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受命》是止庵的首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致敬《史记•伍子胥列传》和《哈姆雷特》的小说。这部作品关乎记忆和爱情，记忆来自既往，还没有退场；爱情指向新生，却无法生长。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作用力中间，是一个“日暮途穷”的复仇计划。男女主人公狭路相逢，一个怀揣着秘密，纠缠于噩梦一般的记忆；一个痴想着将来，一往情深灌溉着爱情。悔与憾从而在所难免，意外与紧张也就在情理之中。
止庵在小说中，充分展示了他刻画人物与描写日常生活的能力，通过对花木、商品、交通、服饰、饮食、展览以及建筑和新闻事件的精准搭建，为读者充分勾画出一个尚未命名的八十年代。依循人物的脚步，乘坐107路、44路电车，读者可以穿行1984-1986年的北京城：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花墙还在，三元桥新建成不久，音乐厅还是个大基坑；《读书》《读者》杂志深受年轻人的追捧；胡同口有打双人床的木匠，也有推着平板车卖棉套的小贩，冬储大白菜堆得像小山。组合家具、泡泡纱床罩、世界名画挂历、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小说复原了一个真实的八十年代的北京。
然而时间永是向前，爱与记忆的一切，都要让路给滚滚向前的时代。小说中屡屡提及的深圳，正是风吹来的方向，人物浪花一般的上升和跌落，也自此有了分野。
作者介绍
北京人，做过医生，当过出版社副总编辑，传记随笔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自由撰稿人。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惜别》《周作人传》《神拳考》等。止庵行文清淡如茶，无喧哗矫饰，落实细节处见其幽微，情感留白处恰当自然，耐人寻味，却不故作高深。《受命》系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部分摘录：
冰锋早上来到科里，自己的小桌上有张纸条，写了个电话号码，记起来是贺叔叔家的。赶紧到休息室去打电话。贺叔叔说，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想请你来家里吃顿便饭，老陆平反好几年了，一直很惦记你们。定在第二天冰锋下班后。贺叔叔住在北太平庄，离他工作的医院不太远。
那是个整洁宽敞的家属院，院门口种着一棵泡桐树，叶子不多，淡粉色的花朵脏兮兮的，像团团烂棉絮，却能闻着些许香味。几幢浅灰色的住宅楼，有的窗玻璃反射着夕阳，仿佛被点燃了。楼前有一排流苏树，树冠在二三层楼之间，开满细小的白花，花多叶少，花在叶上，望去有如积雪。贺家住在五楼。冰锋上了楼，从楼道窗口向下探望，真像一片洁净的雪野。
开门的是贺叔叔。他高高的身量，很瘦，脸型也是瘦长的，脸色略暗，面相很善良，人也很和气，穿了件深灰色的涤卡夹克衫。身边站着一位娴静的女人，比他略矮，年龄相当。贺叔叔说，这是你婶婶。又说，这是老陆的儿子，陆永志，你记得吧？冰锋把装着六个国光苹果的网兜递给她。贺婶婶很热情，毫无敷衍之意，以至于冰锋看不出她究竟记得父亲与否：啊，长这么大啦，欢迎，欢迎！
这对老夫妇的生活状态，正是冰锋想象中离休干部安度晚年的样子；贺叔叔举止言谈流露出的平和豁达，却是他在上一辈人身上很少见到的。略事寒暄，就吃饭了。四居室的一间辟为餐厅。小阿姨做的菜：八宝鸭，豆瓣鱼，麻婆豆腐，清炒蚕豆，拔丝苹果——贺婶婶特地说，苹果是客人带来的，以后来家里，千万别这么客气。贺叔叔要小阿姨去拿两瓶啤酒。贺婶婶说，老贺，注意身体，少喝点。贺叔叔说，没事，难得一见，今天算例外吧。来，咱俩一人一瓶。三个人随意聊着天。贺婶婶对冰锋说，过些天北海公园有个花卉展，值得去看看。据报上讲，是三十五年来北京首次举办国际性花卉展览呢。
吃完饭，贺婶婶客气地说，我去看新闻联播，就不陪你们了。冰锋随贺叔叔来到旁边那间书房。贺叔叔拄了根拐杖，左腿是瘸的。书房里摆着一套可拆装的组合家具，包括书柜、书架、写字台和沙发，当中铺了块浅绿色的化纤地毯。一面墙上挂着一幅题为“春到雁荡”的贝雕画，一幅软木画，圆形镜框，是松树为主的风景。另一面墙上有个北极星牌圆盘挂钟。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小阿姨送来两盏用盖碗沏的沱茶。冰锋刚才听出，贺叔叔讲的普通话里，偶尔夹杂着西南口音。小阿姨又把烟灰缸换了，说，没什么事，我回去了。
贺叔叔点着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徐徐吐出，对冰锋说，前些日子你来电话跟我打听一个人的地址，我问为什么，你没有说，我也就没有告诉你。冰锋知道，贺叔叔肯定是特地为这件事约他来的，但没想到对方开门见山，就说，谢谢您跟我谈这事。地址我就不打听了。如果可能，我想知道几件事：第一，“反右”的时候那个人是否曾经陷害我爸爸？第二，后来我爸爸被强迫退职，是不是他的主意？第三，最后我爸爸来北京治病，又是不是他向派出所诬告，非把我爸爸赶走不可？一句话，我爸爸的悲惨遭遇和最后的死，是否应该归咎于他？
贺叔叔笑了笑说，你可真着急啊。冰锋并未说出“祝国英”或“祝部长”，因为没摸清贺叔叔的态度，担心话题中断；贺叔叔同样始终回避提到这个名字。他的手指夹着烟卷，一缕烟正好飘在面前，和缓地说，怎么说呢，说这些事该他负责，也对；说不该他负责，也对。所以有句话叫“宜粗不宜细”。他要是愿意道歉，可以说是良心发现，但也可以说是多此一举；不愿意道歉呢，也没什么。你父亲的遭遇，在那个年代，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一件事，而且比你父亲不幸的人有的是。恕我直言，你这样追究，没有多大必要。
冰锋听了有些不快，觉得是将问题引向近乎虚无之处，同时也是在回护祝部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又与自己近来有关祝部长在父亲的遭遇中不过扮演了费无忌角色的猜测暗合。他说，但是……那个人，他不是一向跟我爸爸关系不错么？贺叔叔仍然是刚才那种语气：是啊，他们俩的关系确实一直不坏，从来没有什么意见分歧。如果具体说他为什么要检举揭发你父亲，这个我也想不明白。不过你父亲性格上也有些问题，太豪爽，太热情，而且不分场合，说话只图痛快，不知道适可而止。他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唉，什么都是这样，头一遍你没想到，但也就不给你第二遍的机会了。
冰锋想起父亲一贯留给自己的印象，与这里所说的简直完全两样，难道命运真能如此改变一个人么？贺叔叔这番话令他更不满意，但没有吭声。贺叔叔继续说，至于他记的那些话，是不是都是你父亲说的，这也没法核实，不过他的本子上确实一笔笔详细注明说在哪个地方，什么场合，当时都有谁在场；他说的那些在场的人，也许记得一星半点，也许记不得了，但谁也不敢出面否认，万一你父亲真的说了，还有别的在场的人也记下来了呢？那不成了故意包庇了吗？
冰锋看看贺叔叔，他正好将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二人没有对视。冰锋想，也许在场的人里也有你吧？也许你也没否认父亲说过那个人所记下的话吧？然而他无意就此发问，心思甚至没在这里过多停留。贺叔叔说，那年部里运动进行得不大理想，鸣放时不如别的单位有那么多人发言，发的言也都无足轻重，他把这材料一交，正好有了靶子了。革命是要有方向的，靶子越大，革命就越有力量。这件事升华到一定高度，就关乎信仰了。说出来你大概很难理解，他检举揭发你父亲，可能真的认为你父亲有问题；等到你父亲因此被定了性，也就真的有问题了。以后他对你父亲的所作所为，就是对待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必要之举了。
冰锋忍不住说，请问当时有人具体授意他这么干吗？贺叔叔摇摇头说，那倒确实没有。说实话，你父亲当时的位置，还没到有人授意非得打倒不止的份儿上，当然他一辈子也没到这个份儿上。冰锋说，我还是想不明白，他们之间结怨怎么那么深呢？我爸爸得罪过他么？干吗非斩尽杀绝不可呢？似乎为了放慢谈话的节奏，贺叔叔又点着一支烟，然后说，这么说吧，因为他揭发了你父亲，所以你父亲就跟他结怨了。他必须把这件事进行到底。倒也未必是要证明他做得对。什么事不进行到底，都是错。冰锋说，那我爸爸就成了牺牲了。贺叔叔说，刚才我跟你说了，像这样的事，绝对不止一桩。总是你整我，我整你。有的人平反了，不是还按当初他被诬陷的招数诬陷人，按当初被整的套路整人吗？
冰锋隐约感到，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正在自己心头凝聚：话说了这么多，不仅没有前进一步，连原本的立足之地都有些动摇了。被这种情绪所驱使，他吞吞吐吐地问，那么我爸爸，他……迫害过别人么？贺叔叔想了想认真地说，没有。冰锋说，那我爸爸就是一个纯粹的受害者了。贺叔叔仿佛正等着他这句话，仍然语气和缓地说，是的。但也可以这么想，他之所以是个纯粹的受害者，只是因为他倒霉得太早了。冰锋说不出话来了。
贺叔叔说，不错，那个人是检举揭发了你父亲，但是也许你父亲也会检举揭发他，只是没来得及，被他抢先就是了。可能不该这么假设，但谁知道呢？当然你父亲也许不会往那儿想，但这可能正是他的问题所在。你父亲这个人太老实，太善良，太相信别人，脑子太死。结果吃了大亏，而且从此翻不了身了。如果是你父亲检举揭发了那个人，那么倒霉的就是那个人，你父亲也许就得到他后来的位置，享了他的福了，这种事真的很难说。
冰锋急切地说，所以说，他是卖友求荣。贺叔叔微笑着说，话也许还不能这么讲。头一个，“友”，当他真心认定你父亲发表的是“右派”言论，真心认定你父亲是“右派”的时候，他们就不是朋友关系了，假如还是朋友关系，那他自己也成了“右派”了，这是个立场问题。第二个，“卖”，如果你认同前一条，这个就不成立，因为这是正当之举，必然之举。第三个，“求”，他这么做可能真还不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什么，只是原则性强罢了。第四个，“荣”，这个他确实得到了，但也还不能说他是踩着你父亲往上爬。是的，除了“踢开党委闹革命”那阵靠边站了些日子，哪次运动都没动过他，而且一有运动就能升迁，最后到了那个位置，但要说这与你父亲的遭遇有什么关系，总归有点牵强；没你父亲这档子事，他没准也能到这位置。你父亲一辈子可能除了自己倒霉之外，别的什么作用都没起过。这么说不是贬低你父亲，我自己也一样。过去有个说法，每个人都只是整部机器上的螺丝钉，我看有没有这颗螺丝钉，机器都照样转动，当然最好别掉下来，掉下来是你倒霉。而且即使他“反右”时不揭发你父亲，你父亲没被打成“右派”，以后就一定平安无事吗？躲过初一，就一定能躲过十五？我倒是过了这一关，可是呢？贺叔叔轻轻捶了一下自己那条瘸腿，叹口气说，我跟你父亲比，就是捡了条命——啊，今天咱们不说我的事。
贺叔叔有些激动，端起盖碗，喝了口茶，还呛了一下，又说，前些天有个老同事来，很有感慨地说，谁要是觉得过去这些年自己被冤屈了，就想想谁谁谁、谁谁谁吧，他们有多冤啊，为革命做了那么多贡献，最后落到那样的下场。等他走了，我琢磨，当初既然革命，就有革命的各种后果在那儿等着你呢，哪一种后果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不能只想着自己得到的一定是那最好的结果。只能说别人赶上好结果了，你赶上坏的了，赶上哪个算哪个，但这要到最后才明白，一开始你是不知道的，以为光是好事在等着你呢。说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初倒是做了这个思想准备，可谁知道已经胜利了，还有牺牲呢，而且是这么个牺牲法儿，当个好人牺牲不要紧，另外一种牺牲是被打成坏人，然后被整死。我虽然是过来人，这样的事还是一辈子都想不明白啊。
冰锋只感到脊背阵阵发凉，简直毛骨悚然。他试探着问，您的意思是，我爸爸也是死得其所，虽然非其所愿？贺叔叔没有接他的话茬儿，自顾自地说，说实话，我回顾自己的一生，也就是老老实实，亦步亦趋，好歹活过来了。惟独想起你父亲，觉得有点难过，怎么说呢，活着的人面对死去的人，总是不无歉意。对不住你父亲啊。五七年批判你父亲，我也发过言，部里当时有记录，白纸黑字，我不否认。把他清退的时候，我也没敢表态反对，当然我反对也没有用，不知怎么回事，那个人——那时他还没坐到这位置——非要这么干不可，不能不让人疑心，好像真像你说的赶尽杀绝。但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就是这个法则。你父亲真正倒霉的是档案关系丢了，虽然事出偶然，但可能这比他被打成“右派”还严重，没有户口的人，在社会上就是危险分子。他最后走上绝路，说起来也和这有关。你父亲来北京治病，住处是我帮着找的，算是尽了一点点力；但当时要是不帮这个忙，你父亲可能还……至少是善终吧。
说到这儿，贺叔叔低下头去，冰锋看见他的头顶秃了，周围一圈头发也花白了。讲了一晚上，他的脸色越发黯淡，冰锋突然隐约有种说不清楚的担心。贺叔叔接着说，你父亲是自杀的，那时候叫畏罪自杀，不给办理火化，我想死者为大，就偷偷找部里开了个证明，写的是自然死亡。那个人听说了，还找我的碴儿，批评我立场不坚定，假公济私。我为此还写过检讨呢……不说这些了。你父亲死了，我真的很难过，虽然我们只是同事关系，谈不上深交，一辈子都没有像咱们俩这样推心置腹地聊过一次。
冰锋不知道说什么好。贺叔叔忽然显得振作起来，说，不是有句话叫向前看吗，都向前看，后边就没事了。最后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大部分被忘掉了，小部分虽然还被记住，但也记不真切了，或者干脆记反了。现在时间离得太近，当事人都还活着；等我们这些人都死了，也就什么都不是事了。你这辈人还知道有这么档子事，到了你的下一代，就根本不知道了，你就是跟他们说，他们也不会明白了。冰锋忍不住问，那样做过坏事的人不就逃脱了么？贺叔叔说，但是时间对他们也一视同仁啊，他们的功绩、荣耀、地位，甚至他们的名字，将来也会被忘记的。冰锋说，彼此都归于遗忘，就算把生前的事扯平了，您是这意思么？贺叔叔还是自顾自地说，还有一点，我刚才没说到，你那么恨那个人，也许只是因为他一直混得不错，到如今富贵显荣、耆德硕老，都占齐了。前几年清理“三种人”，听说有举报他的匿名信，但也不了了之。你不能接受的是这个结局，假如跟你父亲的结局对比一下的话。但说实话这也只能说是他比较幸运罢了。那个人在过去的年月里，也有可能被打倒，下场比你父亲还惨，那样你还会恨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