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商鞅之死、吴广死因之谜、宋仁宗生母之谜、《清明上河图》真迹何在、明成祖身世的疑问、雍正帝是否矫诏夺位…… 本书涵盖了各个方面的历史谜团。 在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的基础上，作者结合新研究成果，对这些谜团进行深入剖析，帮助读者了解历史真相。 套装包括《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先秦卷》、《隋唐五代卷》、《宋元卷》、《明清卷》共五卷内容。
作者介绍
范荧： 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古代社会生活史和民俗的研究和教学。有《华夏五千年•宋辽金元》《中国历史之谜（续编）》《上海民间信仰研究》等著作；发表《宋代民间信仰中的佛教因素》《宋代社会的礼俗矛盾》《沪地传统民间巫术及其社会影响》等宋史与民俗文化方面论文多篇。
部分摘录：
于真假是非间——弘仁山水画的疑谜 倘若出自名画家之手的某一著名作品被发现有同名形者，除去草稿与正本的区分，百分之百可以肯定有真假之别，这是人所共识的。然而要是某一作品被发现有同形而不同名者，题跋亦不是同一年代，赠送的对象也不同（或作画目的不同），又当如何看待呢？这不是假设的情形，三卷弘仁山水画就碰上了如此怪事。
弘仁（1610—1663或1664），本姓江，名韬，字六奇，号渐江，人称梅花古衲，歙县（今属安徽）人。明诸生。明亡，曾参加抗清复明斗争。顺治四年（1647），从建阳古航禅师为僧，云游武夷等地。后回歙县，潜心习画。尝往来于黄山、雁荡山之间，以所感、所悟融于笔墨间，从而形成了寓伟峻深厚于清简淡远的艺术风格。文献记载他曾学画于萧云从，并受倪瓒绘画风格影响；他人品高尚，有清代倪瓒之称。与汪之瑞、孙逸、查士标并称“新安派四大家”，即海阳四家。
这里所说的三卷弘仁山水画分别是安徽博物院收藏的《晓江风便图》、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送别图》和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寺桥山色图》。
《晓江风便图》纸本，墨笔。清顺治十八年，弘仁为送别朋友吴羲而作。画面近处山峦连绵不断，巨石险峻，林木凋零，寒亭孤立；远方烟嶂耸立，云雾缭绕，宽阔的江面若隐若现，几只小舟荡漾水面。意境幽僻淡逸，具有空旷悠远之美。弘仁自跋书于画的尾端，全文为：“辛丑十一月，伯炎居士将俶广陵之装，学人写《晓江风便图》以送。揆有数月之间，蹊桃初绽，瞻望旋旌。弘仁。”跋后有“弘仁”朱文圆印一、“渐江”白文方印一。这幅图曾影印于《支那南画大成》第十六卷，被认为“构图严谨，笔法清秀圆润，以倪云林笔法为基，参用黄公望和米友仁等法，是弘仁不可多得的一幅精心之作”。
《送别图》，纸本，墨笔。构图、内容与“晓图”同，作者自跋题在画卷末尾，跋文云：“己丑三月，尔世居士将之武陵，学人写此送别，时蹊桃初绽，小鸟亲人，弘仁。”跋后押“弘仁”朱文圆印，“渐江”白文方印。跋文中所提到的“尔世”名吴延之（1623—1668），歙县西溪南人。
《寺桥山色图》除跋文外，与前两幅完全一样。其跋识在画卷的开篇，内容为：“辛丑度腊，仁义禅院，落落寡营，颇自闲适，日曳杖桥头，看对岸山色，意有所会，归院研冰始融，率尔涂此。弘仁。”在自跋下，押“弘仁”朱文圆印一，卷末左下角又有“弘仁”朱文方印和“渐江僧”白文方印各一。此卷曾为美国收藏家顾洛阜（John M. Crawford，Jr）收藏，翁万戈《顾洛阜收藏绘画和书法》予以著录。
最早发现这三件弘仁山水画卷除了题识外，章法、布局全然相同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鉴定专家杨新。
1978年举办“全国流散文物展览”时，《晓江风便图》曾送故宫展出过。时隔不久，杨先生到上海博物馆参观，看到了正在展览的《送别图》。1984年杨先生又于美国看到了《寺桥山色图》。
显然，三幅弘仁山水画都是被当作真迹收藏的。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画稿与正本，或三种不同的变体画，还是有真有假？
经认真研究，杨先生认为，三幅中，《晓江风便图》是弘仁的真迹：
从题跋看，三图分别作于1649年（己丑三月）、1661年（辛丑十一月和辛丑度腊）。也就是说，《送别图》与后两件作品的创作时间相差十二年。且不论有感而作的《寺桥山色图》，既然《送别图》和《晓江风便图》都是弘仁为送别友人远行而作的，就其品行、才华而言，将十几年前的题材，也许是存留的旧画稿拿来复制，把题识稍加修改就送人的可能性非常小。何况二吴（吴延之、吴羲）都是歙县西溪南人，同姓同乡又同与弘仁交好，显见他们可能相识，或许还是本家。如果这样的话，弘仁怎么会把画相同、跋相近的作品分送二人？既然不能，这两幅画必然一真一伪。联系与画相关的材料，按题识所记，《送别图》应是弘仁四十岁时作的。据考证，弘仁出家时间在清顺治四年丁亥，时年三十八岁。可是在四十二岁前，弘仁作画极少，从现在能见到的或文献记载的几幅看，几乎都是伪作。以此推测，《送别图》自然也值得商榷。最大的可能是，《送别图》是依照《晓江风便图》摹制的。“送图”为假，“晓图”就必然是真的。说“晓图”是真迹，还有图后数人的题跋为佐证。《晓江风便图》后，计有受画者吴羲、程守（1619—1689，字非二，吴羲、弘仁的同乡好友）、许楚（1605—1676，歙县潭渡后许人，著有《黄山渐江师外传》）及清代画家石涛四人题跋。从题跋内容看，所叙创作缘起、经过确凿翔实，与画中弘仁的自识互为印证；从题跋的书法上看，四人字体各一，书写自然，是一般作伪者无能力效仿的，说明其为真迹无疑。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晓图”的真实性。但有一点疑问，即：若《送别图》是赝品的话，作伪者为什么把作伪纪年放在弘仁四十岁，也就是公认的弘仁伪作、疑作较多的时间段内？
再回过头来说《寺桥山色图》。从其题识看，此幅绘作时间仅比《晓江风便图》晚一个月，但是其笔法松散，缺乏灵秀气，特别是所画的芦苇、树木刻板呆滞，毫无生机、变化可言，与“晓图”无法比拟。最重要的是，此图的笔墨技法较多地吸收了吴镇的特点，而不是弘仁一向师从的倪瓒。再以画上题款与台湾华叔和“后真赏斋”收藏的弘仁《丰溪山水图》自识“辛丑十一月度腊，丰溪之仁义禅院，落落寡营，颇自闲适，日曳杖桥头，看对岸山色，意有所会，归院研冰始融，率尔涂此，殊觉潦草。渐江弘仁”相对照，不难发现，“寺图”的题识是从这里删掉了十二个字后搬过来的。凡此种种，明白无误地说明，这是一幅伪作。
杨先生的分析合情合理，但依然值得思考。
综观弘仁一生及其作品，弘仁四十岁前，确曾作过山水画，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山水小幅，是他早期作品，作于三十岁时。既然三十岁时能作山水小品，十年后，怎么不可能绘《送别图》呢？画史说弘仁受倪瓒影响甚深，应是指他的绘画风格定型后，而不包括早期初涉山水时期。很多画家初学画时，并不局限于固定的师从，弘仁似也不例外，如早期笔墨技法显得凌乱，甚至有其他画家的痕迹。从技巧上看，一个画家的成就是在不断努力中取得的，弘仁五十二岁时的《晓江风便图》比四十岁时的《送别图》老到、娴熟是正常的。从人的记忆而言，前述“弘仁不可能将十二年前的稿本拿出来复制一幅画送给不同的友人”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换个角度看，怎能排除他信笔挥毫时，忘记了先前的画作内容，而沉浸于全新创作的可能呢？关于人的记忆发生偏差的记载也是很多的。
此外，杨先生承认《送别图》和《寺桥山色图》的纸墨气色很旧，是与弘仁生活时代相去不远的产物，且《送别图》中“尔世”一人确为弘仁好友而不是凭空捏造的。这也有可质疑之处：如果“送图”、“寺图”是抄袭了弘仁送给吴羲的《晓江风便图》，则抄袭者必是不但熟悉“晓图”，且熟悉弘仁交友的人，特别是他早期的朋友。弘仁死于康熙二年（1663）或三年，而到康熙三十五年《晓江风便图》为程浚收藏时，尚未离开歙人之手。可见作伪者同时要具备“与弘仁同时代，熟悉他，见过并熟悉《晓江风便图》，画风近吴镇”这些条件。可如果是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人作伪的话，必然知道弘仁画法受倪瓒影响甚深，作伪时，也不会流露出吴镇的笔墨技法；还有，作伪时只要原封不动地照搬“晓图”即可，没有必要在题识上作出小别，让明白人一眼就能看穿。
总之，肯定《送别图》《寺桥山色图》为弘仁手迹的观点，自有其值得质疑处，而完全否认其为弘仁作品，就现在的论据看并不很充分。三卷弘仁山水画的是非真伪问题要真正解决，还有待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