性。万一银行利率走低呢？万一你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呢？只有在确定能获得未来回报的情况下，当下的牺牲才是有价值的。
在充斥着不确定性的生活中，我们需要着眼于各种可能性来权衡回报。未来回报并非一成不变，这时感知到的价值不等同于客观价值，也不应该等同。在很大程度上，这类似赌博，谁会愿意在一场牌局中投注50美元，前提是赢家只提供50美元的回报？如果是60美元的回报呢？可能仍然无人问津。200美元呢？这可能有点儿吸引力。当赢的概率不确定时，只有更高的收益才能诱使打赌的人冒险一试，并且越不确定，赌注总额就要越大，这才能保证有人会冒险加入赌局。
折扣的原理也是如此。一个人对努力学习或努力工作带来的收益越是不确定，其对需要恒心才能获得的未来回报值的估计就越会打折扣。最新的发现都证实了这个结论。美国心理学家弗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斯带领一个研究团队对人们的折扣水平进行了对比研究，这些人来自不同的成长环境，其不同点在于是否相信未来会更好，分析后，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3研究人员要求社会经济背景各不相同的受试者做出一些与我们的实验类似的经济决策，最后发现面临潜在财务危机时，那些自述从来不确定自己的家庭有能力满足自我需求或渴望的受试者，对未来回报值的低估程度，明显高于那些从小到大在物质条件上获得了更多保障的受试者。而且，即便研究人员将受试者当下的经济状况考虑在内，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也就是说，原生家庭贫穷但目前经济状况稳定的人，与原生家庭富裕但目前经济状况稳定的人相比，前者对未来回报值的预估折扣率更高。
类似的逻辑可能也适用于持久韧性与成长型思维之间的联系。成长型思维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创造的一个心理学术语，他认为努力能够提升智力水平或相关能力，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智力和能力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一个人认为智力是一成不变的，那么他又为什么要费心去提升智力呢？只有人们相信努力就能获得回报，比如学习能使人更聪明，冒险舍弃即刻满足感而埋头苦读的做法才有意义。
我曾经说过，人类大脑可能具有某种特性，我指的就是这类（极易受到可能性影响）折现。当牺牲和苦干能够带来某些收益时，这样做的确是有意义的。不管这些收益是考上医学院、找份好工作、在波士顿交响乐团中占有一席之地，还是得到一个更好的命运轮回，你都值得努力一搏。但不管付出多少汗水，你都无法保证这些目标一定能实现，因此这份回报必须足够丰厚，丰厚到能让人压制内心想要即刻放松或图省事钻空子的冲动。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在阐述，人类的进化并未将我们的思维固化，而是将其塑造得灵活可变。思维灵活可变通常是指人类知道何时该节省精力，而不是追求不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
但是这其中仍然有一个问题。如果思维折现能够极好地适应一切，我们就不需要自控力和坚毅品质与之抗衡了，我们的思维在面对困难或诱惑时就能准确估算出何时要坚持到底，何时要收手止损。如果思维折现真能完美变通，我们就都会成为专业的赌徒，知道何时继续、何时收手。如果知道未来会为此付出代价，那么我们做事就不会拖延。然而现实生活并非如此，这就要说到我前面提到的漏洞问题。适度打折扣是完全合理的，然而我们的思维常常会折现过度。我们会过度低估未来回报的价值，结果通常是做出的决策弄巧成拙，无法发挥潜力。
一个心理学机制既是特性又是漏洞，这听起来很诡异。事实上，并不是说折现这种心理学机制设置不当，它只是有些跟不上节奏。当今世界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这些选择的确定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与祖先相比，我们更清楚吸烟喝酒、食用高脂高糖的食物会损害未来的健康。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投资债券或保险，相信未来终会获益。我们也有数据可以证明，从长远来看，大学毕业的人的经济状况会更好。不过，这些都没有保障，因为你有可能才把餐盘上那只甜甜圈换成花椰菜，随后出门就被车撞了；或者你毕业时可能正值经济衰退期，你的收入永远配不上你的个人天赋。然而，和先辈们没有机会缔结财务合约或接触抗生素相比，对我们而言，耐心、恒心、上进心与未来结果之间的联系已是再清楚不过了。
只可惜，我们的脑力计算机尚未进行适当的软件更新，因为人类进化调整这些事情的速度远不及社会改变各类风险的速度。因此，我们会在计算时出错，会把短期回报看得过重。我们关于长期价值的计算通常是不准确的，因此会不理性地高估了当下的享乐和回报，拒绝得到400%年收益的机会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个逻辑当然不仅适用于金融领域，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我们可能高估其他事物，即使当下的欢乐会让未来付出一定代价也在所不惜。
选择省事的，而不是正确的 当我谈到与折现和自控力相关的挑战时，人们通常会认为遇到这些挑战的人更有可能是别人，而不是自己。也就是说，人们会认为其他人可能会轻易屈服于诱惑，但自己不会这么堕落。事实上，每个人走捷径、逃避困难的概率都相当高。我们可以通过正确的情境来了解这样做的原因和方式。
我的实验室曾经和心理学家皮尔卡洛·瓦德索洛合作完成了一次实验，那次实验的受试者们碰到的情境如下：一个晚春的早晨，阳光明媚，让人忍不住想去户外野餐，受试者们正赶往实验室参加一项研究，他们在一周之前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当时天气不像今天这样晴朗。
他们到达实验室之后，研究人员一次陪同一位受试者前往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摆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台电脑。受试者坐定后，研究人员会说明今天有两项不同的实验。一项实验是看图寻物，要求受试者浏览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图片并找出指定的物体，这项实验所需时间很短，只需大约10分钟，大部分受试者都觉得这项实验很有趣。而另一项实验就没这么有意思了，它需要人们花费45分钟的时间完成一些很有难度的逻辑题。
研究人员必须确保两项实验的受试者数量相同。为了不强行规定谁完成哪项实验，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分派受试者的方法。每隔一位进来的受试者将会成为“决策者”，顾名思义，即他有责任确定自己要完成哪一项实验，是简短有趣的那项还是繁杂冗长的那项。由于完成每一项实验的人数必须相同，所以决策者的决定也就决定了另一半受试者需要完成的实验。简单来说，这就意味着每位决策者不仅需要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决定了下一位即将进入小房间的受试者的命运，因为下一位参与者不得不（或者有幸）完成决策者未完成的那项任务。
每位受试者随后了解到自己将成为决策者。决定完成哪一项任务最公平的方法就是抛硬币，所以研究人员给受试者提供了一台设备，它可以模拟抛硬币的过程来帮助受试者做出决策。当受试者按下按钮时，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绿色或红色的圆圈。绿圆圈代表受试者要完成的实验是看图寻物。红圆圈代表等待受试者的就是一长串的逻辑问题。研究人员确保受试者明白了各项规则后，就留下受试者和随机选择器开始实验。
受试者独自坐在小房间中，思考要做什么。没有人会知道受试者最终有没有用随机选择器，研究人员在演示时明确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这位受试者不再会和研究人员见面了，从现在开始到走出房间，受试者需要做的就是操作面前的电脑。即使受试者不使用随机选择器，而是直接点击，完成简短的看图寻物实验，其行为也不会被察觉。
我们预想的是大多数受试者预测自己会做正确的事，会有自控力去使用随机选择器并接受它给出的选择。事实上，我和瓦德索洛对100多位受试者进行了采访，询问他们觉得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最终却发现了心理学研究中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一致性。每位受试者都认为不使用随机选择器来决定谁完成费力的项目是不诚实、不道德的行为，是缺乏高尚品德及意志力薄弱的表现。然而面对真实性选择而非假设性选择时4，即坐在小房间里有机会作弊但并不会被发现时，92%的受试者还是没能抵挡住诱惑，他们屈服的方式各有不同。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在受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房间内的隐藏摄像机在观察他们的举动。有些人彻底无视随机选择器，自己直接选择了看图寻物；有些人使用了随机选择器，但使用了不止一次。我们事先对随机选择器进行了编程，使得最初几次的选择结果为红圆圈，所以屏幕上出现红圆圈时，他们会再次按下按钮，一次又一次，直到出现绿圆圈为止。虽然这依旧是作弊行为，但看到屏幕上的绿圆圈会让他们感到舒心一些，好像他们的不断“重选”是合乎情理的。
最初看到如此高比例的作弊操作时，我们着实感到震惊，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正好遇到了一群不诚实的受试者。为此，我们又在不同的受试者中重复了几次相同的实验，然而结果相差无几。从平均数据来看，90%的受试者都作弊了。5所以，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属于拥有自控力、遵守规则的那10%，但我们不属于这群人的可能性更大。
一个人没有抛硬币进行公平选择并不代表他生来就不道德。我相信实验中行为利己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说是可靠、正直的良民，大多数人可能还极为勤奋刻苦、刚正不阿。但一个人惯常的诚实和自制行为不代表他会一直如此。这个实验表明，在表面之下，我们的内心一直在权衡得失。虽然我们询问的每个人都表态说为自己挑选好差事是不道德的举止，但实际上几乎人人都这么做了。其中的理由，正如前文提到的，是人类的思维在不断运转，以使结果最优化，而在这类情境中，人们能侥幸地以从长远来看几乎不会损害自身名誉的方法获得时间和心理上的满足，因此人们的思维就会促使他们采取这种行为。
久而久之，诱惑接连不断，我们都会遇到这种动态模式。即使在我们更熟悉的情境中，自控力失效的次数虽然也不少，但也应该不会高达90%。出现这一高比例，源于我们对情境做了微调，采取了匿名机制，因此未来名誉受损的可能性降低了。这些发现无不清晰地表明每个人当时都在权衡得失。不仅如此，大多数人更容易在诱惑之下偏离自己的道德信条，当下的他们自是无比愉悦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结果也表明了当我们只需要对自己负责的时候，大部分人就会失去自控力。类似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有可能是一个孩子权衡在家庭作业上耍点儿小聪明（为了玩儿手机，谎称作业已写完）会付出的代价。也可能是你自己辛苦了一天后，心里盘算着去健身房更好，还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更好。不管具体情境如何，归根结底都是一种短暂的、通常是倾向于当下的估算方式在作祟，意在当下享乐和日后享乐两者间权衡。这是一场思维拉锯战，是我应该或我不应该的踌躇不定，这种情境大家都太熟悉了，通常也会让大家留下太多遗憾。
大多数人都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利用执行功能的认知机制去战胜倾向于即刻满足感的情绪，也就是说，利用意志力战胜即刻满足感。但在现实中，当人们面对冗长繁复的任务和简短有趣的任务进行二选一时，情况并非如此。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不管是在这个实验中还是在其他情境中，情绪反应并没有阻碍自控力的运用；相反，其起到的其实是正向刺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