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西古希总结了自己50年以来研究、教学、治疗的工作和经验。这部著作提供了对当代各种性形态的一种深刻观察。 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从那时到现在，理论的内容已经有了很多改变。今天，性，已经不再是迷茫和革命的伟大隐喻。伟大的性学家福尔克马?西古希通过本书提出了性学理论。这本书是领域内首次涵括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新性学——因特网、性门户、性冷淡，新性别——变性、性别模糊以及新的表现形式——多元之爱（多重伴侣关系）、恋物癖等方面的内容。当然，历史上出现的形式，如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性虐待以及恋童癖，也在书中作了详细讨论。
作者介绍
福尔克马•西古希（Volkmar Sigusch），1973至2006年任歌德-法兰克福大学医院性科学研究所主任和特殊社会学教授。他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性学家之一，是德国性医学的开拓者和批判主义性科学的创建者。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实践主义者以及性与伴侣关系的治疗师。
部分摘录：
在两三百年前形成的现代的性欲和性行为的历史基因认知，显而易见地展现了不从社会角度思考的一种性欲性行为可以有着怎样的自然反射性和动物性。那个时期在我们中逐渐形成了这么一种关于人的认知理论的自我意识。“这”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即这个现代的人，因此是一种还非常新的（认知）成就。新结构主义将这种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历史起点，认定在1800年前后的两三百年之中；这种分析的主要结论也得到了诠释学家如法兰克（Frank，1990）的认同。按福柯的见解，在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几十年中，赋予自我权力并组织起来的主体踏进了知识的中心，引发了一场认识论上的变革。在此之前的传统认识论并没有为人设立一个人特定的和自有的独立领域：“在18世纪结束前，这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 并不存在。”福柯在他的《事物的秩序》（也有译为《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Foucault，1966/1993：373）中这么写道。现在首先是客观 领域和主观 能力在知识中占据了中心的地位，但这些我们曾经熟悉的认识论术语，比如：生活和生活力量、语言和语言能力、劳动和劳动力、性本能冲动和性欲性行为，似乎自一些时间以来又在我们中间消失了——并且也因为这期间“分形”的主体已溶解在“一种多重的小型自我之中”（Baudrillard，985：78）。
由于“这个人”在福柯的理论综合思考中，通过新的、普遍贯彻自我意识的“规定性”而作为出现在1800年前后的一个正在生活、讲话、工作和爱着的生物，便使得这么个“人”（因而也应当包括他的性爱和性别的那一面，但是福柯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同时也成为一个认知理论的问题，对“这个人”的“规定性”因此也就站在意识和系统以及意义建构的中心。“主体性”被思考为“普遍性”，“个人性”被思考为“特殊性”，“个体性”被思考为“单一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并被思考者在建构其意义的那一刻强制地置放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上。晚年的福柯忽视了由此造成的后果。
“规定性”可以被看做是福柯后继者在理论上设置的一个总体策略。话语事件或已经超越主体的话语（比较Foucault，1969/1992：41），这就意味着在越过主体边界（比如Foucault，1972/1977：5）的话语的理论切点上，在福柯对权力作系谱研究和分析的理论中便出现了“规定性”（比如：1976/1977：35；1978：119ff）。可以理解为这是对话语性（信息输出模式；Foucault，1969/1992：69，99）和非话语性（机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式的内容模式；同上：45，224）实践加以整合的一种特定历史的权力策略，这是一种从内（相同性）到外（其他人，沉默）的整合。这种规定性的具体内容不是由哲学，而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的。但是我不想将隐藏在这个定理后面的，并且也同时是扯断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红线的权力哲学一同加以话语性转换，而宁可将“客观性”称为“规定性”。
我把“客观性”理解为是一种社会性的设置。在这种设置中，话语的物质文化技术、象征性符号、生活实践、经济和知识形态都以网状的形式构成了一种互联的状态，从而对现实做出一种新的历史性建构。由于这类设置一旦得以稳定，就会不断地自我再生，在相对比较通常的社会学观察中便给人留下了其作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制约要素的深刻印象，而在相对比较通常的心理学和道德与法的观察中，这类设置又表现为常态和规范，似乎只有它们才是秩序、安宁和安全的唯一保障。除此之外，这类设置也经常将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呈现为自然的客观事件。
性的客观性使我们 的性欲和性行为在1800年前后的几十年中逐渐成为范畴、感觉和行动 —事实，而正是在这期间也诞生和确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因此可以说，那些我们 称之为性欲性行为的这个范畴，还极其年轻，是通过把狂热的性爱 作为一种社会形式而存在的；如我所说，这是自两三百年以来只经过几代人、只是得以在欧洲和北美普遍贯彻并与外界隔绝的戏剧化的一个范畴。
顺便要提及的是：性欲和性行为只是起源于欧美并只在那里才受到关注的一个范畴，因而将只有欧洲人和北美人参加的性科学家大会命名为“世界性学家大会”，以及将只累计了欧洲人和北美人数据的性功能障碍称为“世界统计数据”，如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ICD）所做的那样，未免有些自命不凡和荒谬。
5 性的形态 作为一个理论、美学和道德实践的范畴，性欲和性行为便成为一种既定世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世俗文化形成于西方宗教世界观的衰变以及商品生产、知识生产实验和商品交换社会问世之际。那个时代，当认识论脱离了宗教领域之后，才普遍形成了作为特定 的个人的性的感受，并因此为经验—心理学提供了前提条件，比如出现了《知己知彼》杂志（Gnothi sautón ）以及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在1783年发行第一版的杂志《认识你自己》；在19世纪中叶又出现了朱尔斯·米什莱（Jules Michelet）、保罗·迈特戈扎（Paolo Mantegazza）、卡尔·海因里希·乌尔利克斯（Karl Heinrich Ulrichs）的爱情和享受学；随后是比如克劳德-弗朗索瓦·米歇（Claude-Francois Michèa）、安布鲁瓦兹·塔迪厄（Ambroise Tardieu）、约翰·路德维希·卡斯帕（Johann Ludwig Casper）、乔治·比尔德（Georg M.Beard）、保罗·莫罗（Paul Moreau de Tours）、本雅明·塔诺夫斯基（Benjamin Tarnowski）、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帕斯奎尔·彭塔（Pasquale Penta）等人推广的性心理病理学；在19世纪末则又出现了比如阿尔伯特·莫尔（Albert Moll）、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马克斯·德斯沃（Max Dessoir）、阿尔伯特·奥伊伦堡（Albert Eulenburg）、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阿图尔·克隆菲尔德（Arthur Kronfeld）等人的性科学和性心理学，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以性的客观性为主导并综合了所有的客观条件后，设置了先前并不存在的一种关于人的性的范畴 。先前没有经过反思便被作为历来如此、作为上帝的恩赐或大自然所给予的人的性，这时都因为反思而分崩离析。性的残余碎片、性的自我意识、性心理和人自我的性欲性行为都成了人反思的对象，并通过反思而有了一种与先前完全不同的表象。上帝和宗教失去了原有的威望，理性与反思哲学成为新的最高审判机构。这就形成了另一种极端的个体化，即社会反过来变成一个有待于个体认同的社会。存在于个人中的普遍性从现在起则是在努力追求由一种被称为性欲性行为所组成的那部分生活，而这部分生活又充满了蠢蠢欲动的本能冲动、愿望、渴望和悲伤。正是这部分被称为性的生活从现在开始影响着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想象。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 的性欲性行为这个范畴（如同我们 的爱情这个范畴），起源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以它的理想、市场、科学技术、娱乐方式和便利的生活驱动所释放出的无限生产力，使个人的存在意志也随之极度高涨。生殖被分离出性的领域。而当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并得到社会认可之后，就会进入到社会的中心，以扩展自己和操纵社会，部分地出售自己和衍生自己的副产品：伴随着人的性 这个范畴的诞生，也就开始了人为争取计划生育、爱情自由、性和性别解放的斗争。
只有作为资本主义制造业的产物，现代人的性意识和性行为才得以出现，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困境才不再主要是缺乏食物的饥荒了；但与此同时，所有人的能力和能量都被作为自己独有的财富，进而作为可以交换的商品而被社会化。从“启蒙辩证法”（Horkheimer und Adorno，1947）的意义上说，解放与压制、满意与失败在这里相互纠结在了一起。但是如果从吃饭这个社会问题发展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性的问题，这无可置疑地是一种历史性成就；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在总体上赢得了资本主义之前那场古老的赤裸裸的生存斗争。但是在社会构建的社会化性形态中，性欲和性行动的压抑与释放，还是一个纠缠不清没有得以了结的问题；如同福柯在他的《性学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1976）开端所说的那样：在这种建构中，错误地强调了性压抑的倾向，而实际上性释放才是新的性形态的逻辑前提；没有释放，便没有新的社会化的性形态，更不要提其他如性形态的经验什么的了。以他众多的研究曾对批判主义性科学产生极大影响的福柯，受当时的性浪潮和学生运动影响，批判了威廉·赖希著作中提到的“压抑假定”以及赖穆特·赖歇在1968年发表的文章《性与阶级斗争》（Sexualität und Klassenkampf ）中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964年“去压抑化”（repressiven Entsublimierung）命题的争辩中对当时社会所做的“压抑”诊断（比较Foucault，1997/1999：44）。针对这类“压抑”理论，福柯强调指出：正是社会对性施加压抑的这种“权力”发展了一种策略，实现了一系列对性的规定，这些规定覆盖了社会的一切领域，甚至照亮了社会的最后一个地洞的角落；这些规定能使人的性欲性行为成为一种绯闻到处流传，能够通过一种强制的忏悔和坦白，来揭露和迫使人们承认自己不轨的性趣念头和行为；但正是社会权力的这类方法，使性变得伟大和重要，从而在社会中植入了新的性欲性行为形态以及新的性别认同。
如果迄今为止对“中世纪社会”的研究不是完全错误的话，那么就可以以它作为参照来对近代人“行为极端不一致”的特性进行比较（Elias，1939/1969，Bd.1：157f）。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也有译为“诺博特·伊里亚思”——译者注）通过对一种“独特的文明进程”的分析认为：需要持续几百年的时间，直到古老的欧洲人建立一种普遍有效的纪律和秩序、雇佣劳动、道德伦理和性欲性行为的规定，并且直到既能在社会秩序中显示出性的重要又能对此保持沉默之时，这个文明的进程才算是完成了。任何一种其他的“自然现象”都没有像性那样，既是如此被突出，又是如此被贬低 （Hirschfeld，1908：9）。这是一种自相矛盾，它必然导致人们对性持有永久的关注却又充满了冲突心理。这期间出现了众多我们无法想象的变化：从几代人聚居的大家庭，转变为小型和最核心的小家庭；从如同动物那样为种族繁衍而哺乳生育，转化为人对自我的关注；从上层社会的权宜婚姻，到普遍的爱情婚姻；从被看做因病或非常态人工授精的植入术，发展为排除授精可能的结扎术；从对变态的偏爱又发展为回归常态；从万人坑的群葬到个人的墓葬；等等。对一个还没有经历过具有他个人特点的性欲和性行为的（而这对一个当代人来说已是不言自明的事）中世纪的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坐在一个黑灯瞎火的影院里，正在看一部激起他性欲望的电影，“性的客体”就在可以随手抓摸的近处，但他却能把持住自己，克制自己的欲望，强迫自己放弃任何一种可能的“性攻击”。以资本主义驱动力和国家官僚机构为核心的新的社会形态越是包罗万象，对性本能和心理机制的研究就越会具有重要的意义。